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济南的年味：年俗化为乌有

一定要谈论俗的话，需要以信息检索的方式打捞幼年记忆，否则我将哑口无言。在祖辈的老屋还未因老人离世和买卖租赁而溃败时，离散在都市与县城的兄弟姐妹，与留居在乡间的兄弟姐妹，都围绕这个家族的老人而汇流聚首。

山东农村寒冬的萧索，因红色门联与年画的张贴而冲淡，各处的孩子堆成一窝，亲热闹腾哈着热气，贴了满墙旧报纸的睡房有一股陈旧的霉香（我一直觉得老屋的霉味是一种香），厨房风箱呼啦啦出来的风有饭意，沾满霜糖或芝麻的果（北方如此称呼点心）满手抓着。妇女与孩童坐低矮的桌，男人们在高桌上高谈碰杯，饮酒过度，发生口角，并再度言和。

传统乡土的男女图景在山东农村被脉络清晰地承袭着，敬畏祖宗，男耕女织，大胖儿子，这些长久、规矩与令人欢喜的事物，在过年团聚的场合一并展演。在崇尚高大、有力、粗糙和实在的北方乡村，劳作也好，穷苦的心情也好，都在新年的节庆中迎来告一段落的欢愉。男人们与女人们收起平日的暴躁或碎嘴，集中表现孝顺，老人的地位是一年里最为彰显的时刻。

我已经遗忘了那些富有仪式感的习俗，只记得被长辈要求磕头时强硬的不服，被哥哥姐姐高举或背着乱跑时的快活，以及被北方农村极度的生冷所打击时，哭闹着要求提前结束团聚而速回县城楼房温室的渴望。回到县城，过年的酒席排得很长，一个家属院、一栋楼的人，亲戚、朋友，父母辈的朋友圈裹挟着他们各自家庭的小朋友，将集体主义生活的聚餐从年前排到十五。入夜，喝醉的大老爷们儿互相扶持着，回到家抱起马桶呕吐。在旁边，女人递上热水和责骂，一如往常。

听父亲讲起他幼时在农村过年的热闹，我有一种单纯的羡慕。他描述了许多富有敬畏感的习俗，而这些内容只能以他的语言节奏去复述：“农历腊月23这天，要把家里打扫得干干净净，说是灶王爷这天上天汇报工作，人们怕灶王爷在玉皇大帝那儿说这家坏话。年三十儿这天家家贴门联，粮仓上贴酉字，贴福字等，到了天黑还要请家亲，家里八仙桌摆上茶具冲上茶，然后带上三柱香和鞭炮，到村边先把鞭炮拉了，再念叨念叨要请的故去老人，‘跟我回家过年’，然后拿着香头也不回地往家走，路上遇到他人也不能说话，到家后给请来的故去老人倒上茶水，晚上还要上贡，贡品有鸡，鱼，肉等，上贡的菜要单数，还要倒上酒。这天兄弟们都要围着老人过年，喝酒吃饭，晚上要守夜，过了12点才能睡觉。晚上还要洗脚，据说是来年丰收粮食。三十晚上要把初一的饺子包好，初一不干活洗衣服，这天光玩。初一要早起给村里的长辈们拜年磕头，一般老人要准备点零钱，给磕头的孩子们。初二开始了走亲访友的大幕，路上到处都是走亲戚的人，大包小包的，以前没车，都是拿个棍棒背着馒头，饼干，酒，肉等，走着串亲戚的，你来我往的，那时到亲戚家要住下，吃了饭才回家的，一般出去就是一天。到初五这天晚上拜上贡品，送三十儿晚上请来的故去老人回家，念叨念叨如‘爷奶奶年过了，回你们自己的家吧’等，然后不能回头，把老人送到村外，路上不能和人说话。到了正月十五这天，要做好多油灯，有用面做的，也有白菜疙瘩，萝卜做的，里面加上油，再安上个棉线做的灯芯，每个房间都点上，大门外也点上。”

山东作家莫言小说改编而成的电影《红高粱》剧照。

父亲的新年仪式对我而言是高度陌生化的。从前人们只是这样生活，如今再说“年俗”，往往已是事后追溯。城市软化、文明化或者异化了过年的程式，人情离散，北方繁复的年俗化为乌有。

我们一家的新年早已阔别了农村，老人被接到城市照顾，亲戚天南海北地来聚一餐，多是男人们驱车回村里探亲访友。小孩子是可以不守年俗规矩的，他们甚至对此缺乏认知，而缺乏传统根基的仪式往往趋于荒谬。山东人专有的那种过度沸腾的热情，在今天城市的团聚中比从前要冷却了，一挂鞭炮，一曲终结春晚的《难忘今宵》，由一个核心家庭的成员秘密分享。初一拜年时的热乎话飞快地鸟兽四散了，邻居桌上的糖果对一个成年人而言已毫无滋味，只有老人依旧是所有团聚之中地心引力一样的存在。

那些个春节里，试过在潮湿的南方校园独自煮食火锅的除夕，与昔日恋人去异国旅行的除夕，如今还是更愿意说着变味儿的方言，回到家与父母瘫在一张沙发上，咬几口饺子，看百无聊赖的春晚，抢鸡零狗碎的红包，或认真或敷衍地来回往复着“过年好”的手机讯息。对我而言，年俗如今只是简单的团聚，它的仪式感来自一种义务性的迫切，年轻的人在春运浪潮义无反顾地扑腾并耗尽年末最后的体力，以期在特殊的日子见到阔别已久的亲人。写到这里，想马上返程归乡了。

作者：新京报记者 董牧孜

编辑：张进 董木子 校对：赵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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