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书写需直面故土新现实新气象

中国西部吕梁山麓下的一座村庄，这几天牵动了许多文学爱好者的视线——新落成的“种子影院”和“新浪潮书店”向村民开放，现代摩登建筑和当地老工业产房比邻交错；40余名作家、诗人、批评家、建筑师，从全国汇聚于此，他们住在乡村，谈论乡村，展开一系列讲座、交流和对话……这一“非典型”乡村景象，却恰恰释放出信号：乡村书写有了新的可能。山西汾阳贾家庄前不久闭幕的首届吕梁文学季，聚焦“从乡村出发的写作”主题，力求通过“返乡”和“书写”的互动，为现实实践提供思想资源与启示。

持续八天的文学季现场，阿来、格非、欧阳江河等多位作家直言，随着乡村变革日益走向城乡交融发展阶段，乡村世界在新时代重焕生机和活力。前些年人们熟悉的是“进城打工潮”，而近年来随着国家乡村振兴战略实施，“返乡创业潮”兴起，一部分进城打工者重回故乡，或高频辗转城乡之间，另一些有知识有技术的城里人也看准机遇转向乡村开发建设。作家能否敏锐捕捉到这种历史递变与现实情势，以独特的创作视角写出乡村社会的新现实和新气象？

有学者提醒，与当前的火热现实生活相比，一些作品显得单薄和窄狭，仅仅沦为无力的“一声叹息”，或流于“空山”“留守”模式的套路化、标签式描摹，缺乏处理新经验、呼应新时代的能力。如果不能在更广阔社会背景下考量乡土经验，作家很容易就在转型期失去了最佳的观察和创作视角。

立足新经验的返乡书写，拼出有温度的中国乡村图景

从九年前《中国在梁庄》系列非虚构书写，到近年来《近乡情更怯，春节回家看什么》《一个农民儿媳眼中的农村图景》等文学博士的“返乡笔记”，无一不是“爆款”，引发许多读者共鸣，激荡起绵延不绝的话题涟漪。

“这些有温度、有个性的返乡书写，发挥了文学最原始的力量：情感和真实。创作者没有对乡村大地上的新变化视而不见，主动建立起与现实的深刻关联。”阿来告诉记者，人口流动大背景下城乡社会剧烈变迁，横跨城乡两个区域、拥有多地生活经验的群体日益庞大，乡村不只是出发的地方，也是归来的地方。“以前写乡村，有个老办法是蹲点，在村庄采风几天，观察当地一些村民的言行举止、情感反应模式，创作就完事了。但今天的乡村，一村一个样。中国乡村形态和概念来到了十字路口，为文学记录时代变化带来巨大挑战。”他谈到，张口就来的“把酒话桑麻”或“乡音无改鬓毛衰”的古典审美难以再现；眼下隔个三五年，乡村就很可能不是原来的样子，贾家庄就展示了乡村另一种可能的端倪。

“今天整体性的中国乡村叙事，似乎已是不可能。而这其中的缝隙和参差，恰恰为乡村书写提供了巨大阐释空间。游走于城乡之间，才可能发现这种差异性。”中国新散文运动代表性作家之一张锐锋，18岁才离开乡村，“我们离开家乡后一直想寻找自己的精神家园，乡村深埋着巨大的认知结构，就像露出水面的石头，只能看到一角，蕴藏着深不可测的能量。”

因此，不同创作者基于鲜活个体或家族经验的温度书写，再现了各自的“一角”，从而拼出相对真实有活力的中国乡村图景。无论是阿来《机村史诗》以去中心化花瓣式故事框架再现藏族乡村群像，格非《望春风》书写近半个世纪的返乡之旅，还是葛水平《活水》将深藏大山不被世人所知的风景一一召唤出来，都在不同程度上唤起读者的阅读认同。《活水》洋溢着山里人的大悲大喜、敢爱敢当，串起拉二胡、杀猪、做豆腐、打铁等日常图景，没有一味的戏剧化冲突或是刚硬的时代符号，村民们也不再是模糊的人物、类型化脸谱化角色，而是充满了生活质感。

跳出僵局，别让标签遮蔽了乡村的复杂性与多义性

面对广大农村的沧桑巨变，作家应看到，村庄有没落和困境，但也有困境中的转机和新生。直面乡村的历史脉动、发展路向，跳出“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二元框架，创作者需警惕“田园牧歌”式的浪漫美化投射，或是对乡村充满优越感的俯视，流于“挽歌式”缅怀叹息。

“贴标签是容易的，但往往也是单一的、主观的，作家需警惕以新的刻板印象遮蔽乡土社会的丰富性与可能性。”阿来说，当下城市和乡村之间并没有那么泾渭分明，如果依然困在旧套路，对新变化、新事物视而不见，就无法跳出乡村写作模式化框框。比如他写机村史诗系列时，要选几个乡村代表性物件，有人劝他写“磨坊”，但阿来觉得这无法呈现半个多世纪以来乡村与外界的互动，最后他选中“马车”“电话”“脱粒机”等“非典型意象”，“在新的社会变革和现实关系下，重塑城乡关系、以城乡良性互动为思考目标与视野，探索人们的生存变化、情感波动和命运走向，是乡村文学写作的一次再出发，也是打破近年模式化创作僵局的内在要求。”

诚如多年投身当代中国乡村建设的学者潘家恩所说，“返乡”与“书写”的互动，既提醒我们思考文学如何获得真正有效的现实介入能力，也能促使作家学者在自省中有机会跳出书本和理论，重新发现丰富复杂而又充满张力的乡土社会。

原文转自：文汇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