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浩：《我和我的家乡》跟每一个小人物都有关系

外地亲戚上城里来看病，这事儿大家经常遇到，导演宁浩也遇到了。除了对疾病的忧心，亲戚还担心在北京看不起病——虽然有农村医保，但是不知道能报多少，北京是否覆盖，便不敢做手术。宁浩说，你别想后面那些问题，我们可以帮助你。

可一旦涉及金钱，平等的亲戚关系似乎多了一点亏欠，这让宁浩有点尴尬。等到做完手术，亲戚惊喜地发现医保可报销百分之八九十的费用，一下如释重负。亲戚又回到长辈的位置上，双方重新平等了。

这事对宁浩触动很大，农村医保惠及农民，“确实是政府办的硬事”。在接到《我和我的家乡》“命题小作文”任务后，宁浩觉得可以从这个角度讲一个异乡人的小故事，于是就有了分单元《北京好人》。

此前在《我和我的祖国》中，宁浩执导的《北京你好》单元影片，以出租车司机“张北京”的视角看奥运会背景下的北京。这次葛优在《北京好人》中饰演的角色，沿用了“张北京”的名字，虽换了个职业，性格依旧吊儿郎当、不着四六，喜剧色彩颇浓。

一直以“黑色幽默”“荒诞”“疯狂”为创作风格的宁浩，最近的作品多了些温情的底色。即将上映的《我和我的家乡》，以5个具有代表性的“家乡”为蓝本，展现当地的风土人情与真情故事。作为该片总导演，宁浩总结，整体策划与出发点是3个关键词：变化、空间、小人物视角。

在筹备阶段，宁浩和张艺谋、张一白商量，要用一个主题把各个单元串在一起，最后他们找到一个核心词——“变化”，家乡和千家万户都因为全面小康和精准扶贫而发生变化。确定主题后，如何串起来？《我和我的祖国》的叙事结构是时间轴，每10年一个故事；在《我和我的家乡》中，连接线变成了5组空间概念，散落在中国版图上的东西南北中。

宁浩习惯以小人物为视角讲故事，把落点定位在“人”。“家乡和祖国这两种力量感是不一样的。提到祖国会让人们觉得很宏大，有血脉贲张和自豪的感觉，而提到家乡则特别温暖。家乡应该是更具体的关于人的描述，关乎每个个体”。

中青报·中青网：从《我和我的祖国》到《我和我的家乡》，叙事落点发生怎样的变化？

宁浩：提到家乡就像想起母亲，想起家庭一样，是非常人性化、人格化的，它应该是更具体地描述“人”，以及每个个体与事情的关系。

《我和我的家乡》有几个关键词：变化，空间，还有延续了《我和我的祖国》里的小人物视角，这三点是比较核心的。然后大家就开始各自领任务。我延续性地接着做北京的故事；沈腾、闫非、彭大魔都是东北人，所以他们很自然去东北，在东北体验生活，在那里进行创作。邓超、俞白眉导演的单元，俞白眉是西安人，就去了西北，在陕西进行创作。徐峥是上海人，他在千岛湖那边开始创作。只有陈思诚，他是一个东北人，但是他一跳上来就说，“我要去西南！”他自己也很想去西南。

中青报·中青网：你曾说自己“习惯于在破铜烂铁里面寻找价值”，你是如何形成这样一个观察视角？

宁浩：前段时间我试着去写一些大明星、大人物，我发现特别难。我不是他们，我就没素材，我也想象不到他是怎么想问题的，我只能写那种我能理解的东西。我能理解的就是市民阶层，我拍的就是市民阶层，从自己的感触出发去做东西，我只会这一个办法。

中青报·中青网：大家在提到你之前的作品时，会提到黑色幽默、多线叙事、荒诞这类关键词，为什么偏爱用荒诞或喜剧的方式讲故事？

宁浩：我觉得中国的创作者好像对这事情并不陌生，因为我们是一个有相声基础的国家，也是有脱口秀基础的国家。我们一直都渴望轻松的视角和生活，我们有这样的土壤和思维方法，所以你看中国的喜剧明星特别多，生旦净末丑里，生角少一点，丑角反倒是蛮多的。

中青报·中青网：这部电影有喜剧的外壳，内里包含许多对现实的思考，你在平时创作的过程中也会有这样的坚持吗？

宁浩：我没有故意思考现实，也没有故意在做喜剧，我其实就是在对真实负责。“什么是真实的东西？”你要是这么想问题的话，肯定会在看到事情表面的时候，愿意去想它的原因，它到底为什么这样。想多了自然会带出一点表面以下的东西，但是那个东西其实也没有什么太大意义。

中青报·中青网：你曾说“作为一个创作者，最难的是保证永远有话要说”，你如何保证这种源源不断的创造力？

宁浩：一个是有话要说，另一个是要少说废话，虽然我也说了不少废话，但我觉得重点是你在关注什么事情。比方说这个世界真的在发生什么？它的真相是什么？

我在研究我的下一个片子，抓了一个题材——代孕。我觉得代孕这件事情是一个新的问题，这个问题带来了对很多环节的重新思考，包括伦理，包括法制，很多问题都要与之相配套。这种事情就是我感兴趣的事情，去观察这个世界在发生什么。

来源：中国青年报客户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