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没有技术可炫又何以能被称为作家

姜广平：联想到《鸟巢》，鸟巢本身无意义，但你却让它盛装了十几年的风雨与人生。所以，我总觉得你的小说看似随意，但在很多时候却是格外经意的。你有炫技的嫌疑。这无可否认。

荆歌：炫技确实经常出现在我的写作中。我相信对于炫技，反感的人一定要多于喝彩的。除非你是大师。但我又相信，炫技其实对于有一门技术，或者说从事艺术创造的人来说，是很正常的一件事。看过音乐会的人都会知道，哪怕是严肃的交响乐，某件乐器在独奏的时候，演奏者是绝对要炫技的。人家练了那么多年，练得那么苦，现在表演给你看，不炫技，那不等于白练白苦了！当然写小说应该是有所不同的，与杂技，与花样滑冰毕竟不一样。但我相信炫技在小说写作中，是不应该被看作是一个贬义词的。

姜广平：《陈年的咳嗽》无疑是炫技的极致。我能想象得出你写这篇小说时的得意。这确实是一篇非常有意思的小说。

荆歌：这篇小说把弹词和故事搅和在一起，乱七八糟的，但你读完之后，并不觉得乱，是不是这样？

姜广平：想问一下的是，里面对白居易诗的篡改，是不是你的杨柳新翻？或者就是某一个弹词开篇？

荆歌：是弹词开篇。这个小说中，有大量的弹词开篇，非常凄美的那种。汪政在一篇评论中提到这个小说，他有个很有意思的说法，说里面抄录的弹词开篇，字数比我的叙述还多。

你提到这个小说，我就要顺便说一下评弹。我喜欢评弹。评弹叙述和咏唱的，通常都是身世飘零的故事。评弹是最适合表现身世飘零的故事的。评弹说好人好事和“一定要把淮河治好”就不好听了。因此在《陈年的咳嗽》中，大量引用哀婉的开篇，与一个几乎被尘封起来的谋杀故事纠缠在一起，爱与死与嫉妒，纠缠在一起。

姜广平：与爱相连的是死。你的重要作品似乎都写到了死亡。《爱你有多深》、《鸟巢》、《太平》、《夏天的纪实》等都写到了。有些死是指向生的，有些死却指向毁灭。但总觉得用死来解决问题可能还不行，那些问题还在那里放着。譬如说于雯之死，并不能将一个包容的问题解决掉。这里有你的矛盾与无奈。

荆歌：我们写小说，并不是要解决什么问题。医学和宗教，才企图解决死亡问题。一个人的最终命运，都是与死亡联结在一起的，这在我的脑子里是根深蒂固。我对死亡的话题非常敏感。那本三联出的《向死而生》，几乎是我的枕边书。我经常翻读它，时而会心，时而感到绝望。

姜广平：其实，就长篇的艺术而言，《粉尘》与《漂移》都不能算是佳作，但我觉得对前者我格外偏爱些。也许自己也还做着教师，觉得总算有一部作品将我们的同类写进去了。对《漂移》而言，后面进行的长篇小说的创作，是否有着对这本失败之书的被（？）救？

荆歌：我和你一样，喜欢《粉尘》。也和你一样，觉得《漂移》是失败之作。但我并不怕你提到《漂移》。它的失败在于，当时我一点儿都没有写作长篇的经验，但偏偏它又是一本应约之作。它写得太密集，是以写中短篇的手法和状态来写一个长篇，写得很累，却不好。这当然给以后的长篇写作以一些反面的经验。

姜广平：《鸟巢》很有意思，很多岁月风雨流逝，以为不知道去了哪里，却原来藏在一个鸟巢里，清晰可见。这一结尾很有意味。这种结尾是你在写作之时设计好的，还是在写的时候产生的灵感？

荆歌：《鸟巢》那个结尾还有点意思吧？最终在一个鸟巢里发现了那架照相机，胶卷洗出来，一定会以为上面的人物是柳键、纯思、大河马，但不是，而是罗丽老师。许多人都以为这是我的疏忽，是自己都写忘了。其实我是故意为之，要给阅读设置一些障碍。这个结尾，并非事先设计，而是临时想出来的。书出版后，美女作家北北替我想了一个更荒诞的结尾，她说，胶片洗出来，上面是一群鸟。我问她是男鸟还是女鸟，她说是男男女女的鸟。

姜广平：你曾谈过作家的智慧与读者的智慧，我觉得，这种结尾极富智慧。将过去生活定格，将过去的悬念放在这里解开，无疑是充满智慧的。真的亏你想得出。

荆歌：许多读者的智慧是很高的，所以对于没有智慧的作品，他们是不会得到阅读满足的。

姜广平：一直想要知道你的身世，这是我读《鸟巢》时又一次涌起的冲动。当然接着想问的便是你的身世对你的写作在多大程度上有着决定性的意义？你有一篇《激情与迷失》讲到过自己的童年，从里面我看到了《画皮》、《枪毙》及《鸟巢》中的父子，也看到了《太平》里的一个细节。客观上讲，现在历史已经过去那么长的时间，现在的人们已经在物质的迷阵里失去了精神的敏锐，那一份疼痛是不是还盘桓在你的心头呢？

荆歌：我相信我们这一代人，童年都是很苦的。但我又一直觉得，我比别人更苦一些。除了家庭气氛的专制压抑，家庭里还发生过许多不幸的事件。毛泽东政治带给我们的苦难，真的是不堪回首的。一次次陷入绝境。当然，一定是要比那些家破人亡的家庭好一些。所以我从来都不觉得自己的童年是可以用“金色”来形容的。金色童年？那是搞笑！这样的人生际遇，一定是对我的性格有严重影响。对于后来的写作，当然不会全无关系。这种疼痛，一辈子都会在心里的。我喜欢今天，觉得这才是光明的新社会。我不希望回到过去，那太恐怖了。所以我对萨达姆、金正日之流，一点都没有好感。我觉得不管美国人怎么霸道，反正生活在专制之下，是最大的不幸，日子没法过。

姜广平：这一切是不是决定了你的作品大多都是以第一人称来完成的写作行状？

荆歌：也许吧。

姜广平：你说过，告别尘土飞扬，你会更多地关注别人的生活，但《爱你有多深》仍然有“我”的影子，包括最近读到的几个短篇，像《牙齿的尊严》也仍然有着“我”的色彩。这是不是又像《我们的虎牙》，借自己长了四十年的虎牙敷衍而成的一篇小说？

荆歌：现在的写作以第一人称的少了。这并非故意而为。只是对于一个写作者来说，“变”是非常需要的。变换角度，变换口吻，至少写起来会新鲜一些。

姜广平：你的小说题目有时候显得太大，挺吓人，如《歌唱的年代》、《时代医生》，有时候又小得吓人，如《粉尘》、《鸟巢》，这也该看成是一种小说的艺术哲学吧？

荆歌：都是随便起的名字，随便的，没想那么多。我不擅长为自己的小说弄一个好题目。要向戴来这样的作家学习。她的小说题目，都很有意思，很别致。像《练习生活练习爱》，《亮了一下》，都是好题目。

姜广平：大有大的好处，《时代医生》告诉我们是时代赋予了这个时代以浅薄，而医生则是表达这一哲学的符号与抽象。你让我们这个时代的医生，轻松地疏理与引导着这个时代的欲望，让这个时代的轻松与奢华在医生这里得到最充分的显现。

荆歌：《时代医生》应该是我一个非常重要的小说吧。我因为经常去医院，对医院有一种不正常的熟悉。我从小体弱多病。后来父母又相继身患绝症，一次次长时间地住院，我的许多日子都是在医院度过的。所以我对医院很敏感。我觉得医院是一个十分特别的地方，它既与外面的花花世界有对应之处，又形成非常强烈的反差。它给我的感觉怪怪的，很不正常。它很幽深。它是世界的另一端，它在纸醉金迷生活的阴面。总之它很怪异。每走进医院，我都会有很多想法。医院的气息，是能刺激我想象和思考的。

姜广平：你的潇洒实质上可能是一种表象，因为你所关注与接触的人全都是边缘与底层的人。但有时候我也想发问，你是不是有意地在放大苦难呢？

荆歌：我不认为是放大苦难。苦难是客观存在的。人间的苦难，是你怎么去想象都不过分的。

姜广平：写出了苦难之后，我觉得小说还应该再向前走一步甚至几步。不知你以为然否。

荆歌：这是当然的。其实在写作的路上，每走一步，都在寻找着新的可能性，都在努力发掘自身新的能量。写作的魅力，写作的乐趣，写作的艰辛，写作的意义，都在于此。但问题是，一个人的能量总是有限度的。这既可以用来作为宽慰自己的借口，又是非常残酷的一个问题。

姜广平：最后想说一点曾经想与残雪探讨的话题，那就是陌生语境的问题。《认真的叙事》和《画皮》其实都是在作着陌生语境渗入到小说中的努力。这种努力是有意还是无意？其目的又何在？

荆歌：陌生语境和陌生地方一样，对人总是有新鲜的刺激的。这对于迷恋创造性工作的人来说，总是会去刻意寻访的。其目的，既是图个新鲜，也是为了寻求小说写作新的可能性。这还与人的冒险精神有关。

姜广平：最后想说，你是否因为写作速度快了，而忽略了一些细节有重复的嫌疑，如关于虎牙的细节，这里又一次出现。或者说，这里的虎牙，与《我们的虎牙》实现了一次交互性的资源共享。同样，父子关系与告密，无疑也同样是一次重复。这可能是读者们所无法原谅荆歌的地方。

荆歌：那就向大家说声对不起了！关于这个问题，我也不打算为自己辩解了。

姜广平：《枪毙》这部长篇中，关于性的描写可谓大胆，通过性折射出的政治与人伦也让人触目惊心。但我觉得这并不独特，你何以让这本书成立呢？是不是一种少年对父亲精神的寻找？情欲与死亡，是这本书的突出的主题或关键词。我很想知道的是，我们这一代人，其实文革并无多少直接的经验，你何以能如此汪洋姿肆地写下这一本繁富而细密的书的？

荆歌：我生于1960年，对文革是有着非常直接而深刻的经验的。这段历史背景下的生活，只要我一闭上眼，一个个人物，一桩桩事件，种种细枝末节，都会蜂涌而至。

姜广平：这里面是不是有着一种六十年代人能很快走进文革的轻松与很快走出文革的洒脱呢？我想起阎连科，那个58年出生的作家，对文革也是持这种观点。可小几岁的你，却如此有着沉重与切肤之痛，真让人觉得有时候有某种乾坤倒转之感。乍一看，都以为伤痕文学又来了的样子。

荆歌：《枪毙》不是一本揭疮疤的书，不是“变天账”。它是写我作为一个人，对青少年生活的记忆和感受。因为我的青少年，恰巧被投放在那一个历史时期中，所以不可避免地会有时代的投影。时代只是一个背景，人物的性格，人的心理和生理的成熟，“偶然”对人一生的重大作用，人与人之间紧张关系的形成，这些，才是应该被注意到的。我所理解的“伤痕文学”是，只要时代不是如此，只要不搞文化大革命，人民就会生活幸福工作顺利了。《枪毙》不是这样的。在这本书中，欢乐和痛苦，都显然不一定是时代所造成。许多问题，是在别的意识形态下也同样存在的。比如性，它在人的成长过程中，对人的困扰，给人带来的迷茫和欢乐，跟时代其实是并没有太大关系的。

姜广平：可是，这让我想起毕飞宇的短篇《蛐蛐蛐蛐》，对那个历史黑洞的描写，与你的一本书可能有着同等的重量。相比较而言，你少了些精致与收敛。至少从美学价值上看，这一篇不及你的《再婚记》。那不是一篇梳理欲望的佳作吗？也同样不及《歌唱的年代》，那是写出了一个时代的作品，且找得相当准。

荆歌：你已经两次说到“最后”了，怎么还有这么多问题呀？《枪毙》和你上面提到的两部中篇，不是同一类型的作品。这两部中篇，技术的含量更高些。但长篇好像是不能这样写。我倒是希望把长篇写得粗砺些，浑浊些。但恐怕往往是力不从心。

姜广平：不过，我得承认，这本书里面有着更多的哲学或辩证法。如情欲与死亡、革命与背叛、压抑与放纵、肉体狂欢与情感交流、原罪与救赎……我不得不承认，较之于《爱你有多深》的边缘性，《鸟巢》的游戏性，《枪毙》显出了某种凝重，我们有理由期待你写出更厚重的书来。

荆歌：我一定会努力的。我时刻都在努力着。接下来即将出版的一部长篇，名为《十夜谈》，它应该是在一定程度上有着一番新的气象。

姜广平：因此我也不得不像陈晓明、苏童那样断定，你是一个骄傲的也是一个值得骄傲的作家。横看成岭侧成峰是我对你的作品的期许。

荆歌：谢谢你！这样的祝愿我非常乐于接受。事实上我最怕的就是“江郎才尽”四个字。当自己写作的热情耗尽，觉得没有必要再写下去，也就怀疑是否还有活下去的必要时，那是多么悲哀啊！我希望那一天迟一些到来。虽然我知道它终究会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