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四十周年丨大疆创新的自尊心

文/宋少卿 亿欧专栏作者

“在居民楼内办公，主营业务是做无人机飞控，创始人一边读研一边经营公司，起步资金来自奖学金……”

这是2006年刚成立时的大疆，跟每个前途未补的草根创业团队一样，任何一点变故都可能让这家公司立刻倒闭。但偏偏就是这家中国小公司，成为日后占据全球消费级无人机70%市场份额的独角兽。

吴军的《浪潮之巅》序言中有这样一段话，为大疆的崛起提供了一个全局视角。

“近一百多年来，总有一些公司很幸运地、有意识或者无意识地站在技术革命的浪尖之上。一旦处在了那个位置，即使不做任何事，也可以随着波浪顺顺当当地向前漂个十年甚至更长的时间。在这十几年间，它们代表着科技的浪潮，直到下一波浪潮的来临。”

按照作者吴军的理论，假如不存在大疆这家公司，民用无人机的科技浪潮也一定会滚滚而来，大疆则是那个赶上了风口浪尖的幸运儿。但如果抛开时代因素去研究大疆成功的内因，回顾它从0到1的若干细节，自尊心或许是一个适合的解释。

大疆与华强北

“1979年，那是一个春天。有一位老人在中国的南海边画了一个圈。”——————《春天的故事》

大疆是一家在深圳土生土长的企业，无疑享受了改革开放的红利，也见证了深圳电子元器件行业的变革。

1979年是改革开放提出的第二年，这一年深圳被划为出口特区，引进外资，发力制造业，其中就包含电子工业。政府通过税收、土地等多方面施行优惠政策，吸引电子工业企业入驻。当年9月，广东省政府决定将地处粤北山区从事电子工业的三个省属小厂迁入深圳，共同组建成深圳华强电子工业公司，华强工厂附近的一条路便命名为华强路。从1983年开始，华强路北侧的上步工业区聚集了一批电子工厂。又过了5年，电子工厂带动了附近电子元器件交易的蓬勃发展，从1988年开始这片区域逐渐转型为商业区，90年代就成为享誉全国的电子一条街：华强北。

一提到华强北，大众通常会联想到各种山寨电子产品。但不得不承认，华强北正是深圳电子行业繁荣的缩影。在这片不足2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流传着诞生50位亿万富翁的传奇故事，赚快钱的氛围吸引大批生意人聚集于此。

不过，生意人能看到商机，却没有看到表象后的趋势。

改革开放后，国资和民营背景的电子制造商在深圳扎根。但由于起步较晚，国产制造商早期以来料加工为主，生产的多为低端元器件，技术含量较高的中高端仍需进口。生产制造的分工造成了电子产品的模块化设计，华强北商家便有了做集成的机会。在功能机时代，商家只要拿到了芯片，即使不懂技术也能组装出一部像样的山寨手机。然而时过境迁，经过二十多年的发展，电子产品的复杂程度大增，终端商的品牌保护意识加强，华强北的山寨生意越来越难做。

另一方面，国产制造商从以前的生产低端元件，到后来也可以生产某些中端元件。元器件品类增加、价格下降，让新一代硬件研发团队的技术变现成为现实，大疆就是典型。刚成立的大疆没有明确商业模式，但为了团队生存，创始人汪滔将装有自主研发飞控的整机放到航模论坛售卖。汪滔回忆，大疆第一个产品卖了5万元，成本只有1.5万。

虽说初次试水就尝到了甜头，但汪滔意识到赚快钱不是创业的初衷，继续把精力放在飞控研发上，没日没夜地做新产品，公司幸运地躲过了快钱的诱惑。

2006年，华强北山寨手机生意正如火如荼，大疆团队却没日没夜地研发新产品。汪滔似乎代表着新一代创业者，跟华强北的生意人们打了一个十年的赌。而最终的结果是，汪滔在2016年深圳双创周上扬眉吐气地说：“有不少创业的人喜欢赶风口、炒概念、投机取巧，这些做法门虽然宽，路虽然大，然而却无法带来实实在在的创新，既是对创新精神的误读，也是对创业环境的破坏。”

汪滔的自尊心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邓小平

大疆的创新文化根源要从创始人汪滔的个性说起。

汪滔1980年出生于浙江杭州的一个小康之家，1980年是深圳成为经济特区的一年，也是计划生育施行的一年。像大多数80后独生子女一样，汪滔有着很强的自尊心，对事认真而执拗。而自尊心这种东西，最怕受到挫折的挑战，尤其是在自我认为擅长的领域。

在汪滔跟无人机打交道的早些年，有两次至关重要的摔机事件，促成了他对产品近乎完美的追求。

第一次摔机是在高中。汪滔最早是通过一本叫《动脑筋爷爷》的漫画书认识了航模，对航模产生了兴趣。16岁那年，父亲给他买了第一架航模直升机，但是试飞后，汪滔发现飞机根本不能自由悬停，加上操控不便，飞机刚飞上天不久就掉下来。这次摔机虽未触及自尊心，但让他看到了理想和现实的距离。

另一次摔机是在第二次读本科时。2003年，在华东师范大学电子系读到大三的汪滔不甘平庸选择退学，向斯坦福、麻省理工等世界名校发出入学申请，由于成绩不算拔尖，汪滔的申请遭到拒绝，最终退而求其次选择了香港科技大学。在香港科技大学求学第三年，汪滔接触硬件研发，却发现即便过了这么多年，直升机自由悬停问题依然没有解决，于是把本科毕业设计定在直升机的核心部件：飞行控制系统。但是在最后毕业演示时，汪滔的飞机还是摔了。

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失败的毕业设计得了一个C，但汪滔却被李泽湘教授看中，得以继续攻读研究生。在李泽湘的鼓励下，汪滔在读研的同时创业。为兼顾两边，汪滔创业初期经常熬夜到凌晨5点，对产品的要求丝毫不敢懈怠。后来这种追求完美产品的要求愈演愈烈，细到规定一颗螺丝拧的松紧程度。汪滔甚至把对产品的严苛变相转变为管理制度，曾要求员工写“时报”，记录每个小时做了什么。

即便对产品如此苛刻，大疆还是免不了受到质疑。2016年7月腾讯记者发表一篇名为《大疆无人机神话破灭?炸机事故频发》的文章，文中称“仅仅在2016年6月，大疆无人机发生的炸机事件就超过30起，这其中还包括无人机在公共场所砸伤人的事故”。这篇文章彻底激怒了汪滔，据说他直接文章转发给马化腾，随后发表公开信回击，闹得沸沸扬扬。

作为一个产品型CEO，汪滔把他的自尊心以产品的形式带入公司文化，这一点决定了大疆的产品能够脱颖而出。

大胆进军消费级市场

“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敢于试验，不能像小脚女人一样。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邓小平

大疆早期的盈利模式跟如今初创无人机公司类似，自主研发核心零部件，然后组装整机，向B端市场出售。2B模式单价高，当时一台无人机售价约20万。意味着搞定一个大客户，公司整年的温饱就有了保障。尤其2008年汶川地震后，大众看到了无人机在救援、勘察上的表现，无人机的社会价值被凸现出来。在大形势向好的情况下，大疆的业务顺水推舟，曾单次卖出20台无人机。

市场的良好表现进一步增强了汪滔对产品的信心，这种信心在2010年之后变成征服国际市场的野心。2010年，大疆在一家上游供应商处得到信息，市场上涌现出越来越多的多旋翼无人机产品。团队闻讯后查询了市场上的多旋翼无人机产品，却发现没有一个足够完美的产品。或许是受到深圳“敢为天下先”的城市理念的影响，汪滔在当年做出了一个改变大疆命运的决定：做多旋翼无人机，并发力2C市场。

2011年，大疆发布了多旋翼无人机飞控悟空M，并推出第一款消费级产品“风火轮”，但这款产品在市场上波澜不惊。转机出现在2012年，大疆打造了一款做工优良的多旋翼产品“精灵”（Phantom），随后被美国人奎恩发现。奎恩将Phantom进而引进北美市场，出乎意料地获得了消费者的追捧，自此之后大疆的营收扶摇直上。

“2010年销售额仅300多万元，而2014年营收却近30亿元，5年翻了100倍。”

“大疆2015年营收10亿美元，净利润2.5亿美元。”

“大疆2016年销售额超百亿元，消费级无人机境外收入占八成。”

“2017年的销售额达到人民币180亿元。”

从媒体曝光的数据来看，大疆在最顺的几年，营收以近乎百倍的速度增长。

然而，人红是非多。在大洋彼岸的美国，运动相机厂商GoPro同样为热爱户外拍摄的年轻人推出摄像产品，广受好评，同大疆一时瑜亮。2013年，风头正劲GoPro看到消费级无人机的红利，企图分一杯羹，便与大疆协商合作生产一款搭载GoPro相机的无人机，但GoPro自恃为体量更大的一方，要求拿走合作里三分之二的利润，最终双方不欢而散。

大疆和GoPro分别代表着中美最顶尖的创新力，二者的区别在于：GoPro在2014年便上市，但大疆迟迟不登陆资本市场。在决裂之后，大疆重拾自尊心，自行研发摄像系统，从一家无人机厂商升级成摄像机厂商，增加了云台相机产品线。GoPro为挽回颜面，也只能自行研发无人机。然而，GoPro自2014年开始盲目扩张内容媒体业务，导致营收下滑，其Karma无人机被迫跳票，直到2016年9月才推向市场。而Karma设计理念也跟主流大相径庭，用户必须购买运动相机才能使用Karma无人机进行拍摄。

结果Karma没有成为救世主，GoPro不断爆出裁员消息，股价一蹶不振。2018年1月，GoPro再次传出裁员消息，裁员主要集中在航拍部门，即负责Karma的部门，意味着GoPro进军无人机的计划失败。

大疆的自尊心又一次保住了。

商业是一个二级混沌系统，其中一个人、一家公司、一个国家的成功，都有多方面的内因和外因。内因可以让一家公司脱颖而出，而外因决定了这家公司能走多远。不难看出，大疆发展到今天，跟中国改革开放的进程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大疆创新的自尊心也是新时代的科技创业者自尊心的缩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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