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艺谋构想新电影 对艺术的执著 让我觉得 他是值得我尊重的人

因为在香港拍戏，时间比较充裕，这次张艺谋没有找别人代笔，由刘恒写了初稿，张艺谋自己改了二稿。 对于作家来说，小说就像是自己的儿子，要他在原作的基础上作较大改动，那是非常难的一件事。尽管小说中有很多东西是张艺谋所喜欢的，却也有些东西是张艺谋所不喜欢甚至潜意识里在回避的。比如其中有杨金山用200亩山地换亲，而菊豆的父亲却因为得到这些地而成为地主，在新中国成立后发生一系列事件。在20世纪80年代末，国内已经非常开放，许多固有的观念已经不再是障碍，可张艺谋仍然十分小心，尤其对与他本人的出身有关的一些要素，他似乎刻意去回避。

就作品本身来说，故事起始于抗日战争时期，又经历了解放战争、新中国成立以及"文化大革命"，时间太长，叙述上肯定存在一些问题，结构容易松散。更何况，即使是在小说中这些时代背景也显得并不十分重要。所以，张艺谋进行改编的时候，第一个要考虑的便是将时代背景虚化。考虑好了时代背景，张艺谋接着考虑的是主人公的生活背景。小说中，主人公是农民，张艺谋对农民也是非常了解的，对于这一点他十分认同。可只要认真思考一番便会发现问题。小说的叙事手法可以天马行空，一句话就可以横跨几十年、几千里。可电影却不行，电影需要人们看得懂，还得时时刻刻抓住观众的眼球，同时还要考虑制作成本，这就要求电影所用的外景极其集中。此外，张艺谋是摄影师出身，非常讲究视觉效果，而他所强调的视觉又与外景地形而上的要素密切相关。刘恒的故事发生在一个山村，那么，怎样找到这个山村本身最突出的形式上的特点呢？构思这些的时候，张艺谋想到了染坊。他特别重视色彩，而染坊恰恰就是旧中国社会中最有色彩的地方。除此之外，整个戏如果都在染坊里发生，线条就会极其简捷，处理起来也容易得多。

张艺谋显然对《伏羲伏羲》这个名字也有自己的看法，虽说伏羲是中国的一尊神，可电影是给普通人看的，片名当然是越通俗越好。他更倾向于直接用片中女主人公的名字作为片名，这就是《菊豆》了。1989年6月1日，张艺谋在北京北太平庄湖南办事处召开剧本讨论会。这次讨论会，除了原作者刘恒之外，还有一个后来和张艺谋有深度合作的人出现，他便是日后被称为张艺谋"御用编剧"的王斌。王斌祖籍山东，出生于福州。这天，是王斌和张艺谋第一次相识。王斌回忆说："张艺谋非常谦逊，一交谈，我们发现彼此的观点以及对电影结构的看法非常一致。张艺谋很聪明，他对人性有洞察力，特别是对完美主义、对艺术的执著，让我觉得，他是值得我尊重的人。"

这次讨论会原计划10日结束，前后10天时间。然而，这次讨论并没有完全按照计划进行，因为那年春夏之交的动乱，他们不得不匆匆结束。当时，公共汽车已经全部停开，街面上很难看到几个行人，只有地铁还在正常运行。张艺谋和摄制组的几个人只好用自行车将刘恒和王斌等送到地铁站。

本子讨论得差不多了，摄制组开始四处物色演员。

女主角是巩俐，这是肯定的。《红高粱》之后的所有戏，张艺谋也都为巩俐量身订造。这也正是后来人们认为是张艺谋造就了巩俐的原因之一。

剧中男性演员有好几个，第一男主角是杨天青，他在剧中的分量仅次于菊豆；在刘恒的小说中，杨天青的分量甚至是远远重于菊豆的。张艺谋考虑的不一样，他在考虑作品所要表现的那种内在文化的力量时想到了一个关键词：反抗。无论是杨天青还是菊豆，他们所做的都是对传统文化中那些压制人性的东西进行反抗。既然要表现反抗，女性的反抗就会比男性的反抗更显得有张力，也更为惊心动魄。所以，张艺谋将小说中杨金山这个角色弱化了，将更多的空间让给了菊豆。任何一个导演都会遇到一个难题，那就是：演员不会演怎么办？就算是最有演技的演员，也存在对某一角色的某场戏把握不准的时候。遇到这种情况，既有可能是剧本本身存在情感定位不准的问题，也有可能是演员本身的演技问题，还有可能是演员临场状态的问题。这样的事情导演们极其常见地遇到，所以一个好导演必须具备两大素质：其一是善于利用一切电影语言来突出自己希望突出的；其二是要善于藏拙，既藏自己的拙，也藏演员演技不足的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