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高精神：奋斗中的青春之光

“快到敦煌时我想：怎么走到了地球的背后了？——我从车上面能感觉到地球是圆形。这个地方怎么这么荒凉。”

这是初到敦煌的邵宏江的疑惑，也是很多刚来敦煌的年轻人对这里的第一印象。

这“地球背面”，除了又大又圆的月亮、宛若灯火的星斗，就是漫无边际的风沙和风沙。还是这“地球背面”，却因其极强的文化、艺术感召，令一代又一代有志青年为之魂牵梦绕，不惜以青春献祭。

735个洞窟，45000平方米壁画，2000多身彩塑……莫高窟的荡魂摄魄，无需多说。在邵宏江到这的三十多年前，已经有人在此守望。

40年代初步治理后的莫高窟

彼时，常书鸿是巴黎高等美术学校最著名的中国学生、油画大师劳朗斯的得意门生，却因一次偶然在旧书摊遇到伯希和拍摄的《敦煌石窟图录》，被敦煌艺术深深吸引，毅然决定放弃优渥的生活和大好前程，从法国启程回国前往敦煌。

1943年到1982年，常书鸿临摹壁画、维护洞窟、植树治沙……坚守于敦煌四十载。

1945年，常书鸿在洞窟临摹壁画

那时候的敦煌是艰苦的。上世纪40年代，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今敦煌研究院）刚刚成立，宿舍所有的设施都是土的，土炕、土凳子、土沙发；由于严重缺水，不能洗澡，只能擦澡，一盆水擦脸、擦身、洗脚，都还舍不得倒掉，派作其他用场；交通工具是牛拉大轱辘车以及常书鸿所长的大红枣马，职工要进城只能靠牛车或徒步……

莫高窟中寺，敦煌研究院早期职工旧宿舍

1948年，当时的交通工具——牛拉大轱辘车

但即便是这样的难以为继，1945年，怀着“到敦煌画一年就回去”的想法，28岁的段文杰几经曲折来到莫高窟，“一头饿牛闯进了菜园子”，段文杰后来如此描述自己初到敦煌时的情景。这头“饿牛”在“菜园子”里一停留就是60余年。这期间，他共临摹各洞窟不同时期的壁画340多幅，面积达140多平方米，在敦煌莫高窟个人临摹史上创下第一。

1952年，段文杰在莫高窟第285窟临摹壁画

临摹并非易事，艺术家往往极富个性，但在临摹敦煌壁画时却要将其敛起，体会一千多年前画师们的笔触和用心。史苇湘抵达敦煌那年24岁，他的首次临摹就以失败告终——线描是敦煌壁画的基础，也是精髓，而他不自觉地将西方油画技巧运用其中。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临摹似一场艰苦卓绝的修行，但史苇湘和同躬身于敦煌的夫人欧阳琳已经将自己彻底遁入了敦煌“花园”，若干年后，女儿问苍老的欧阳琳当时苦不苦时，她说，“水果好吃，也不觉得苦”。

史苇湘在临摹壁画

欧阳琳在临摹壁画

实际上，那时候他们每天能吃的只有白水煮面条、白菜和萝卜，没有油。欧阳琳口中的“水果”，是研究所某个工人种瓜、种桃子，他们去偷来的。这对那时的敦煌人来说，是苦涩中的一丝慰藉——绝大多数时间，他们不是在洞窟里与千年前的画师对话、注视那绚烂的千年佛宫，就是在冰窖般的宿舍里度过一个个难眠的夜晚。

莫高窟下寺果园摘梨子

1953年，在去榆林窟路途中

从美术组调任保管组组长的孙儒僩向当时还未成婚的李其琼写信描述过敦煌令人难以忍受的严寒，早上起床鼻子上时常会覆盖一层霜，杯子和脸盆里残留的水，结着厚重的冰凌。他也向她描述了莫高窟令人赞叹的艺术魅力，这吸引了当时正在学习油画的李其琼辞掉西南军区战斗文工团美术队的工作，前往敦煌。

1947年冬，宕泉河上凿冰取水

孙儒僩做了许多莫高窟的防沙治沙方面的尝试，文物保护、石窟内容调查、敦煌历史、敦煌石窟艺术史及艺术理论的研究等工作他也做了许多，在不知疲倦的坚持中，半个世纪过去了。与此同时，李其琼痴狂地临摹壁画，成为继段文杰之后临摹壁画最多的人。

李其琼在临摹壁画

壁画的修复工作也是一大难题。1962年，常书鸿将开凿于晚唐、起甲严重的161窟的修复工作交给了29岁的李云鹤。

当时的161窟里，总能看到这样一个身影——他脖子上挂着一个听诊器一样的吹气工具，一厘米一厘米地吹掉壁画上的灰尘，小心地拿捏着方向和力度。吹净灰尘，他开始注射黏接剂，他坚持注射三遍，还要保证壁画表面绝不沾胶。光线暗的时候，他会在洞窟外放一面镜子，将阳光折射进来，太阳的位置变了，他就出去把镜子的位置调整好，再进洞子继续……两年的执念，李云鹤完成了161窟的修复。

李云鹤修复壁画

1963年，樊锦诗从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学专业毕业后就来到敦煌研究院工作。一个25岁，祖籍杭州、上海长大的江南姑娘，来到一个没有电灯、没有自来水、只有土坯房、纸糊的天花板、会从天花板上掉下来的老鼠的地方生活，连洗头的方式都很“特别”——敦煌的水碱性很强，要用洗衣粉洗头。她想象中那些很有风度的莫高窟老先生们，见到真人后“如果不是架了副眼镜，不说话的样子跟老农民也差不多”。

1965年彭金章来敦煌看望樊锦诗

即便如此，四年后和彭金章结为夫妻的她也未曾有过离开敦煌的念头。婚后两人两地分居长达19年，最后也是彭金章做了妥协，舍弃辛苦搭建经营的武汉大学考古专业，调到敦煌研究院来从事莫高窟北区的考古发掘工作。两人在敦煌一停就是一生。

而在分居的19年间，甚至往后更长的时间里，樊锦诗但凡想到家庭，心中必生痛楚，缺席太多对丈夫的照顾和对孩子的陪伴，不是一个好妻子、好母亲，却被称为“敦煌的女儿”，那些年，敦煌的壁画和彩塑就是她的精神支柱。

常书鸿、段文杰、樊锦诗等同志在城内办事处合影

在许多人看来，他们有点迂，明明选了条难走的路，还不以为苦。

就像欧阳琳觉得敦煌的水果甜一样，赵俊荣回想起自己年轻时的敦煌，甚至觉得“那时候环境比现在好，冬天有白皑皑的雪。”他跟着常书鸿、段文杰学画，也不只是他俩，还有很多老师，大家在一间大的办公室里，随时可以拿一幅画去请教。和赵俊荣同一时期到敦煌的邵宏江最崇拜的人是常书鸿，“我觉得现在的人，缺乏活成中国人的一种精神，像常书鸿，他是一个真正的中国人，是文化英雄，精神能激励我。”

赵俊荣在临摹

年轻的时候离开一个地方去另一个地方，苏伯民却没那么多忧虑。他从塞满精密仪器的实验室走到莫高窟，一扇新世界的大门在他面前打开，他可以用自己的研究给正在遭受侵蚀的瑰宝延缓生命的可能。尤其是在敦煌研究院与美国盖蒂保护研究所的合作、与日本东京文化财研究所的合作当中，苏伯民收获了许多国际通行的文物保护研究方法、综合研究技术。如果没有他孜孜不倦的汲取知识，和日复一日的假设和求证，莫高窟第85窟是否能够重新示人，恐怕会成为未知。

2000年，苏伯民在日本东京艺术大学

敦煌的保护和修复工作一直在紧锣密鼓地进行着，而学术研究的对外平台也在建立。1981年，在段文杰倡导下，创办了《敦煌研究》杂志，在1981年、1982年先后出版试刊两期，1983年正式出版“创刊号”。

北师大中文系毕业的赵声良怀揣热情来到敦煌，在编辑部工作。当时编辑部设在敦煌，送印要到天水，每次出刊都要去天水出差半月到一两个月，在天水-兰州-敦煌之间奔波。24个小时的车程，通常都要站着度过，后来赵声良带一张塑料布出行，夜间就铺到别人座位下，在昏暗中伴随着别人的鞋臭味睡去。

这种状态持续到1994年，1995年编辑部迁往兰州，印刷也改到兰州，才宣告结束。那隆隆的火车声，轰响过了赵声良的整个青春。

赵声良1986年在莫高窟

《敦煌研究》创办当年，18岁的李萍来到莫高窟做讲解员。她在21岁时被外派到北二外亚非语系学习日语，四年后，她又被研究院选派到神户大学学习，在百桥明穗的研究室学习佛教美术史，颇有进益。在外学习的她最想念的，还是莫高窟前的新树林，那里有她初到莫高窟时的记忆——当时她就住在旁边，亲手栽下新树苗，她十八岁的欢笑与眼泪，都与这片树林有关，成为她生命中最美的意象。

1981年4月1日，李萍与同事在莫高窟前合影

今天的莫高窟，在一代又一代莫高人的共同守望中，仿佛经历了逆生长——从过去那个沧桑的老头，变成一个清新、充满活力的壮年。

窟区早已树木繁盛，瓜果也不用去“偷”人家的；办公、住宿都搬进了楼房，水、电、网都不成问题，生活条件和城里也没什么两样；研究院和敦煌市之间已经是平坦的柏油马路，每天还有班车接送职工上下班；敦煌市也落成了机场，大大方便了游客往来；莫高窟数字展示中心也已正式对外开放，用更加现代的语言向我们讲述尘封的历史……

莫高窟九层楼，金良摄影

也有没变的——

在这工作的人，还是会在三伏天裹着棉服钻进洞窟，和千年佛国来一场精神的较量、内心的疏导，或者技法的探讨。从洞窟出来，碰到也来洞窟研究的同事，便说一句：“你也上洞子啦！”语气里没有丝毫疲惫。

如今，年轻一代的莫高窟人继承发扬着前辈们“坚守大漠、甘于奉献、勇于担当、开拓进取”的“莫高精神”，无悔扎根大漠，奉献青春年华，自觉担负起了保护研究传承敦煌文化的重任。从文物修缮保护，到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他们从未止步。

来源：敦煌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