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复媒体环境的社交媒体：中国留学生群体的平台分配与文化适应
董晨宇，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讲师，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
丁依然，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新闻与传播学院硕士研究生。
段采薏，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新闻与传播学院硕士研究生。
根据世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统计，在所有经合组织国家接收的留学生中，来自亚洲的学生数量最为庞大，其中，来自中国的学生数量又居于亚洲国家之首（OECD，2018）。跨国流动学生来到异国他乡之后，一方面，他们可能渴望获得独立于父母的生活，在当地建立新的社会关系，另一方面又可能因为文化适应等问题，需要来自母国亲密关系的情感和物质支持（Ellison，Lampe & Steinfield，2010）。因此，本研究旨在通过访谈方法，考察在中国留学生群体如何通过不同社交媒体平台的分配性使用，来维系和发展这种多元社交关系。
一
留学生群体的多元社交关系
在既有研究文献中，留学生群体的多元社交关系主要体现在三个维度：母国的家人和朋友、留学国的外国人、留学国的同国籍群体（co-national）。第一，对于留学生群体而言，社交媒体打破了时间和地理上的阻碍，让他们与母国的家人、朋友实现一种“缺席共在”；第二，留学生群体还可能通过社交媒体与当地人建立和维系社交关系，这有助于留学生群体适应当地社会与文化；第三，留学生群体在社交媒体上联系紧密的另一个对象，是他们在当地结识的同国籍群体。一方面，同国籍群体间使用相同的语言，具备相同的文化背景，可以互相确认并保护根于母国的身份认同；另一方面，他们还能互相交换、分享关于当地文化的信息和资源，并彼此陪伴、提供娱乐性、功能性的支持（Major，2005）。
二
多元社交关系的平台分配
近些年来，已有一些研究采取了平台对比的方式考察用户的社交媒体使用（Chib，Malik，Aricat & Kadir，2014）。这一研究策略强调在更为整体性的层面理解用户的使用方式，将不同社交媒体平台整合性地理解为一种复媒体环境（polymedia environment）。
在复媒体环境中，用户会定位不同媒体的情感距离，同时匹配与之相对应的社交关系，换言之，用户为不同媒体的使用方式进行差异化定位（Gershon，2010）。这一视角在实证研究中已经得到验证。用户通过不断地比较和调整，最终将不同的社交关系分配进不同的社交媒体中，并赋予它们不同的使用功能和情感距离。
再进一步讲，用户将多元社交关系分配在不同的社交媒体之中，因此也产生了一种“摇摆”式的使用策略，亦即Tandoc等人（2018）以复媒体理论为基础提出的“平台摇摆”（Platform swinging）这一概念。这一概念意指用户“不断在多个社交平台进行轮转的使用行为”。其意义在于提醒研究者，用户的需求满足并不仅仅是传统意义上通过社交媒体的使用来完成的，更是通过不同社交媒体之间的“摇摆”来完成的。通过复媒体环境中的平台摇摆，用户将不同类型的社会关系分配到不同的社交媒体平台之中，通过“社交切断”的方式完成“社会联结”。这样一来，用户便可以在不同社交媒体平台中，面对不同的社交关系，采取极具可塑性的印象管理策略——这本质上复兴了Erving Goffman意义上的“区隔受众”概念（戈夫曼，1959/2016：116）。
基于“复媒体”与“平台摇摆”这两个具有理论连续性意义的概念，本研究旨在考察中国留学生群体如何将自己主要社会关系“分配”到不同的社交媒体之中。不过，这并不意味着，在通过社交媒体进行关系维系和发展时，使用者会拥有同样的分配策略。这种使用者之间的分歧也体现在既有研究之中，例如Gershon（2010：18）发现，不同代际之间对于电子邮件的使用方式呈现出巨大的分歧。具体到本研究关注的留学生群体，Nada和Araújo（2017）考察了在葡萄牙留学的外国学生，提取出十二种留学经历的叙事，认为并不存在所谓“典型”的留学生这一概念。这些研究间接或直接表明，出于不同的留学动机和留学经历，留学生对社交媒体的分配和使用方式可能存在差异。因此，本研究提出以下问题：
RQ1：在复媒体环境中，留学生群体如何定位不同社交媒体的使用方式？其分配策略在留学生群体内部存在怎样的差异性？
三
社交媒体与文化适应
相对于静态视角而言，留学生群体在新社会环境中的“文化适应”却是一个动态的“自我重组”过程。相应，既有研究也较多讨论了传播媒体对于留学生文化适应可能产生的影响（Kim，1988；Cemalcilar，Falbo & Stapleton，2005；Li & Tsai，2014）。然而，这些研究多以量化的问卷调查为基础，可能存在一种因果解释层面的偏差——当我们在关注社交媒体使用会如何影响留学生的文化适应时，是否忽略了文化适应过程中的自我身份定位同样可以影响他们的社交媒体使用？对于第二种可能性，我们可以在“生活变迁”（life transitions）这一研究领域寻找到一些间接证据。例如，既有研究证明，重要的生活变迁会对人们的社交媒体使用产生影响，例如人生不同阶段（Matassi，Boczkowski & Mitchelstein，2019）、与情侣分手后（Haimson，Andalibi，De Choudhury & Hayes，2018）、亲人逝世后（Brubaker，Hayes & Dourish，2013）、孩子出生后（De Choudhury，Counts & Horvitz，2013）等。因此，当我们聚焦到留学生群体中时，一个尚未被清晰梳理的问题便是：
RQ2：生活变迁如何影响留学生群体对社交媒体的分配性使用？
四
研究方法
深度访谈方法被广泛应用于跨国流动群体的研究之中，主要原因在于这种方法可以从被访者的个人视角出发，来审视跨国流动群体的生活境遇，进而获得更加深层次的理解和洞察（Peng，2016）。本研究对20名正在国外留学、或有过国外留学经历的中国学生进行60-90分钟的半结构深度访谈（见表1）。访谈自2019年1月开始，至2019年7月结束。受访者首先包括与研究者本人具有面识关系的8位留学生。之后，研究者再通过互联网招募另外12位被访者，以避免面识关系对研究结论产生扭曲性影响。互联网招募途径包括微博、豆瓣和公众号，以避免因为被访者集中来自某一个社交媒体可能会对研究结论产生的影响。
被访者在留学目的地、教育程度、性别、年龄等指标方面具有多样性，这避免了因为被访者同质化而导致的研究结论偏差。具体而言，本研究基本涵盖了中国留学生目前的主流留学目的地，其中包括美国（11人）、英国（4人）、澳大利亚（2人）、韩国（1位）、日本（1位）、奥地利（1人）；被访者中包括5名本科生、13名硕士研究生和2名博士研究生；其中有10名男性、10名女性；年龄范围从20岁到28岁，其中绝大多数在留学时处于成年初显期阶段（S12与S19除外）。被访者在国外生活时间从半年到四年不等。对于定居北京或短暂在北京停留的被访者，访谈安排在被访者选择的咖啡厅进行。对于居住在海外或中国其它地区的受访者，访谈则通过微信语音通话进行。访谈使用语音为普通话，所有访谈均在被访者同意的前提下进行录音，并通过讯飞软件转为逐字稿，再由访谈者对照录音进行修正。访谈逐字稿总计255213字。
访谈问题主要被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主要涉及被访者的基本留学情况，其中包括被访者的留学动机、日常生活、学业压力、人际关系，以及对留学国社会文化的认知与态度。第二部分主要涉及被访者的社交媒体使用策略，其中又被主要分为三个阶段，一是出国前在国内使用哪些社交媒体，二是出国之后对社交媒体使用的策略调整，三是在留学的过程中，又进行了哪些调整。如果被访者已经回国，则会增加第四个阶段，即询问回国后的社交媒体使用策略。
访谈结束后，三位研究者独立阅读访谈逐字稿，使用Nvivo12辅助进行分析，提取其中浮现的主题线索。之后，研究者再对彼此的结论进行对比，在必要时通过重读与讨论形成共识，并以此最终形成本研究结论。
五
结论一：自我策略与平台分配
本研究被访者均将母国朋友关系和同国籍群体安置在微信、微博等中国本土社交媒体平台之中，而将当地外国人安置在Facebook、Instagram等留学国主流社交媒体之中。虽然亦可能偶尔有“越界”现象发生，但正如受访者S8所言：“只要是中国人就会加微信，如果你们加了微信，然后你在Facebook看到他了，这时候也会发一个好友邀请，但是我们从来不在Facebook上去找对方聊天，就会觉得，微信上就很好。”
换言之，对于中国留学生群体而言，作为社交平台的微信蕴含一种清晰的文化边界。微信的意义不仅通过交流实践的“肯定方式”来实现，同时也是通过“两个中国人聊天，干嘛要用Facebook”（S9）这样的“否定方式”来实现。借助这样的差异化处理，留学生群体完成了对不同社交平台的观众隔离（gating audience）（Marwick & Boyd，2011）。
不过，这种相对平整的观众区隔并不意味着，留学生群体对这两组社交媒体的使用频率、自我披露程度以及情感距离是相同的。基于自我身份在母国文化与留学国文化之间的拉扯，本研究从被访者中提取三种不同导向的留学生——工具型留学、体验型留学、融入型留学，并探索他们在社交媒体使用中不同的分配倾向（见表2）。这种分类方式亦回应、验证和发展了既有研究结论（Berry，1997；寸得杏，2010）。
（一）工具型留学生
工具型留学生仅将留学作为一种提升自我教育水平、为未来职场发展增加筹码的工具，其计划留学时间往往较短，并往往计划在留学结束之后立刻返回中国工作。
虽然因为时差、留学生活忙碌等原因，工具型留学生的微信使用频率可能会降低，不过，使用者对微信的情感投入却得到了补偿性增长，这首先表现在具体的亲密关系之中。与Peng（2016）的研究结论类似，本研究发现工具型留学生倾向于通过微信，与母国的亲人、朋友进行强烈的、亲密的、情感导向的交流，以获得归属感和情感依附。其次，从更抽象的角度来看，微信更被赋予了浓厚的民族身份。换言之，微信本身即成为了一种“讯息”，代表着“祖国和家”（Zhou，Wen，Tang & DiSalvo，2017）。受访者S9描述说：“微信像救命稻草的感觉，你可以马上联系到你熟悉的人。它是我去获取安全感的一个地方，对我来说非常重要。如果没有微信的话，我可能会变成一个日本人。”
除去获取社会支持和情感联结之外，国内社交媒体也成为了工具型留学生进行自我披露的媒介。当然，即便在国内社交媒体内部也存在着明显的细分式使用。例如，微信往往被用于选择性展示自己的留学生活、见闻和感受；微博经常被当成一种半公开的私人日记，随时随地吐露心中事，而非依照平台所鼓励的“随时随地分享新鲜事”。若使用者对微博中的受众有所顾虑，往往还会启用新的社交媒体。受访者S6描述了这种区分性使用：“我把微博当成垃圾桶，吐露些不好的情绪，或者有什么特别开心的事，又不知道跟谁分享的时候，就是有点像半公开的日记本......但是微博还不够私密......你就只能找了一个更私密的地方，于是我开始使用豆瓣，那里完全是我的精神角落。”之所以选择中国社交媒体而非海外社交媒体作为“精神角落”，一方面是成本问题，例如受访者S6本身就是豆瓣用户，平时会看广播和小组，“不用新开一个平台这么麻烦”；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对于工具型留学生而言，国内媒体提供了足够的文化和情感的亲近性。正如S11所言：“虽然是树洞，但还是会期待偶尔有可能被陌生人看到，否则就和自己写备忘录没什么区别了。如果在国外社交媒体发布消息，就觉得会石沉大海，根本没有人会懂。”
相比国内社交媒体，工具型留学生对于国外社交媒体的使用明显突出功能价值，自我披露和情感卷入程度均较低。有趣的是，在谈论社交媒体使用时，工具型留学生经常会采取对比的方式，例如在解释自己对Facebook的理解时提到微信、解释Twitter时提到微博，但他们对这两套社交媒体的使用却采取了完全不同的策略。虽然Twitter与微博在技术可供性方面有较大相似度，但工具型留学生在Twitter上极少进行自我披露，甚至极少被人关注，更不会以“准日记”的方式使用Twitter。在这种情况下，与Kwak等人（2010）的发现相似，Twitter名为社交媒体，但实际上往往仅作为信息媒体进行使用。相比之下，Facebook经常被用于小组作业讨论、组织校园活动，虽然可能会更加贴近“社交”，不过，受访者S10却特别强调了它与微信朋友圈的区别：“如果我想发一些比较思乡的东西，比如想念国内的火锅、想家这样子的内容，我只会发在微信（朋友圈）上，不会发在Facebook上，因为那里有我的老师，我觉得这些还是不要让他知道比较好。在Facebook上，我表现出的样子就是不太渴望回国，觉得英国挺好的，当地文化体验一下也挺好的，并不是很想回家。”
除此之外，在使用策略方面，被访的工具型留学生在谈论Facebook、Instagram和Twitter时经常会使用“备胎”“添加剂”等修辞。这说明相比国内社交媒体，国外社交媒体仅仅是他们的第二选择，或者是在国内社交媒体出现真空期时，自己与外界社交关系进行接触的权宜之计。正如受访者S11所讲：“微信会占据绝大部分的时间，如果微信上没有什么新消息，我可能就会把这些时间分配给Facebook。Facebook就像一个小的‘添加剂’一样，不会引起生活太大的波澜。”
（二）融入型留学生
本研究定义的融入型留学生虽然认同留学国文化、对留学国文化有较强渴望和归属，并且往往更倾向于毕业后留在国外，却并不一定会对母国文化全然“抛弃”。
融入型留学生往往在出国前就确立了自己对所在国文化的憧憬，因此，文化融入过程和共同兴趣可能会促使融入型留学生认同当地文化，对母国文化的归属感也往往会被部分移植到新的文化土壤之上。与工具型留学生相反，融入型留学生更有可能在当地社交媒体中“入乡随俗”，乃至将社交媒体视为理解当地青年文化的重要途径。“如果我听到一个自己接不到的梗，我就去Reddit查一下，比如LOL什么意思。”（S12）。同时，融入型留学生在社交媒体平台选择和分配的过程中会更多考虑当地的文化习惯、在平台使用中投入更多情感、进行更多的自我披露，也会进行更加细分化的使用，这与工具型留学生恰恰相反。正如受访者S8所言：
Facebook就是我一个很formal（正式）的social media（社交媒体），就是我在上面会加我的美国教授；Twitter就更加professional（职业化），我在上面会写我的研究方向，和这个领域的scholar（学者）进行互动；与同学交流更多就会用Snapchat，因为Facebook现在对美国年轻人来讲，就觉得‘Only grandpa uses Facebook’（只有老年人会用Facebook）；Instagram也是同学多一些，因为Instagram就有story（故事）功能嘛，你发了你的story（故事）以后，那些朋友会看到，可以给你点赞，可以给你评论。
其中值得注意的另一点，是融入型留学生如何处理自己与同国籍群体之间的关系。融入型留学生在处理这类关系时最为谨慎。他们很清楚同国籍群体可以为他们带来的益处，因此可能会挑选性地参与华人社群组织的活动，但同时也对这种“文化筒仓” （cultural silo）（Brown，2009）充满警惕，甚至会因此排斥在当地社交媒体上过多与同国籍群体交往。例如受访者S13认为：“我非常不想交国内或者是懂得说中文的同学的，因为我情愿可能放自己在一个充满英语的环境里......我现在慢慢融入了可能算是西方的文化，所以没有特别多中国朋友在（Facebook）上面。”
相比当地社交媒体的使用，融入型留学生对国内社交媒体的使用普遍降低，亦没有工具型留学生那样，试图通过微信寻求补偿性的情感支持。在这种语境中，国内社交媒体更多的走向了“候补席”，自我披露程度与情感卷入意愿也会随之下降。按照受访者S14的说法，她更倾向于通过Instagram来“记录生活、形成互动”，乃至获得社交快感；自己偶尔更新微信朋友圈，只是为了“保持还活着的状态”。实际上，融入型留学生普遍承认自己与国内朋友的交流频率明显降低，S12认为主要原因是“越来越没有共同语言”，即便联系“也只能叙叙旧”。
更为有趣的是，融入型留学生往往还会通过国内社交媒体对家人进行“文化反哺”，即通过向家人介绍留学国文化，希望获得认可，进而让自己在两种文化中实现更好的“平衡”。正如受访者S2所言：
我在美国看到一些高质量的文章，就会发（给家人看）......后来我妈就非常理解我，也不太去约束我去做什么。比如说，我在旧金山看到一个LGBT大游行，全部都是在一个大park（公园）里面，就是抽大麻，我直接和我妈视频，我妈看了很正常，她说你离他远点行了，就我妈也没有surprised（很惊讶）。她已经变成就是......take it normally（视若平常）。
（三）体验型留学生
体验型留学生将留学本身视为一种体验多元文化、开阔视野的人生经历。一方面，他们希望了解所在国的社会文化，与当地人进行交流；另一方面，则对文化融入既不抱希望，亦无足够动力。在本研究的被访者中，体验型留学生在国外停留时间往往较短，其中又以短期交换生为主。体验型留学生倾向于将对象国的文化比喻为“菜肴”。正如受访者S3所说：“有机会我就看看，没机会就算了......因为时间不长，什么都想尝尝，就跟品菜一样，但是实话实说应该没有特别深入的。”这种“品菜”式的文化接触策略，同样反映在对当地社交媒体的探索之中。受访者S7表示：
来美国后我用了一些新的社交媒体，就是Facebook、Instagram、messenger、WhatsApp、yelp、Snapchat，但我就是只是下载。Messenger小组作业讨论会用，Instagram就是关注了一些它推荐给我的那种名人，然后WhatsApp我现在我只是注册了，但是没怎么用过，还有Snapchat，我就是好奇，然后就注册了一个，也没有用过。而且我真的是抱着一种我要探索一下这儿的社交媒体是什么样的，然后我下的。
因为对文化融入的期待值较低，体验型留学生对于文化身份的焦虑亦不明显。他们更愿意将感受到的文化冲击视为一种新鲜体验。相比文化融入，他们更希望在留学期间能够“至少交个朋友”，虽然这样“恐怕也很难”（S7）。不过，一旦在留学地交到朋友，他们往往会投入较多的情感，甚至在回国之后，仍然会通过社交媒体保持联系。受访者S4参加了一所奥地利大学的交换项目，学校为中国学生匹配了“一对一”的学伴，这让她与一位叫Shirley的奥地利学生成为为朋友。在交换项目结束之后，她们还会通过Facebook保持联系，有时候还会聊很多彼此的近况。例如“之后Shirley的父母要到中国来，我也会为他们调整一下我的日程，会为此请假啊什么的。就是如果我觉得这个朋友她也有这个意愿，愿意和我继续往下做朋友，那我也会愿意和她继续交往，是很不一样的一个体验。”
对于体验型留学生而言，探索当地社交媒体往往被视为进行文化接触的一种方式。因此，在使用的优先级方面，国内社交媒体仍旧会占据他们更多时间。正如受访者S15所讲，如果“现在我有两个选择，微信和KakaoTalk，那我必然会选择用微信。因为我还是比较习惯微信的生态和一些生活方式。另一方面，如果是和中国同学进行小组讨论，我当然没必要用一个韩国的软件......如果我在微信上找不到他们了，我可能再会去KakaoTalk上面找”。
在国内社交关系层面，体验型留学生另一个独特之处在于，在于这种相隔异地的空间距离，更容易让他们去反思国内的社交关系，尤其是与父母的相处之道。这在工具型留学生群体中表现得并不明显，可能是因为体验型留学生更会将自己的留学经历视为一种体验和成长。受访者S7表示“在国内可能不会（对父母）隐藏自己的情绪”，但在国外，“我可能第一次觉得，自己长大了，这样不太好”。相仿，受访者S4认为在国外交换的一个学期，对她人生最大的改变，是希望毕业后留在父母身边：“出国之前，他们还是希望我找一个稳定的工作，可能觉得老师、公务员会比较好。但是我当时真的很生气，我就想说为什么我的未来要听你们的？我要自己掌握。但是从国外回来之后，现在反而我想有一个稳定一点的工作。尤其是尽量离他们近一些。我爸非常惊讶，他觉得我有了一种转变。”
六
结论二：生活变迁与平台分配
本研究将留学生的社交媒体分配性使用，更多视为一种经历“生活变迁”之后，自我身份调适的结果。相应，访谈数据从三个层次佐证了这一观点。从第一个层次来讲，留学生在早期身份转换中的策略，往往在出国留学之前已经产生萌芽。换言之，留学生会对即将开始的留学生活怀有既定期待，这种期待又会进一步影响他们对于社交媒体的分配性使用策略。正如前文所述，留学生群体中包含了工具型、融入型与体验型三种不同倾向的自我身份，不同的自我身份会进一步影响他们对当地社交媒体的使用策略究竟是情感型的、还是功能型的；是粗放型的、还是细分型的。
从第二个层次来讲，三种倾向的自我身份之间也可能是流动的。在留学过程之中，留学生可能会在三种不同的自我身份类型之间进行转换，继而影响他们对社交媒体的分配性使用。不过，这种身份类型转换的源动力，往往并不来自社交媒体，而来自现实生活的变迁。受访者S16在讲述自己的留学经历时，提到了从工具型到融入型的自我身份转变。对他而言，在留学初期，“也像大多数中国留学生一样，就混在中国人的圈子里面，真正跟外国人交流，其实也就是去超市买个东西或者是怎么样，其实交流很少”。不过，出于对排球的爱好，以及为了打发空闲时间，他加入了当地的排球俱乐部。在交流中“逐渐认识了一些当地朋友，也对澳大利亚的社会与文化产生了兴趣”。因为参与俱乐部打球活动都需要通过Facebook报名，他注册了这个社交媒体。并且，随着通过打球认识的当地朋友越来越多，他也愈加频繁地使用Facebook和球友进行日常互动和交流，“不自觉地就越用越多”。在他看来，“社交媒体的变化就是跟着朋友圈子的变化走”。
相比之下，受访者S15是从体验型转向工具型留学生的典型案例。他之所以选择韩国作为留学目的地，很大程度上是出于对韩国文化的喜爱。初到韩国时，他“体验了很多当地美食、娱乐，还有很不一样的生活方式”。但当新鲜感慢慢褪去，加之“生活中遇到一些不开心的事”，他对韩国文化产生失望，一心只为结束学业，尽快回国。这一转变同样折射在他社交媒体的使用上。初到韩国时，他体验了很多韩国当地的主流社交媒体，也添加了一些当地好友。不过，随着自我身份的转变，这些社交媒体的使用频率明显降低，“KakaoTalk是没得选了才用”，Facebook和Instagram几乎不再更新，因为“那些外国朋友看不看到我的状态都无所谓”。相较之下，微信、微博的使用频率甚至比在国内时还高。
从第三个层次来讲，当留学生留学结束选择回国后，他们对社交媒体的使用策略很可能又会产生变化。这一点在工具型留学生身上尤其明显。在关系层面，留学结束意味着他们不再需要通过Facebook等社交媒体继续与同学、教授等当地社交关系进行沟通；在信息层面，工具型留学生对发生在当地的新闻也不再有任何需求和兴趣。对此，受访者S6提供了一种有意思的视角：
（回国之后）Facebook就不用了，彻底不看了。其实这也很正常，我们在不同的人生阶段，会使用不同的社交媒体来满足需求。就像好多中小学生喜欢用QQ，我觉得是因为他们的阶段和我在初高中是一样的，他们需要QQ游戏或者是QQ空间，让大家去社交。上了大学之后，朋友圈变了，很多人就不再使用QQ空间了。
这三个层面的发现印证了本文的核心观点之一——社交媒体使用诚然会帮助留学生维系和发展当地关系，不过，这一视角可能遮蔽了生活境遇对社交媒体使用的反向影响。因此，我们可以在自我身份、文化适应和社交媒体分配性使用之间，搭建出一种有别于既有研究的三角关系，同时需要考虑到生活境遇变迁所扮演的重要作用（见图1）：其一，留学生的自我身份，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他们如何分配性地使用国内、国外两套社交媒体系统；其二，社交媒体的分配性使用会影响他们的文化融入程度。融入型使用可能进一步有助于文化融入，工具型使用则可能进一步产生“数字隔离”（Peng，2016）；其三，文化融入程度的改变可能会反过来，对既有的自我身份认同产生影响。
七
余论
本研究在理论层面提供了两项启发：首先，本研究将“复媒体”引入对留学生社交媒体使用的考察之中，这种视角体现了人类学的整体性意义，不仅弥补了考察单一社交媒体所可能造成的片面性理解，还可以在社交媒体之间建立某种认知关联。正如本研究所发现的那样，当留学生第一次接触当地的社交媒体时，经常会采取“再中介化”的方式来理解它们，例如在解释自己对Facebook的理解时提到微信、解释Twitter时提到微博。在此基础之上，我们进一步发现，这种再中介化与留学生自我身份的重塑相关。例如，对于工具型留学生而言，他们的自我身份不仅体现在对于微信、微博的“情感性使用”之中和对于Facebook、Twitter的“功能性使用”之中，更是通过微信、微博和Facebook、Twitter相互之间的区分、排序来确认的。
其次，本研究将“生活变迁”引入到对留学生社交媒体使用的考察之中，并借此反思社交媒体使用与文化适应之间的关系。一方面，这部分弥补了复媒体研究视角过于静态的缺陷。另一方面，这也呼应了Morley（2007：200）所讲的“在我们的分析框架中将媒体去中心化”这一理念。相仿，Moores（2012：108）对此评论说：“一种常见的误解便是，媒体研究仅仅是关于‘研究媒体’的。”研究者对媒体的关注，首先应该将媒体嵌入日常生活之中，寻找媒体使用背后的社会过程，因此应该鼓励一种“去媒体中心的媒体研究”（non-media-centric media studies）。正是基于这种思路，我们对既有研究中的因果关系推定进行了批判性反思。
诚然，本研究亦存在不足之处。首先，为了体现样本多元性，我们收集了来自六个国家留学生的访谈案例，因而没能进行更具情境性的观察。换言之，针对某一留学目的地的社会、文化等因素做出深入剖析，也就成了本研究力所不能及之事；第二，本研究遵循“最大差异的信息饱和”原则进行质化抽样，但相比中国留学生的庞大数量，20名留学生的研究样本仍显得十分有限。以上种种不足之处，亦可以成为后续研究的着力点。
本文系简写版，参考文献从略，原文刊载于《国际新闻界》2020年第7期。
封面图片来自网络
本期执编 / 彤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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