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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创」小说《红岩》书外事

2020-12-30 16:35: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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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岩》是一部由作家罗广斌、杨益言合著的长篇小说,于1961年12月首版。

小说描写的是:在人民解放军进军大西南的形势下,国民党当局疯狂镇压重庆共产党领导的地下革命斗争。着重描写以齐晓轩、许云峰、江雪琴等一大批革命志士在狱中与敌人所进行的英勇战斗。虽然最后大部分人都在敌人的大屠杀中遇害,但却充分显示了共产党人和革命志士们视死如归的大无畏英雄气概。小说一经问世,立即引起轰动。此后几十年间,该书成为影视、戏剧等革命文艺作品的热门素材,影响并伴随了我国几代青少年的成长之路。

小说作者罗广斌、杨益言以及其他幸存者后来怎样了?江姐和姐妹们在狱中绣红旗是否真有其事?那个假“疯子”华子良是如何逃出敌人魔掌的……?相信很多读者都对这些问题感兴趣。下面,就让我们一起去探寻这些发生在小说《红岩》书外的故事——

1、小说作者罗广斌、杨益言

1949年4月,人民解放军解放了南京,结束了国民党在中国的统治。重庆的国民党残部奉命从9月开始,分批屠杀狱中革命志士。此后杨虎城、江竹筠、陈然等数十位革命者先后被秘密枪杀。11月27日,解放军的隆隆炮声逼近重庆,重庆解放在即。国民党反动派逃离前夕,对囚禁在白公馆、渣滓洞等监狱的革命者进行了疯狂的集体大屠杀。当日就有近200人倒在敌人的屠刀之下。

11月30日,重庆解放。党组织发动学生、市民等志愿者上山在惨案现场清理、挖掘。在歌乐山集中营范围内,共发现321具尸体。歌乐山脚下,从此多了一处巨大的坟茔,志士们长眠于此。

在这场大屠杀中,由于白公馆的看守杨钦典被成功策反,打开牢门,放走罗广斌、杨益言等19人,使他们虎口脱险……

罗广斌(1924-1967),重庆忠县人,国民党军第十六兵团司令官罗广文的胞弟,著名物理学家杨振宁的学生,毕业于西南联大。中学时代,因为与一个家境贫穷的女同学恋爱,遭到封建地主家庭的反对而愤然出走,并由此踏上革命的道路。1948年3月在重庆西南学院由江竹筠介绍入党。同年9月,因叛徒出卖被捕。先后被囚禁在重庆中美合作所渣滓洞、白公馆集中营,后成功脱险。解放后曾在重庆共青团市委、长寿湖渔场担任领导工作。在小说《红岩》问世之前,利用业余时间,编辑出版了重庆集中营烈士诗集《囚歌》(1950 年)、与杨益言、刘德彬合写了报告文学《圣洁的血花》(1950 年)、革命回忆录《在烈火中永生》(1958 年)等文学作品。“文革”时《红岩》被诬为“叛徒文学”成为禁书,作者亦备受摧残,1967年被迫跳楼自杀。11年后于1978年获得平反昭雪。

杨益言(1925——2017),四川省广安市武胜县人,中共党员,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早年参加革命工作,后被捕囚禁于重庆渣滓洞,1949年11月27日在敌人对革命者的大屠杀中成功脱险。重庆解放后,曾在重庆党、团市委工作。文革中,杨益言被诬陷为“叛徒” “特务” “反革命” 。 粉碎“四人帮”后,杨益言才获彻底平反。后担任重庆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专业作家。2017年5月19日因病去世,享年92岁。

2、“华子良”讲述装疯越狱经过

《红岩》中那个“疯老头”华子良的原型,其实是山东阳谷县人韩子栋(1908-1992)。

韩子栋1908年出生于山东省阳谷县,193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并于同年秋天受中共的委派,在山东同乡孔福民等人的介绍下,打入了国民党的特务组织“蓝衣社”内部。在极其艰难和复杂的环境中,他在“蓝衣社”组织建立情报网,出色地完成了中共交给的任务。 1934年11月,因叛徒出卖而被捕。那一年,韩子栋才26岁。

韩子栋被捕后,先后被关押在北平、南京、汉口、益阳、贵州息烽、重庆渣滓洞和白公馆等11所监狱,受尽敌人的严刑拷打和非人折磨。

在贵州息烽集中营、重庆白公馆、重庆渣滓洞,韩子栋和罗世文、车耀先、许晓轩、宋绮云等同志关在一起。罗世文组织成立了狱中地下党支部,积极开展狱中斗争,并酝酿集体越狱。

让韩子栋等人没想到的是,1946年8月18日,集体越狱计划还未实施,却传来噩耗:罗世文、车耀先两位同志当日被押解出重庆渣滓洞后,从容就义于歌乐山,尸体立即被焚化。

此后,韩子栋、许晓轩、宋绮云等人被转押至重庆白公馆。在白公馆,狱中地下党支部仔细分析当时情况后认为,集体越狱越来越难,于是作出了“逃出一个是一个”的决定。为了麻痹看守的特务,韩子栋从同室关押的一个疯子那里,学到了一手装疯卖傻的“绝技”,他可以一动不动地坐上几个小时,不说一句话。

特务以为韩子栋坐牢已15年,是真疯了傻了,就放松了对他的监禁和看管,并让他当伙夫,经常安排他跟特务出去买菜。

狱中地下党支部认为逃跑的有利时机到了,要求韩子栋抓住机会先逃出去。

韩子栋在回忆录中讲述道:1947年8月18日下午1时许,在酷暑烈日下,他跟随看守卢北春上街买菜。在从嘉陵江畔返回的路上,巧遇卢北春的熟人胡维景,胡维景就邀卢北春去胡家打牌。打牌间隙,胡维景又应他人之邀出去赴宴,留下一位勤务兵模样的人看着韩子栋。

在这期间,韩子栋拿出两万元钱请“勤务兵”去买西瓜。“拣顶好的买,最好买点冰来冰一冰,剩下的钱你坐车,不用给我啦。”韩子栋知道,西瓜加冰不过几千元钱,剩下的是那人的外快,他当然乐意跑腿。

就这样,韩子栋机智地支走了“勤务兵”后,撒开大步迅速逃脱了国民党特务的魔爪。

这件事在国民党保密局引起极大震动,特务头子恼羞成怒,派出大批特务带着警犬四处通缉、搜捕韩子栋,但一无所获。

韩子栋从重庆逃跑后,昼伏夜行,渡长江,钻深山,几经辗转,同年11月才与党组织取得了联系。

解放后,韩子栋担任过贵州省政协副主席。 1992年5月19日,这位颇具传奇色彩的老人在贵州省贵阳市病逝,享年84岁。

3、书中关于江姐和姐妹们绣红旗的情节是真的吗?

“线儿长,针儿密,含着眼泪绣红旗;一针针,一线线,绣出一片新天地……”这首经典革命歌曲《绣红旗》随着歌剧《江姐》的上演,迅速传遍中华大地,几十年来传唱不衰。江姐和姐妹们在狱中绣红旗庆祝新中国成立的感人画面也深深刻在人们的心中……

这一情节是不是发生在狱中的真实场境呢?其实,在当时的条件下,这样的场境是不可能出现的。

那么这一情节是作者凭空杜撰出来的么?当然也不是。

真实的情景是这样的——

1949年10月7日,囚禁于白公馆、15岁就加入共产党的郭德贤(叛徒甫志高的原型蒲华辅的妻子),与关押在其隔壁的抗日爱国将领黄显声将军闲聊。黄将军因为身份特殊,在牢中有看报纸的待遇。郭德贤从黄将军那里得到一个重大消息:中华人民共和国已于10月1日成立。还了解到新中国的国旗是五星红旗,国歌是《义勇军进行曲》。这个骤然而至的喜讯令郭德贤兴奋得心都要跳出来了,她趁放风之机,将这个消息悄悄告诉了罗广斌。罗广斌回到囚室,即将这特大喜讯告诉了同狱的难友们。难友们顿时用耳语般的音量欢呼着,借着在地上打滚、相互拥抱——在特务的眼皮底下用这样独特的方式庆祝新中国的成立。特务走后,他们面北而立,低声吟唱起那首作为国歌的《义勇军进行曲》。

那一夜,全牢的难友睡意全消。大家都在猜测着国旗的形状、五星在国旗上的位置。眼见这般情景,罗广斌忽然闪出一个主意:“同志们,我有个建议:我们也应该做一面五星红旗,等有一天打着这面红旗冲出牢门去!”

“好主意!”大家都举双手赞成。

罗广斌扯下了他的红花被面。大家都不知那五颗星是黄色还是白色,也不知五星是如何排列的。起初,陈然拿出一件白色衬衣,拟做五星,后来改用了黄色的草纸。最后大家议定,把五星放在旗帜中央,形成圆圈,以示紧紧围绕着共产党之意。

没有剪刀,没有针线,也无糨糊。他们就用一把铁片磨成的小刀,将黄色的草纸刻成五角星,然后用饭粒把五颗星粘到了红绸被面上。

一宵奋战,“五星红旗”诞生了!……

就这样,小说作者把男囚室的这次“绣”红旗场景为素材,创作出《红岩》里的江姐带着姐妹们绣红旗的感人画面。

重庆解放后,罗广斌和郭德贤等脱险的同志回到牢房中找到这面旗,将这面旗交给了党组织,现在还保存在重庆红岩革命历史博物馆内。

4、叛徒、特务、看守的不同人生

小说《红岩》除了描写众多革命者英勇不屈地与敌人斗争的事迹外,也刻画出很多叛徒、特务、看守们凶残的丑恶面目。下面讲述几个有代表性的坏人,看看他们的结局如何:

★中共叛徒甫志高的原型蒲华辅:众所周知,《红岩》小说中甫志高的形象是以几个中共叛徒为原型来塑造的。其中之一就是前面提到的郭德贤女士的丈夫蒲华辅。蒲华辅自己也是被叛徒出卖的。他被捕后,受不住敌人的严刑拷打,出卖了一批包括自己妻子在内的共产党员和革命者,成为可耻的叛徒。他原是中共川康特委书记。后来在狱中受到那些坚贞不屈的革命志士的教育和影响,对自己叛变革命的行为有所悔悟。在监狱里“痛定思痛”过后,又表现出坚强不屈的精神来。他与妻儿一起被关在白公馆十个多月中,一直没有再向敌人屈膝投降。

1949年10月28日,蒲华辅与陈然(成岗原型)、王朴等一起被押到大坪刑场公开枪杀。据目击群众讲述,蒲华辅与其他烈士的英勇慷慨就义没有什么不同,还与其他革命者齐声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

后人评论说:蒲华辅十分可悲。这样一名党的高级干部,如果他也能在敌人的严刑面前咬紧牙头,不吐一个字,那么他也许就是另一个“许云峰”。然 而,蒲华辅不是,他在最关键的原则立场问题上,背叛了党和同志们。他的名字因此不能刻在红岩“革命烈士”纪念碑上,只能在党的史书 中被标上两个永远耻辱的字:叛徒!

由于丈夫的蒲华辅的出卖,郭德贤和她的两个孩子不幸被捕。与她丈夫不同的是,当敌人到家里逮捕郭德贤时,她机智勇敢,冷静应付。趁敌人未进屋,烧掉了自己保管的党的机密文件,并及时托人给川康特委副书记马识途同志送了信,使马识途得以脱险,保卫了党的机密,保护了组织和同志。

蒲华辅的妻子郭德贤现年96岁。从1949年11.27大屠杀中脱险后,先后在重庆市寒假教师训练班、重庆人民广播电台任职。每年清明节和“11·27”纪念日,她都要回到歌乐山祭奠牺牲的战友,几十年来风雨无阻。2019年清明节,她不顾90多岁高龄,仍坚持让人推着轮椅带她去祭奠战友,让人架着胳膊,献上了一朵白花。

★大特务徐远举(1914-1973):《红岩》中那个残忍暴虐的徐鹏飞的原型,就是军统三剑客之一的大特务徐远举。他是湖北大冶人。1949年9月至11月,徐远举在重庆主持策划一系列大屠杀、大破坏计划。11.27大屠杀后逃往昆明,12月在昆明被云南卢汉的起义部队捕获。巧合的是,他被捕后作为战犯关押于他曾经残酷迫害革命者的重庆白公馆,1956年转北京功德林战犯管理所。与他在昆明同时“被捕”的还有时称军统四大金刚的沈醉。沈醉因秘密参加起义而得到政府特赦,而徐远举因为之前罪孽深重,虽久等而始终没有受到特赦。1973年,徐远举病死于功德林战犯管理所。

★看守杨钦典(1918-2007):出生于河南郾城县(今属源汇区)大楼镇周庄村一户贫农家庭。1948年,杨钦典被派到歌乐山集中营内担任白公馆看守班班长,负责看守关押在白公馆内的重要“犯人”。狱中的革命者发现杨钦典出身贫苦,当兵的初衷只是为了混口饭吃。所以,就找机会“感化”他。给他讲形势,谈道理,开导杨钦典不要替蒋介石反动政府卖命,要站在劳苦大众一边,弃暗投明。陈然、罗广斌等30名共产党员和“民革”干部被关押到白公馆后,也全力教化杨钦典。杨钦典心有所动,开始在他的职权范围内为狱中的革命者传递口信、交换书报;还延长放风时间,尽力给予方便。他在新中国诞生前夕,奉命参与了暗杀爱国将领杨虎城及家人、随从的罪恶行动;并用双手卡住年仅8岁的小萝卜头的脖子,与另一个特务合力杀害了这个幼小可爱的生命。“11·27”大屠杀后,当晚11时,因渣滓洞那边的刽子手们人手不够要求增援。白公馆这边仅留下杨钦典、李育生二人看管没来得及杀害的19个人……在这紧要关头,杨钦典弃暗投明,拿出钥匙打开牢门,放走了白公馆里罗广斌、郭德贤等19位志士。

1949年11月30日重庆解放后,在罗广斌的带领下,杨钦典到重庆市公安局登记自首。政府根据罗广斌等人的证言,证实其在关键时刻“将功补过”,对其宽大处理不予追究。还准备把他安排在重庆市公安局工作,杨钦典表示想家,政府根据他的意愿,给他发了路费,让他平安地离开重庆。

文革中。杨钦典因历史问题被判刑20年。杨钦典服刑期间,其大儿子杨存良因为家里出了个“特务”父亲受到牵连,干得好好的生产队会计给撤了职,直到31岁才结婚。受打击最大的是杨钦典的妻子,由于天天盼人不见人,1977年杨妻身患重病撒手而去。等杨钦典回到别离10多年的家中时,只看见了妻子的坟茔,他陷入了深深的自责和对家庭的歉疚之中。

1982年,重庆市中级人民法院重审查明:杨钦典在解放前任白公馆看守员期间犯有严重的罪行,但在解放前夕的大屠杀中,他亲自放出革命志士10余人,有立功表现,对其逮捕判刑予以纠正,撤销判决,对杨钦典不予追究。此后,杨钦典回河南老家务农,2007年11月17日,病逝于河南省源汇区大刘镇周庄村,终年89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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