大山深处的迁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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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岁开始，文安梅的双脚就会随着一种节奏起舞。那是她们彝族姑娘出嫁时都会跳的“阿妹戚托”传统舞蹈——“姑娘出嫁舞”。

阿妹戚托有着“东方踢踏舞”的美名，双脚一抬一落间，叩击地面的声音清脆有力。

十多年来，文安梅在贵州省内表演过舞蹈、参加过比赛。但她从未想过有一天，这双脚能同家乡6000多名村民一起迈出深山、挪出穷窝、奔向小康。

围困深山的贫穷被画上休止符

文安梅出生在贵州省黔西南州深度贫困乡镇晴隆县三宝彝族乡，当地以彝族和苗族为主。村落建在山坡上，周围是悬崖峭壁。老一辈傍山而居，但在许多年轻人看来，村子环境恶劣，让他们看不到希望。

乡里有一所小学。为了赶8点上课，孩子们要提前一小时走出家门。冬天，天还没亮，孩子们人手一只手电筒，才能照亮上学的方向。

进出乡里只有一条路，坑坑洼洼，村里人开玩笑：“兔子跑进来，出都出不去。”三宝乡人均耕地仅有九分地，“春种一遍坡，夏收一袋粮”，这方水土养不起这方人。

2017年，贵州省委向贫困宣战，下决心进行整乡搬迁。

少数民族贫困乡镇整体搬迁，在当地并无先例可循。当地政府另觅他处，在距离三宝乡46公里外的一块荒地上建起新房，延续三宝乡的烟火与未来。

2017年10月，当地政府组织上百名易地搬迁动员干部，很多从三宝乡走出去的年轻人参与其中。

接到去县里开会通知时，杨明巾正在晴隆县大厂镇大厂小学教书。一开始，她想离“搬迁”这事儿远远的。一家四口在镇上生活，老大刚上幼儿园，老二才7个月大，没断奶。回乡里医疗条件也不行，给孩子看病不方便。

但她还是回去了，家里人不愿意搬迁，父亲板着脸，弟媳甚至扬言要断绝关系，杨明巾不知如何开口，心里憋屈，只能偷着哭。

这是一场传统习俗和现代文明之间的对话，横在杨明巾面前的是一条沟壑，她要想办法带着家人跨过去。

“故土难离”的背后有着各种担忧。三宝乡虽然穷，却有着一亩三分地的保障，很多乡亲担心出去以后没了地就没了生计。苗族有个习俗，有人过世后，家人要围着自家的房子转着走，但搬到镇上，家家户户房子离得近，很不方便，这成了杨明巾父亲最大的担忧。

文安梅读到初中就去学舞蹈了，她希望能把阿妹戚托舞蹈传承发扬，更渴望下一代能接受良好的教育。她劝父亲要为下一代考虑，“弟弟们出去后要留在外面，你们早晚也要去和他们住。”

有那么一阵子，杨明巾近乎要放弃了。后来，她劝父母先去看看新住址，“搬不搬再说。”

三宝乡村民们的新家位于离晴隆县不远的地方，过去也是一片荒山，政府把这里作为三宝乡搬迁人口的安置点，并做了长远打算，不仅要留住三宝乡少数民族的风俗文化，更要把这里打造成吸引游客的民俗景区。

新家的名字就叫“阿妹戚托小镇”， 让人们永远记得三宝乡是这支舞的发源地。

小镇总面积1450亩，其中安置房17.63万平方米，可容纳搬迁户8000多名，停车位2142个。小镇地形为梯田式，建筑保持了吊脚楼的风格，山下是景区，山上是居民区，遵照苗族和彝族习俗，小镇还打造了“牛头山”和“虎头山”，远远望去，整个小镇就是一片优美的民族风景区。

2017年，三宝中小学率先完成搬迁，学校离居民区走路只有10分钟，孩子们对新学校的喜爱，引得一批村民们动了想搬出去的念头。

2018年3月，第一批搬迁居民住进小镇里，很快，第二批、第三批居民也签订了搬迁协议。三宝乡的村民开始和故乡一一告别，一场围困深山的贫穷就此被画上休止符。

搬得出、稳得住、有事做、能致富

“十三五”时期，贵州省计划实施易地扶贫搬迁188万人，其中建档立卡贫困人口150万人，在全国搬迁规模最大、人数最多，近200万群众搬出贫困大山、迎来崭新人生。

搬得出、稳得住、有事做、能致富，阻断了三宝乡的贫困代际传递，小镇百姓们迎来新的幸福生活。

住在阿妹戚托小镇的搬迁居民有了新的证件——一张蓝色的新市民居住证，被称为新市民。当地为每家新装修的房子配备了基本的家电，怕老年人用煤气不安全，改造成电磁炉做饭。

90后陈红珍是小镇新塘社区主任，她知道，搬来后，许多老人要重新调整生活习惯，“磨合”成为新市民们的必经过程。

镇上的一些老人不习惯用家里的防盗门，希望社区给他们换回原来老家里用的大锁头。工作人员解释说那种不太安全，并一遍遍交他们怎么用锁，最多的要教10多遍。一些上了岁数的老人出门容易迷路，小镇的街道上安装了摄像头，实时保障小镇安全。

文安梅的父母和弟弟们搬到离景区较近的一个100多平米的二层楼里，刚搬过来的时候，父亲还是惦记家里的地和水，没过多久，老人家拎着个水桶回到老家，去接了水，摘了菜地里的菜拿回小镇。

“成为了新市民，不好的习惯也要慢慢改掉。”有段时间，陈红珍没少做社区里的老人们的思想工作，让他们尽量少聚在一起喝酒，“动员搬迁是最难的，之后所有的问题都不是难题。”

为了让老人们能安放乡愁，三宝乡三个村被命名为贵州省少数民族特色村寨，整乡保留。在小镇的一个百花果园，留了一块土地让有意愿的老人们去种菜。

一些老人还是不适应，以前在家吃的是自己种的菜、养的家禽，花不上几个钱，但现在买菜、用电用水，哪个都要钱，不能再养家禽，老一辈渴望在小镇里有一份生计、一种归属感。

63岁的车朝美在小镇文旅集团找到了这份踏实感，作为年纪最大的群众演员，每天晚上七点多，他在家穿戴好彝族服装，就和邻居们一起下山到景区的广场准备演出。

年轻人也可以选择在这里担任舞蹈演员。白天，作为团长的文安梅带着大家排练，晚上表演，将苗族、彝族、布依族等少数民族文化用歌舞形式传递给八方来客。

晚上八点，广场上的音乐一起，90多名小镇妇女们，在灯光的映照下，跳起了阿妹戚托舞，成为小镇夜晚里最亮丽的风景。

家门口的幸福：一边赚钱一边带孙子

在贵州省另一个尚未脱贫地区——安顺市紫云县，57岁的陆尚琴作为易地搬迁到紫云县城南社区的新市民，找到在新家的归属感。

她精通苗族刺绣，现在每天走出家门，到楼下苗岭山花刺绣加工厂，一边赚钱一边带孙子。

工厂吸纳了当地160多名、平均年龄50岁左右的人员就业。她们通过刺绣、纺织和染布，手工制成一件件精美的苗族工艺品。

陆尚琴的儿子在外打工，家里三个孙子最小的两岁半。现在，她每天8点钟带着孙子到刺绣室做刺绣，每月工资两三千元，赚钱带娃两不误。她的苗族刺绣手艺很出色，一个手工绣片能卖到40元。这些手工艺品销往国内外市场，有的工艺品市价高达3600元。

让一些上了年纪的人在异地搬迁后过得体面、有获得感，是望谟县日上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牟小波特别关心的事情。他正在动员自己熟悉的在浙江义乌的企业主，考虑到这里来办公厂，“义乌工厂有的需要人工串珠链，这里的老年人也能胜任。”

牟小波正准备扩建一条新的生产线，他希望，这条生产线能给当地有劳动能力的老年人提供就业机会。

近年来，贵州省黔西南州望谟县易地搬迁人数达1.8万多人，迁入县里的群众分别居住在望谟县四个不同的安置点，在这群新市民中有9000多名劳动力，其中一部分人选择在外打工。

为了让更多居民留在家门口就业，县里有19家企业招聘了搬迁来的新市民，2019年9月成立的望谟县日上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研发制造光伏板、LED灯的企业，目前有员工20多人，一半是当地搬迁的新市民。

牟小波的公司总部在宁波，之所以来到望谟建厂，在他看来是“一举双得”的事情。在望谟县办工厂一度电仅需0.45元，比浙江便宜了一大半。同时，还能满足当地人的就业需求。

牟小波的公司生产高精度的光伏板，对员工的学历和年龄有一定要求，需要通过一段时间的培训，掌握技术才能上岗。虽然这里的员工技术能力赶不上东部地区，但牟小波坦言，长三角和珠三角的员工技能同样是日积月累训练出来的，假以时日，西南地区的员工技能也会整体提高。

在贵州省黔西南州望谟县平郎社区，有间刚落成不久的图书馆，成为社区易地搬迁来的孩子们经常打卡的地方。图书馆名为“warm”，取望谟二字的谐音，当地政府希望用一座图书馆温暖一座城。

平郎社区安置易地搬迁居民多达7500多人，其中，6岁～16岁的青少年有1700多人。让孩子们从小养成阅读的习惯，家门口的“图书馆”就是最好的去处。

为了让孩子们一眼爱上图书馆，来自上海和成都的建筑设计师以“处处可见书”的理念设计了一间200多平米的图书馆，阅读、借阅全部免费，有适合少儿的绘本室，也有适合年轻人、成人的专业书籍。

在浙江打工的喻小红搬到新家之后，放弃了去外面打工的念头。现在，他下班后就会带着4岁多的女儿到家门口的图书馆，钻进“知识的海洋”。喻小红觉得，这样的成长环境有助于从小培养女儿的阅读习惯。

负责图书馆运营的共青团望谟县委书记廖基娟说，当地搬迁居民以少数民族为主，为了让孩子们能安放乡愁、不忘习俗，图书馆会不定期举办一些具有少数民族特色的手工课、绘画课，“我们希望孩子的成长有书香相伴，看着书长大。”

来源：中国青年报客户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