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光中先生散文用典的倾向与得失
用典是余光中进行散文革新、语言实验的艺术手法。余光中对典故的特质及用法有清晰深刻的认识。他的用典倾向，在于通过活用，充分发挥典故引发想象的媒介作用，使读者融合经验、记忆、想象，获得更丰富的审美体验，具体则采用化用古诗文为典、密集用典、今昔对照等手段来实现。
他的用典方式，既是文学积淀的自然外放，又是有的放矢的巧妙策略。他的用典试验，既有精彩的营构，锻造出许多达到艺术预期的佳句；也存在文美意乖、貌合神离的瑕疵，破坏了整体的美感。倾心于语言艺术试炼的余光中，为我们提供了一种艺术水平较高的散文用典途径，他在文字炼丹过程中的疏漏，则值得我们引为鉴戒。
用典是中国文学的一大修辞手法，是民族心理、审美习惯的典型表达方式。诗人出身的余光中，深于修辞、老于文字，对用典手法有着自己独到的体会，在散文创作中较为重视发挥其效用。他曾在《凤·鸦·鹑》一文中细致论述了用典的特性、意义，以及活用、死用的优劣，为写作张纲明目、确立方向。可以说，用典手法是他汲取了中国文学传统的经验和西方文学特别是艾略特的诗学精髓，结合自身诗歌创作经验，应用到散文创作中去的。
对于余光中散文用典的成绩，论者褒贬不一。褒之者说他“用典之多，知识味道之浓，几乎是空前的”，“中外古今，举凡文学的，或与文学有关，种种事象典故，都给他熔铸了”。批评者，如郭枫《繁华一季，尽得风骚———初论余光中的散文》一文，认为他“大量堆砌典故”，而“生吞活剥地驱策典故，适足以破坏文字的雅洁，也阻碍了散文韵味的凝聚和风格的成形。”
用典之多无疑是余氏散文的显著特点，但论其散文的用典艺术，若只看这点，是尚在表面，未搔到痒处。至于他如何驱策典故，即是否“生吞活剥”“堆砌”，何处如此，或者如何“熔铸”，则需进行体验式的评判，在理会作者文意的同时，结合作者的用典主张，根据相关文学规律来讨论。
我们讨论余光中散文的用典艺术，实际上以他20 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抒情散文”为主要对象，即收在《逍遥游》《望乡的牧神》《焚鹤人》《听听那冷雨》《青青边愁》等文集中的“自传性的抒情散文”。20世纪 80 年代以后，余光中的创作观念有所变化，他在《记忆像铁轨一样长·自序》中写道：“三十几岁时，我确是相当以诗为文，甚至有点主张为文近诗。
现在，我的看法变了，做法也跟着变了。”他一方面更倾向于“追求清明的知性”的“本位散文”，文类上小品和游记的数量增多； 一方面追求“富而不炫”的境界，文风趋于平淡，对写作技巧的热衷度降低，用典减少且个性不甚突出。而正值生命和创作盛年的六七十年代，一方面，是他进行文字炼丹、锐意革新的阶段; 另一方面，是他“左手为文”，文风上“为文近诗”的阶段。
余光中大量用典，正处于这一时期，与他当时的散文艺术追求与文风桴鼓相应，也是他的观念实践和风格形成的一部分。概而言手法，有特定的倾向和独特的风貌。以下，我们对余光中散文用典的倾向以及具体的运作手段、相应的面貌作一概括和探讨，并结合具体例子讨论此种创作倾向和手段的得失。
余光中为文，追求弹性、密度、质料三重品性：“弹性”是对文章兼容性的要求，“不妨容纳一些文言的句法，使句法简洁些，浑成些”; “密度”要求“在一定的篇幅中( 或一定的字数内) 满足读者对于美感要求的分量”; “质料”是“构成全篇散文的个别的字或词底品质”，决定着散文趣味及境界的高下。
用典恰好可以使文章在一定程度上达到这样的期望: 典故词语，特别是由古诗文词句而来的典故词，是本已精炼语言的再度锤锻，具有丰富画面与历史内容，能够给予读者广阔的想象空间，成为了凝聚记忆与想象、往昔经验与目前经验、集体经验与个体经验的综合体。
借用余光中在诗集《隔水观音》的后记中论诗的话来说，是“像古今互证的诗那样利用联想、影射、对比等等滚成一个大雪球”。文辞由此变得雅洁丰厚，正可带来一种重重叠叠、深广绵渺的密度，可以建构顾盼可见、连环高耸的文字楼阁，可以使若干语句达成三项要求。因而，在余光中反思五四以来白话文的得失，吸取中西古今文法精华，构建新型散文的过程中，用典自然成为了一个重要手段。
他认识到用典不仅仅是文学修辞，还有着心理学的意义，因而活用所围绕的中心，仍在于对于想象的引发。可见，他的用典倾向，在于通过活用，充分发挥典故引发想象的媒介作用，由此使读者融合经验、记忆、想象，获得更丰富的审美体验，同时也铸成美文。
这既是他的理论认识，也是创作中的着力方向。余光中在作于三十余年后(1995年) 的讨论诗歌艺术的《不信九阍叫不应》一文的注释中，再度总结用典的功效，仍是对这一宗旨的申发: “用典的功效，是以民族的大记忆( 历史) 或集体想象( 神话、传说、名著) 来印证小我的经验，俾引发同情、共鸣。”并且还颇为得意地在作为文集总序的《炼石补天蔚晚霞》一文中再加引用。可见注重用典的引发功效，是他一以贯之的追求。
余光中的散文富于诗意，往往被目为“以诗为文”，大量化用古诗文正是他散文的一大面貌。余光中酷爱熔铸古诗文为文辞，具体形式为三种:撷取或浓缩为典故词，演绎为文，以及直接引用为文。其中，直引或化用，只取文辞与基本语意而无深意，属于广义用典的词句，如《听听那冷雨》中“无论是疏雨滴梧桐，或是骤雨打荷叶”，“蛙声沉了阁阁，秋天的虫吟也减了唧唧”等句，可见学力。
而融入个人经验，有所寄意的，取化用之形、行用典之神的词句，可见匠心，最见功力。这一类是他的观念实践和语言试炼的成品，我们放在后文详细讨论。在实际写作中，余光中较多地化用读者较为熟悉的诗文，这样既可避免生典僻典之弊，又容易唤起读者广泛的集体经验。而他讲究贯注个体、集体经验的活用，又可避免典故的堆砌。这些倘若一一达成，则不失为一种圆融自足的理论与实践。
可见，余光中用典，有时稍显随意，未加细究。或许是才子型的文章健笔所至，不免有所疏漏;或许是受艾略特的遵从心理逻辑的影响而有意为之，“艾略特认为……读者应该听任诗中的意象自行进入他那处于敏感状态的记忆之中，不必考察那些意象用得是否得当，最终自然会收到很好的鉴赏效果。”不管原因如何，实际效果并不理想，也未能达到他的预期，反有他所不满的“隔”的情况，成了“欣赏障”。
他在乎活用，不愿胶柱鼓瑟，却不免有所疏忽而未能切合文意; 他本反对把典故作为炫耀学问的工具，却因急于唤起读者的想象，使典故成为刻意的工具。不过庆幸的是，这些瑕疵，在余光中在之后的作品中，被炉火烧炼了。“余光中的用典经历了凌乱到节制，从略做作到无凿痕，意象简约明晰。”这段对于余光中诗歌用典的评价文字，同样可以拿来说他的散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