决意要学好西医救治与父亲一样病人的鲁迅 为何又弃医从文了呢
鲁迅（1881年9月25日－1936年10月19日），浙江绍兴人，原名周樟寿，后改名周树人，字豫山，后改豫才，“鲁迅”是他1918年发表《狂人日记》时所用的笔名，也是他影响最为广泛的笔名。著名文学家、思想家，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重要参与者，中国现代文学的奠基人。毛泽东曾评价：“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
鲁迅一生在文学创作、文学批评、思想研究、文学史研究、翻译、美术理论引进、基础科学介绍和古籍校勘与研究等多个领域具有重大贡献。他对于五四运动以后的中国社会思想文化发展具有重大影响，蜚声世界文坛，尤其在韩国、日本思想文化领域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和影响，被誉为“二十世纪东亚文化地图上占最大领土的作家”。
鲁迅最早并不是学习文学的，他的主攻方向是医学，后来才弃医从文的。多年来，关于他为何弃医从文，社会各界一直争论不已。笔者以为，研究鲁迅、学习鲁迅、领悟鲁迅无疑是很有必要的，但必须是真研、真学、真悟，而不是叶公好龙似的学研。
然而，不少专家自认为很懂鲁迅，按照自己的理解改造了鲁迅，让鲁迅成为自己能懂的鲁迅。当然，笔者也赞同“不同的人都各有自己心中的鲁迅”，但不管心中的鲁迅是什么样，尽量符合本尊应该才是最真的鲁迅。
今天，笔者力求尊重事实，尊重真实的鲁迅性格和人生态度，向大家介绍一下其弃医从文的原委。
对于，鲁迅放弃医学救国和为革命牺牲生命，而选择了更深沉的战斗——文学救国，比较统一和权威的说法是：鲁迅在日本留学时期，在课堂上从日本人的幻灯片中见到了久违的中国同胞的麻木的神情，心灵受到了刺激。
鲁迅自己也曾在《〈呐喊〉自序》中说过：有一回，我竟在画片上忽然会见我久违的许多中国人了，一个绑在中间，许多站在左右，一样是强壮的体格，而显出麻木的神情。据解说，绑着的是替俄国作了军事上的侦探，正要被日军砍下头颅来示众，而围着的便是来鉴赏这示众的盛举的人们。
这一年没有完毕，我已经到了东京了，因为从那一回以后，我便觉得医学并非一件紧要事，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
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于是想提倡文艺运动了。
这种解释，有学者认为略显牵强。郑学稼的《鲁迅正传》认为：鲁迅学医的原因之一，是因为他确知道新的医学，对于日本维新有很大的助力。鲁迅认为父亲是被中医治死的，很具孝道的鲁迅才下决心选择学西医，以救助像父亲一样的病人，并终生排斥中医。这样的鲁迅，决不会因为一个短片就随便改了初衷。
那么，除此之外，还有什么更为合理的解释？
鲁迅的《藤野先生》文章里，有个发生在《〈呐喊〉自序》所写的幻灯事件之前，但在《〈呐喊〉自序》里又没写的事件，这就是因藤野先生为他改笔记而使一些同学歪推是否漏了题，因而有意找茬儿的事件。
对此，鲁迅撰文写道：中国是弱国，所以中国人当然是低能儿，分数在六十分以上，便不是自己的能力了： 也无怪他们疑惑。但我接着便有参观枪毙中国人的命运了。第二年添教霉菌学，细菌的形状是全用电影来显示的……
找茬事件之后不久，就遇到了幻灯事件，二者很容易令鲁迅产生联想，他在幻灯的画面里不仅看到了同胞的惨状，也从这种惨状中看到了他自己。
幻灯事件带给他的是和找茬事件相同的屈辱感。很有可能，鲁迅离开仙台时，并不是已经抱着走文学救国的道路的理念，而是怀揣着弱国国民的屈辱离开的。
对此，日本著名的鲁迅研究专家竹内好也曾撰文指出，鲁迅弃医从文的真正原因是受到日本同学的歧视，因感到羞辱而退学，幻灯片事件只是加深了这种羞辱感而已。
由此看，幻灯事件和找茬事件带来的双重屈辱，才是鲁迅放弃医学的主要原因。仅仅分析这些，我们感到还不够全面，影响鲁迅的弃医从文的动机，还有更为深层次的原因。
竹内好虽然研究鲁迅比较深，但他忽略了鲁迅回国结婚这个事件。这一失误，对于竹内好来说，实在是非常可惜的。对于鲁迅研究也是巨大的损失。
从时间上来看，鲁迅作出弃医从文这一决定，正是母亲一再催促他回国，与包办婚姻的妻子朱安完婚的时期。鲁母的催促逼得鲁迅“经常失眠，直到患了神经衰弱症”。包办婚姻这件事对于一个不满意这一婚姻的人来说，肯定是一件令人痛心疾首、遗憾终生的严重事件，比找茬事件和幻灯片事件要严重得多，必然会在心灵上留下巨大的阴影。
鲁迅能有什么办法呢？母亲的冷漠不醒，妻子的麻木无知，她们精神上的疾病，靠西医治疗恐怕就会束手无策了，然而不是正可以由革命文艺来医治吗？
朱安固然不识字，鲁迅的母亲还是喜欢看书的，母亲的“从来如此”的旧观念即使并非完全来自于旧小说，至少也有很大的关系。既然如此，从文艺入手，“劝转”她，（犹《狂人日记》中的狂人之“劝转”“大哥”）一定会有效。
可以这样说，在包办婚姻的阴影中，鲁迅痛苦的灵魂以及他伟大的觉悟，受到日本电影片的刺激后，自然地就体悟到“医好几个人也无用”，两者之间由潜意识层面上升到自觉意识的层面，从而建立了联系，鲁迅自己未必清楚：那个被斩的中国人，以及围观的看客，正是充当了唤起鲁迅觉悟的媒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