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是世界唯一不靠殖民起家的大国 为何还招恨？

看到个贴有点感慨。7月14日，英国推特用户“BlackLivesMatter AmericaWasNeverGreat”发文写道：

“中国很快就将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它将是第一个不靠殖民、奴隶制和种族屠杀起家，而是靠努力、健康经济成就的大国。这本来应该为中国赢得喝彩，却招来了西方的嫉恨。”

一个英国人，在西方那种极度洗脑妖魔化中国的环境下，竟然能有这种认知，实在让人赞叹！

西方的洗脑机器和舆论话语权有多强大？众所周知，即使同为中文圈的海外华人、台湾人香港人，常常也对中国大陆充满了无数的恶意与误解。反而，他们从小到大接收的信息都是，美国和西方如何正义、善良、伟大，几乎很少有人能了解西方的暴行，尤其美国所发动煽动的无数战乱仇杀。

最典型的文人比如台湾龙应台。这种彻底被西方洗脑的文人，从来不会对美国在全世界所发动的无数战乱仇杀侵略奴役，有一句批评。她也意识不到中国在非洲所做的建设医院学校水电站，发展经济教育贸易，扶助弱小民族的巨大贡献。但是如果她在大陆街头看到一个流浪汉，那各种上纲上线的丑化与抹黑与贬损，马上就来了。

美国光是二战结束后，就发动了上百次侵略战争与战乱仇杀，杀害了「上千万人」，但西方及香港台湾的那些被洗脑的脑残们看了，心里一定认为我造谣或夸大其词。

脑残们中毒很深，他甚至连美国杀害「一个人」都不相信，更不用说屠杀千万条人命。

其实我应该写说：自二战结束以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之侵略行径，直接导致数千万人（而非仅仅上千万人） 的死亡以及数亿人的流离失所与伤残。

各位会不会跟我一样，经常觉得很沮丧，为什么这样一种血腥残暴毫无人性的人类浩劫，人们不但一无所知，或是根本不在乎，甚至还把这样一个危害人类甚巨的邪恶帝国吹捧为人类的民主救星与人权捍卫者？

另一方面，不仅独善其身，甚且还兼善天下，在真正意义上对人类和平与文明发展及人权与生命保障做出史无前例的伟大贡献的中国，却反而被抹黑成恶魔，视为人类公敌。

面对这样一种荒谬世道，我常觉得很挫折，很无言。那种感觉就好像，我活在一个诡异病态的世界，在这世界里，耶稣被描绘成恶魔，而撒旦却成为正义使者，底下的妖魔鬼怪到处跑，说是散播真善美的可爱小天使。

这时候，我该怎么办？我该怎么让脑残们清醒？有没有什么聪明药，吃了之后，可以修复脑残细胞;让脑子有洞的补洞，进水的排水，让智商至少可以提高 50，或是提高到达我的智商开根号再乘以10。

严格说起来，同为中华文化圈的香港人台湾人，多数在史观与政治意识上如今已经异化了。今天多数台湾人香港人，已经完全没有独立思考能力去认知美国在全世界的杀戮与战争，在西方洗脑机器无日无之的美化与洗脑之下，他们其实大体对西方和白人，是膜拜而敬畏的。对祖国大陆，则是极尽丑化妖魔化厌恶鄙视仇恨。港台人越仇视中国大陆，对西方利益就越有利，这是西方所乐见的。

《以自由之名 ：民主帝国的战争、谎言与杀戮》

推荐一本书《以自由之名 ：民主帝国的战争、谎言与杀戮》，Andre Vltchek 与 Noam Chomsky 合著。

博客来网站上买得到中文版：https://bit.ly/2WxV0r1

阿远提供该书作者之一Andre Vltchek 的访谈视频：https://youtu.be/7CnSXBOrHMc

里头有些话说中我心。作者说：

「现在正是拯救数十亿人类的最后机会了;美国及西方帝国主义再不打倒，在可见的将来就再也没有机会了。

惟一有能力改变这一切的就是中国。

中国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国家，中国的文化、思想与实践能够为人类带来救赎。」

我知道，西方和港台的脑残们听到这样一些话，肯定会嗤之以鼻，但这其实只是一个基本事实，而这就是重点所在：为何是非善恶居然能颠倒至此？明明白白的基本事实无人相信，而荒谬透顶的谎言却众人顶礼膜拜。

Vltchek 还说：「中国在全世界做着伟大的工作，因此，支持中国就是我的责任所在，我若不这么做，那我就是在自欺欺人。」

做为一个记者，Vltchek 走遍全世界一百多个国家，亲眼目击西方帝国主义在世界各地的侵略与恐怖伤害。他说，西方帝国主义是这个地球上惟一的根本问题，惟有反抗它，才有可能拯救长期以来被折磨与摧残的数十亿人民。」Vltchek 并提到，他花了十五年时间，制作了一部记录片，记录美国1965年在印尼发动军事政变的经过。（按：美国在印尼策动一场有计划的反华反共大屠杀，从1965到1966年，短短一年间，以极其病态残忍的手法，杀害至少五十万人，包括老幼妇孺都不放过。）他并提到，香港暴乱是如何由西方政府以及那些包藏祸心的 NGO 所资助与策动，并且透过完全由西方掌控的主流媒体，编造谎言，洗脑年轻人;让一半的香港人突然以为过去被英国所残酷镇压、羞辱与剥削的殖民岁月是多么美好。事实上，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才是全世界最进步的国家之一。」

Vltchek 在非洲居住了五年，亲眼目击其变化。他说，在中国来到之前，非洲人民被西方国家几乎剥夺了一切，一片荒芜，没有铁路，没有像样的学校和医院，直到中国来了之后，开始帮他们修铁路，修公路，盖学校，盖医院，并且花了两年时间，消灭了疟疾。所有这一切作为，中国都默默地做，从不宣扬。」他说，「非洲人民开诚布公地说，中国人是第一个把他们当成人类来对待的民族」，「主动给予我们三倍以上的工资，而且从来不会因为我们损坏机器而施以惩罚，而西方人却甚至强迫我们为其劳动而不支薪。」Vltchek 说：「中国代表着全世界被压迫的人民，为人民奋斗... 在我审视整个世界后，我深深体认到：如果中国式的实践及中国体制失败，那么，全世界都将溃败。这是人性的最后希望了。」我知道现代人看东西只愿看两行字，既不愿意做点基本功课，却又凡事意见一大堆。我只能说，姑且惦念在一些人长年的辛劳与付出及各种痛苦代价的份上，仍然还是要恳请大家花一点时间去关注那些理当获得更多关注的问题。就如苏格拉底所说，「我们毕竟不是在清谈」，而是不得不面对一些「关乎我们应当怎么活下去」的根本问题，这或许真的是人性的最后一点希望了。==============================书名：《以自由之名 ：民主帝国的战争、谎言与杀戮》 第一章节录 作者：Andre Vltchek & Noam Chomsky 2013.09.05.安德烈·弗尔切克：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西方的殖民主义和新殖民主义导致了全世界五千万到五千五百万人的死亡。时间虽然相对短暂，但却可以说见证了人类历史上最多次的屠杀。它们之中的大多数都打着诸如自由民主的崇高旗号。一小部分欧洲国家和那些主要由欧洲裔公民所统治的国家，一直在推动西方的利益，也就是那些「重要人士」 的利益，而从不顾及最大多数人的利益。人们接受了针对数百万人的屠杀，并将其视为是不可避免甚至是正当的。许多西方民众也似乎受到严重的误导。

除了五千五百万人左右直接死于西方和亲西方的军事政变及其他冲突之外，另外还有数亿人间接地、悲剧地默默死去。在西方，这样一种全球秩序，却没有受到任何挑战;甚至在被征服的世界里，人们也往往不加思索地接受了它。这个世界是不是疯了？

诺姆·乔姆斯基：很不幸，对于西方人所犯下的此一最严重罪行，存在着激烈争论。当哥伦布在西半球登陆时，大约有八百万到一千万人处于高级文明（商业、城市等等）之中。此后，并没有经过多长时间，这些人口的大约95%消失了。在今天美国的领土上，曾经大约有一千万左右的美洲原住民，但是根据人口统计，到1900 年时，这个国家里头原住民的数量竟然只剩下二十万。但是，所有这一切事实均遭到否认。在英裔美国人之中的主要知识分子和左翼自由派的报刊中，所有这一切都被轻描淡写地否认了... 被一笔带过，或是根本不当一回事。

根据医学杂志《柳叶刀》的说法，每年有六百万儿童由于缺乏基本的医疗处置而死亡，然而，提供这些医疗处置却根本不需要什么花费多少钱。

下面是一个我们再熟悉也不过的数字。

光是在南部非洲，营养不良和一些很容易治疗的疾病每天杀死八千名名儿童—这恰恰也是卢旺达大屠杀中平均每天死亡的人数。

这些问题都很容易就能解决，但我们却正走向一条很可能是事实上的终极种族灭绝之路，亦即对环境的破坏。

这个问题不但几乎没有得到任何处理，而且事实上，美国正朝着相反的方向走。

在今天的美国有一种乐观的氛围认为，由于拥有复杂精密的化石燃料提炼技术，所以我们可能还能保持一百年的能源自给自足，这也因此会让美国霸权继续保持一个世纪，我们会成为世界的沙特阿拉伯等等等。

奥巴马总统在2012年的国情咨文中，热情洋溢地提到了这一点。

你能从国家媒体、商业媒体等激情四溢的文章中读到这类内容。

其中，对于环境变化对当地的影响仍然有一些批评，比方说会破坏水源，会摧毁生态体系等等。

但是，对于如果我们继续这样做，一百年后这个世界将会变成什么样子的问题，却几乎没有任何涉及，也从未讨论。

目前存在着一些非常根本的问题，而这些恰恰是市场导向型社会中的某种固有问题。

在这种社会里，你不会去考虑我们称之为外部性的东西，也就是那些没有进入到任何特定交易当中、却会对他者产生影响的东西。

安德烈·弗尔切克：我正目睹大洋洲（南太平洋）几个国家的消失。我在若干年的时间里以萨摩亚（Samoa）为中心基地，朝着四周旅行，穿越该区域。一些国家，例如图瓦卢（Tuvalu）、基里巴斯（Kiribati），包括马绍尔群岛（Marshall Islands）等等，都已经在考虑大规模撤离自己的公民。在大洋洲，已经有若干岛屿和环礁正变得无法居住。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马尔代夫和其他地方。基里巴斯很可能会成为第一个消失的国家。根据大众传媒的说法是，这些国家正在下沉。事实上，它们根本没有下沉，而是潮汐淹没过环礁，破坏了所有植被，污染了水源。这使得这些岛屿变得不再适合居住，或者使它们从水到食物几乎所有物品都必须完全依赖进口。

令人惊讶的是，当我在图瓦卢工作的时候，我竟然没有见到外国媒体。

只有一个日本的摄制组在福纳佛提环礁（Funafuti Atoll）拍摄肥皂剧，做一些不相干的事。

我由此陷入思考：这可是受害最严重的一个国家，这是一个随着海平面上升即将消失在地球表面的国家，竟然没有任何媒体对此进行报道！

诺姆乔姆斯基：乔治奥威尔有一个术语，叫作「非人类」。世界被划分成像「我们」这样的人，以及其他无足轻重的「非人类」。奥威尔讨论的是一个未来的极权社会，但它却很符合我们今天的情况。马克柯帝士（Mark Curtis）在他对二战后大英帝国的掠夺行为所做的研究中使用了「非人类」这一术语。对于发生在「他们」身上的事，「我们」并不关心。

所谓的英语圈（英国的分支—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世界中的原住民，他们所遭受的待遇也与此类似。

这些都不是寻常的帝国主义社会，他们并不仅仅只是统治原住民，他们还要消灭原住民。

他们夺走原住民的土地和定居点，在大多数情况下还将其几乎杀戮殆尽。

「我们」并没有考虑到原住民，「我们」从不追问过去在「他们」身上到底发生了什麽事。

事实上，我们对这一切一概予以否认。

安德烈·弗尔切克：用历史的眼光来看，几乎所有欧洲的殖民地也都是如此，世界上所有被欧洲殖民帝国所控制的地方都是如此。最早的集中营并不是由纳粹德国所建造，而是由大英帝国在肯尼亚和南非首次建立。当然，德国人对于欧洲犹太人和吉普赛人（Roma）的大屠杀并非是德国人所实施的第一次大屠杀;他们参与了南美洲南部以及事实上在全世界各地的各种恐怖屠杀。德国已经将纳米比亚的赫雷罗（Herero）部落中的大多数人给消灭殆尽。这个话题，在德国和欧洲的其他地方却从来都没有得到任何讨论。这些是完全没有任何理由、没有丝毫逻辑的杀戮。唯一的解释是，德国人就是纯粹厌恶当地人。

但是，你去听一听那么多的欧洲人在二战之后所表达出来的那种悲恸。他们认为：那个充满理性与哲思并且本质十分平和的德国，怎么会突然之间变成了杀人狂呢？他们说，那是因为他在一战结束后遭受了经济上的羞辱！否则，哪有人会预料到这样一个友善的民族竟然会变得如此残暴？好吧，如果一个人根本不把赫罗纳、萨摩亚人或者马普切印第安人（Mapuche Indians）视为人类，如果他根本就忘记了德国人在非洲其他地方的殖民历史，那么他确实会对于德国人屠杀犹太人感到惊讶。

诺姆·乔姆斯基：即便吉普赛人在大屠杀这件事上遭受了和犹太人近乎相同的对待，但这事却始终没有被人提及;今天法国对吉普赛人的迫害也尚未被人们所认知。举个例来说，2010年，法国政府决定将法国国内的吉普赛人居民驱逐至罗马尼亚境内，而在那里，吉普赛人的生活是十分悲惨且可怕的。你能想象法国人将大屠杀中的犹太幸存者，驱逐到那些他们将会持续遭受虐待和恐吓的地方吗？若真的如此做，整个国家恐怕都会因此愤怒得炸了锅吧。但是，吉普赛人的问题却完全被不置一词地带过了！

安德烈·弗尔切克：现代捷克共和国修建起围墙来隔离吉普赛人。事实上，他们就是在城市之中打造隔离区，时间距今还不到二十年。这令人回想起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捷克人与纳粹合作围捕吉普赛人的可怕历史。当然，到二十世纪九零年代，捷克人已经成为西方最可靠的盟友，西方的大众传媒也因此将其视为一个不应被批评的民族。相比穆加贝（Mugabe）对津巴布韦的白人农民所做的一切，捷克共和国对吉普赛人的所作所为更要残忍许多。让我们回到欧洲殖民主义上来看。我感觉殖民主义并没有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而消失，没有在二十世纪的五零或六零年代结束。我在这个世界上所谓的边缘地带接触得越多，就越能感受到殖民主义已经通过更有效的宣传而进一步深入强化。其实这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因为在过去，总是存在一个敌人，一个你能看得见、摸得着的坏蛋，你可以很简单地以殖民军队或一些殖民机构的形式来定义敌人是谁。如今，殖民主义虽然持续，但是，对当地人来说，要清楚地说明白到底是怎么回事以及他们的敌人究竟是谁，却好像越来越困难。

诺姆·乔姆斯基：在过去的几年间，在东刚果（Eastern Congo）发生了一些世界上最为严重的血腥暴行，大约有三百万至四百万人被屠杀。你能说清楚凶手是谁吗？他们是被民兵杀死的，但在这些民兵的背后，却是跨国集团和多个国家的政府，而他们却隐身幕后。

安德烈·弗尔切克：我马上就要完成一部纪录长片，名字叫作《卢旺达式开局》（Rwanda Gambit）。我花了三年多的时间才完成这部纪录片。我们现在知道的数字比刚才提及的要大得多，大约有六百万到一千万人在刚果民主共和国被杀害。这一数字，大概和比利时国王利奥波德二世（Leopold）在二十世纪初杀害当地民众的数字相当。你说得没错，表面上，屠杀了数百万无辜人民的凶手是卢旺达、乌干达政府及其代理人，但在他们背后，却是西方的地缘政治和经济利益。

诺姆·乔姆斯基：你看，跨国集团为了获得西方人使用在手机上的销售收入和铁矿和其他重要矿产，于是就利用民兵来屠杀当地人民。这种屠杀方式是间接的。你所描述的许多暴行和罪行都具有同样特点。但也有一些屠杀则是采用相当直接的方式进行，比方说越战，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最严重的暴行。

2011年是约翰F肯尼迪（John Kennedy）发动越战五十周年。通常，某一事件的五十周年纪念应该是相当隆重的，尤其是当这一事件的规模如此巨大时。但是，在越战爆发五十周年之际，却没有一星半点的任何纪念活动。

1961年5月，肯尼迪派出美国空军开始轰炸南越。他授权使用烧夷弹和化学武器摧毁越南的农作物和地表植被;同样也是肯尼迪，启动了一项计划，将数百万越南人驱赶到所谓的「战略村」，而它们实际上就是集中营或城市贫民窟。

美国针对越南进行化武攻击的后遗症至今没有消散。你也许曾经看过，我们在西贡的医院至今仍然可以看到许多畸形胎儿;直接渗透到南越土地上的化学毒素，导致这些儿童天生伴随可怕的畸形和异常。但时至今日，即便经历了好几代人，这一问题仍然没有得到人们的关注。这个问题在老挝和柬埔寨也没有得到解决。

对于波布（Pol Pot）政权在柬埔寨的恐怖统治，人们已经谈论得很多了。

但是，对于它何以会发生，却几乎无人问津。

二十世纪七零年代早期，美国空军对柬埔寨的农村地区实施了全面轰炸，其规模与二战中盟军空军力量在太平洋战场所进行的轰炸相当。在当时，他们遵照季辛吉（Henry Kissinger）针对柬埔寨实施大规模轰炸的指示，亦即：「动用所有空中力量进行轰炸，对于地面上任何一个移动目标都绝不能放过。」

我的意思是，这就是号召进行你所说的种族屠杀。我们很难从档案中找到任何记录，只有《纽约时报》对此事曾经有一句话略有提及，但之后，类似报道就完全停止了。

除了在学术杂志和一些小圈子以外，对于轰炸柬埔寨的规模，从未有过任何报道，但这可是针对数百万人的大屠杀，一口气毁灭了四个国家。这些国家，在那之后就再也没法恢复元气。当地人民虽然知道这一切，但也无能为力。

安德烈·弗尔切克：我曾在越南的河内待了几年，对所谓的「秘密战争」[the Secret War，指美国空军及其盟友对老挝的石缸平原（Plain of Jars）的地毯式轰炸]进行了报导。关于柬埔寨，我也写了很多东西，所发现的结论同样令人感到震惊：就和其他许多遭受西方摧残与蹂躏的地区一样，西方的大众传媒机构在这里依旧实施了一场有计划的假新闻宣传战。

波布政权统治下的柬埔寨，被描绘成共产主义所犯下的不可饶恕罪行之最可怕的例子之一。但是，西方针对东南亚人所进行的种族灭绝，他们却不置一词，甚至干脆完全忽略。

美国使用 B-52 轰炸机对老挝和柬埔寨的农村地区狂轰滥炸的目的是：防止老挝和柬埔寨加入越南解放战争中，数百万人因此遭到无情的杀害;甚至直到今天，仍然还有牛只因为在咀嚼小石子的时候不时会咬到散落各地的所谓「 炸弹宝宝」而被炸飞了脑袋，至于当地人民尤其是女性和儿童的遭遇，当然就更不难想象了。

（按：「炸弹宝宝」指的是集束弹，又称子母弹，一颗炸弹里头含有成百上千的小炸弹。炸弹会开花，就像下雨一样，撒下漫天小炸弹，是一种无差别杀伤的大规模毁灭武器。请见这段视频，里头提到我曾写过的美军集体掩埋六千名伊拉克士兵的事 （掩埋时，其中很多人仍然还活着）：https://bit.ly/3dHZj8Y

这些小炸弹之中，有一些不会马上爆炸，当它洒落地面，于是就成为平民百姓特别是儿童的长年噩梦，宛若地雷。而且，更可恶的是，这类小炸弹故意制造得像玩具，因此特别容易吸引小孩捡拾。一旦碰触，便立即能把人或动物给炸得四分五裂。

越战期间，美国为了切断北越的补给线，竟然对老挝无端进行彻底毁灭性的狂轰滥炸，完全不把人当人看，一共投下了两百多万吨的集束弹，内含两亿七千多万颗的小炸弹。当时老挝总人口数仅两百万人，平均一人可以分到大约150颗炸弹，使得老挝成为世界上人均受炸弹袭击最严重的国家。

根据美国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2016年9月5日的报道以及Legacies of War 组织的2018年报告，至今仍有大约八千万颗散落老挝各地的未爆弹;二战结束后，被炸死或炸伤的老挝居民已超过五万人，其中百分之四十的受害者为儿童。）

五、六年前，我和排雷咨询小组（Mines Advisory Group，MAG）有过密切合作。这是一家总部位于英国的大型排雷机构。他们向我抱怨，在印度支那地区的战争中，为美军生产和提供致命武器的一些公司（其中就包括今天美国的一家著名家用消费品生产公司），至今仍拒绝提供相关武器的技术资料。

这使得他们的拆弹工作开展起来极为困难，因为他们需要知道如何拆解这些武器装置以及它们多久之后才会失效。

这种恶意以及体制性的缺乏同情，导致双方完全难以合作;往后，仍会有数百或数千个当地人（主要是女性和儿童）将会因此死亡。

至于柬埔寨的问题，则始于美国在首都金边扶植起来的非法腐败政府。

我发现，我们对红色高棉和所谓共产主义暴行的讨论非常值得商榷，甚至非常可笑。

由于没有接受过教育以及与世界的隔阂，大多数柬埔寨人在波布从法国（正是在当地的咖啡馆里，波布变成一个激进分子）回到柬埔寨之前，对共产主义根本一无所知。

我在柬埔寨听到的消息是，红色高棉时期的暴行，主要是由那些对城市菁英心存不满的农民所执行。

事实上，在轰炸期间，金边对美国是俯首贴耳的，农村地区的人民于是开始痛恨那些城市居民，将其视为通敌份子，而自己则是事实上的受害者。

这与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几乎毫无关连。而且，毫无疑问，美国对柬埔寨农村地区的轰炸所造成的死亡人数，要远远大于红色高棉行动所造成的伤亡。

然后，当这一切都结束，越南解放了柬埔寨，并将红色高棉从权力神坛上踹下来的时候，美国驻联合国大使却要求红色高棉政府重新回来掌权。

由此你可以知道，美国作战的对象，实际上是做为苏联盟友的越南，而不是一

些稀奇古怪、自我标榜的毛主义政权。

但是，西方却一手炮制无数虚假信息，指控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并将其与波布政权的暴行联系起来。

在我发自柬埔寨的报道中，我曾如此断言：即使波布及其党羽以一个比方说什么南美足球俱乐部或什么慢跑鞋的名义鼓动农村居民去杀害城市居民，西方照样可以扯到共产主义上头，做出相同的指控。

诺姆·乔姆斯基：许多学者指出，在柬埔寨的整个历史中，被研究最多的就是红色高棉统治的那三年。我们对这三年的认知，居然远远比对这个国家其余全部历史的认知都还要多。但在几年前，我们对这段时期其实也几乎一无所知。我们只知道红色高棉在1970年仍然还是一个很边缘的小团体，但它却动员起一支由愤怒农民所组成的庞大军队。这些农民当然是与那些被他们视作罪犯的城市菁英对立的。

人们却没有看到，城市菁英的背后就是华盛顿这只黑手。这和东刚果以及不见钽铁矿的例子有点类似，你看不见杀你的人是谁。

我想，这种事情在西方也一样很明显。

我举个例——虽然在规模上与前面那些例子差得远了，但这仍然是个严重事件：

在威斯康辛州，共和党籍的州长下令取消工会的集体谈判权，因此引发大规模的抗议活动。抗议者要求重新选举州长并进行罢免投票。但共和党在投票中却又再度获胜了。

背后的原因很耐人寻味：

共和党开展了非常有效的宣传活动，他们使那些不幸的民众相信：

造成他们不幸的根源就是他们的邻居，而不是摧毁我们经济的真正罪犯 —银行，因为他们离我们太遥远了。

你能看到的只是身边经济状况比你好的那些人。比方说，你的邻居可能是个消防员，他有养老金，而你没有，所以你便迁怒于他，而不是对那些真正搞垮经济的人感到愤怒，因为他们远在天边，他们通常就住在纽约的摩天大楼里头。当时的宣传活动规模庞大，其背后又有庞大资金支持。

这就如同纳粹将犹太人当作替罪羔羊一般，他们宣传说：「犹太人应该对你们 （德国人） 所遭受的饥饿和经济萧条负责。」

安德烈弗尔切克：

没错，发生在东南亚的事情和发生在卢旺达、乌干达以及刚果民主共和国的事情非常相似。

我们看到的是民兵的残杀行为和数百万人的死亡，当地人则常常被描述成野蛮人，几乎与动物无异。

但是，真正该被谴责的西方政府和大企业，却远远地置身事外，几乎对此不用承担任何责任。

在欧洲和美国，人们对这些事件知之甚少，而欧洲又是一个受教育程度较高且自认见多识广的大洲。

然而，大多数非洲人都知道的事情，真正涉入其中的欧洲人却反而一无所知。

这或许是因为他们根本不想知道。

任何事情都是互为关联的。在西方人眼里，罗伯特·穆加贝是在参与阻止卢旺达军队第二次企图推翻刚果民主共和国时才变得「邪恶」起来的;而刚果民主共和国在现实中正是西方国家的代理人。

在东非有一种讽刺的说法是：南苏丹是西方给予乌干达总统约韦里·穆塞韦尼的奖赏，表彰他在这一地区代表西方所做的「出色的工作」。

在刚果发生的是这样一场难以想象的灾难和惨绝人寰的种族灭绝，它完全可以和一个世纪前比利时国王利奥波德二世在刚果的暴行相提并论。

我不得不再次重述暴行所导致的死亡人数，因为实在太可怕、太难以想象了。

当我去年在华盛顿进行拍摄的时候，刚果民主共和国的一位总统候选人本卡拉拉（Ben Kalala）告诉我，死亡人数大约是六百万到八百万人，但也有人说是死了一千万。

他说：「你看，在卢旺达大约有八十万人死亡，我为他们感到难过，因为他们也是人。但是，整个世界却都只是在讨论1994年的这场种族杀戮。

你要知道，在我们刚果，却有六百万到八百万人被屠杀。」

这件事就发生在几年前，它和利奥波德二世统治时期非常相像，在当时，也大约有一千万人被杀害。

如果你在橡胶园里表现得不好，他们就会剁掉你的双手，也有人在自己的农舍里被活活烧死。

这些例子告诫我们：

西方的立宪君主制国家和多党制民主国家，都同样会做这种事。当然，这些大屠杀不是发生在安特卫普（Antwerp） 或布鲁日（Bruges）（比利时的商业大城），而是发生在所谓「黑暗大陆」的非洲，发生在我们的视野之外。

事实上，比利时人杀害的非洲人数量，远比当时他们自己整个国家的总人口数都还要多。

诺姆·乔姆斯基：我曾经出于好奇翻阅了《大不列颠百科全书》最著名的那个版本。我把时间定位在 1910年前后，查找利奥波德二世这个词条。这个词条当然还是有的，但所记载的却是他所做的好事，讲他如何建立这个国家等等。在结尾处，它轻描淡写地说了些诸如「他有时候会残忍对待他的人民」的话——这话倒是没错，比方说，他屠杀了一千万人。

安德烈·弗尔切克：2011年，当我在布鲁塞尔（Brussels）的时候，无意中看到许许多多利奥波德二世的雕像。在比利时，他仍受到万众敬仰。所以，尽管我们知道，即便以欧洲殖民主义本身的道德标准来衡量，利奥波德二世对刚果人的所作所为完全就是种族灭绝，但他仍然被认为是比利时的民族英雄之一。

后来，比利时政府将利奥波德二世的私人殖民地拿走并国有化。

当然，这听上去就像是个笑话。

在意识到一千万人被谋杀之后，比利时政府将这些殖民地从堕落的王室手中拿走，并由自己来管理，而不是由其自主。

但我也确信，他们说服并且再教育了许多刚果人民，使他们相信被殖民其实也没什么不好。

诺姆·乔姆斯基：被殖民者常常接纳了自己被压迫的历史，甚至以此为荣，这是一个有趣现象。有一次，在加尔各答（Kolkata），我参观了维多利亚纪念馆。当我抵达那里时，看到的第一个东西竟然是毁灭印度的人之一——罗伯特·克莱夫爵士（Sir Robert Clive）的雕像。我跟着向导参观了一间又一间的绘画陈列室，这些令人不忍卒睹的丑陋画作，表现的却是英国人殴打和羞辱印度人之类的主题。随后，我来到维多利亚女王的茶室，修缮后的这间茶室真的很像国家圣祠那样庄严。所有这一切都是印度遭受破坏的象征，但又有几个人知道有无数人在其中被杀害？

安德烈·弗尔切克：那个地方我也去过几次。它很可笑，但也足以说明问题所在。我从未在印度看到一家博物馆能够像维多利亚纪念馆那样，吸引如此之多的参观者，每天都有数千参观者涌入。而且，纪念馆的维护工作做得很好。显然，大英帝国成功完成了针对世界各地臣民的教导。

比方说在马来西亚，菁英们仍然尽其所能地想要表现出比英国人更加英国化，所有帝国统治时代以来的历史遗迹都被一丝不苟地保存下来。在婆罗洲的沙巴州，人们甚至把曾经属于殖民者的英式茶室和修复后的大楼变成博物馆。受过教育的马来西亚青年的终极目标，就是到英国的一些知名大学求学，以求从本质上掩盖自己的马来西亚属性，并且尽可能地向殖民者模仿与靠拢。

在肯尼亚，我们也能看到同样的趋势，那些代表他们的新殖民主义主子、专门掠夺自己国家的当地菁英，穿着打扮就像几十年前的英国绅士那样。

肯尼亚的法官穿着和他们的英国同事相同的袍子，此外，社会的高级阶层甚至还会刻意模仿英国口音。

在东南亚，许多人相信，殖民统治者对他们的统治是公正的。

举个例子，在印尼、马来西亚和新加坡之间有个关于马来西亚为什么比印尼先进的争论。

真可悲。他们之中的很多人认为，原因乃是在于大英帝国在马来西亚所实行的良好统治;而很多印尼人则抱怨荷兰人作为殖民统治者，不及英国人「出色」！

甚至在秘鲁，一直到最近，你都还能够看到同样的情形。利马（Lima）曾是西班牙总督的首府，也是西方实施反人类罪行的中心之一。在位于总统官邸前的武装广场（Plaza de Armas）上，曾经坐落着一尊法兰西斯科·皮萨罗（Francisco Pizzarro）的巨大雕像。直到几年前，这座雕像才被撤走。当然，现在他们有了一个新政府;他们将雕像移到了公园里。雕像至今依然矗立，只不过不是在武装广场上而已。即使是在今天亲社会主义和左倾体制下，他们也不会拆除这尊雕像。整个拉丁美洲遍布着这些征服者的象征，仿佛社会中的一部分人对殖民主义的鞭子至今还心存怀念似的。

诺姆·乔姆斯基：

现在已经有一点反抗了。比方说，在1992年的多米尼加共和国，政府计划举行盛大的庆祝活动纪念哥伦布登陆，并为此矗立起一些巨大的纪念碑，但它们最后全都被民众给拆除了。

除了政治上和经济上的殖民化，还有知识和道德上的殖民化。后者有着很深的根源，例子也很多。我们就以女性的地位为例。

几千年来，女性接受了自己作为父亲和丈夫的财产是一种自然秩序的观念：

在美国，这种情况直到几十年前才受到严肃的挑战。比方说，直到1975年，女性在联邦审判中担任陪审团成员的法律权利仍无法得到保障。假如你问我的祖母是否受到了压迫，她可能甚至都无法理解这个词的意思！

这就是当时女性的角色：女性的存在，乃是为他人服务的。而且它还内化为女性自身的一种观念。阶级制度与压迫的主要成就，就是让非人类也相信，这一切都是符合自然的。

欧洲人对殖民的历史有什么意识吗？

安德烈·弗尔切克：奇怪的是，他们对此几乎毫无意识，甚至在我的西班牙朋友中也存在同样情况。你要知道，这些人可是曾经在联合国和其他知名的国际组织中工作过的，他们是受教育程度相当高的一个群体，但他们对自己的历史的认识却如此幼稚无知。我和我那些来自法国媒体和出版界相对进步的朋友，还曾经因为法国的殖民主义问题起过冲突。

他们（甚至是中左派）对戴高乐将军无限崇拜，他们相信，和其他殖民者不同，法国从来不是一个真正恶劣的殖民者，说得好像非洲或印度支那或加勒比地区从来不存在一样。这就是他们对殖民历史的认知程度。

你知道吗，法国人在一些地方，比如在格林伍德岛（Grenada），曾经试图把当地人口彻底杀光，一个活口都不留;极少数死里逃生者，为了不落入法国人手里，宁可从悬崖跳下自尽。

在波利尼西亚的复活节岛上（Easter Island，今天是智利的领土），法国人离实现其「百分之百的屠杀成功率」，就只差了这么一点点。

同样地，我也认为荷兰人对他们在印尼的殖民历史的观念也是一样非常落伍、可怕且病态。

我在金边的一家酒吧里，遇到一个刚从雅加达回来的人，他坐在那里，用手撑着脑袋，用醉醺醺的声音不断嘀咕着：「我们永远不该从那里撤离的。」这个人，可是一位欧盟官员！

德国人对于自己在非洲的殖民历史的认知也几乎是零。在斯图加特和慕尼黑，除了雄伟的山丘和美丽的景色，我从来没有听到有谁谈论起纳米比亚。

在智利，右翼人士认为皮诺契做了很多好事，也做了很多坏事。这跟你在英国听到的关于殖民主义的说法如出一辙。他们对于印巴分治当然不会有任何深切的懊悔、悲伤或者罪恶感。

印巴分治基本上就是由大英帝国所一手策划，它所导致的后果很可能是现代历史上最为严重的一轮大屠杀，其规模之大，可能也只有1965年美国在印尼策动的军事政变大屠杀，以及今天在刚果民主共和国所发生的种族灭绝，可以与之相提并论。

人们对于非洲和中东在历史上的遭遇知道的也不多。

诺姆·乔姆斯基：一群流亡的阿尔及利亚物理学家（其中一个就在麻省理工，所以我也得以认识他），一起对二十世纪九零年代发生在阿尔及利亚的暴行进行了十分细致的研究。他们的观点是：许多暴行被归咎于穆斯林，但事实上，暴行的实施者其实是伪装成伊斯兰教的政府。他们梳理了一次次事件中的细节。比方说，任何一次典型的屠杀，也许就发生在一个贫穷地区，一般大约持续三天，其间不会有任何人来干涉，等到所有人都被杀死或赶走之后，一个将军就会进入该地区大捞一笔。还有很多。这些研究者认为，这些都是由法国的情报部门所策划，并邀请我为该书撰写导言。我调查了这个问题，并尽可能地搜集证据。我发现，证据相当充份，因此撰写了导言，用词虽然和缓，但读者仍可读出其中意涵。

这本书最后得以出版，但没有一家法国出版社愿意与他们合作，所以他们最后只能在瑞士出版。他们曾经尝试在巴黎召开一次新闻发布会，但发布会当天却没有一个法国记者愿意前来参加。所以，这本书在法国最终根本不为人所知。我和一位在巴黎的美国图书馆工作的朋友聊起这本书，于是他为图书馆购置了一本。他告诉我，这恐怕是该书在法国的唯一一本。这本书讲述的是最近所发生的事件，讲述的是发生在二十世纪九零年代的阿尔及利亚的暴行，法国极有可能涉入其中。

安德烈·弗尔切克：你说的这些很能说明问题。还有一个问题是：美国的知识分子认为，欧洲人知道的比欧洲以外的人要多，认为欧洲人有更强的问题意识。但我发现，可能只有在涉及与美国直接相关的问题时，才是这样。至于其他问题，欧洲人的无知却十分令人震惊。

总体上来说，我发现，受过教育的亚洲人、拉美人和非洲人对当前发生的事情，比同样受过教育的欧洲人知道得更多。

我也发现，西方人（特别是欧洲人）在总体上对于自己的特殊性总是抱持着极端教条的观念，甚至自我陶醉。许多人接受了片面教育，完全依赖自己的西方主流媒体，而从不参考其他的消息来源。因此，他们认为自己是上帝的选民。

回到你问我的有关欧洲的情况以及他们对于殖民主义了解多少的问题上，我想，他们对此接近一无所知。

我认为，缺乏对于这个问题的认知和兴趣是非常可耻的。

欧洲人对于自己过去所犯下的可怕罪行全然无知，对于他们至今仍参与其中的种族灭绝行径，同样完全无知，对于他们的政府和公司在刚果民主共和国到底做了什么，仍然还是一无所知。

如此无知的原因，我想那是因为他们根本不想知道，他们只会抱怨穷国的腐败政府滥用了外国援助，而这是一种相当廉价的理解世界方式。

诺姆·乔姆斯基：那么，当你和他们谈论起这个话题的时候，他们的反应如何？安德烈·弗尔切克：他们通常防卫心很重，不管是在法国、德国、西班牙还是在英国（尽管英国比其他欧洲国家拥有更多持有批判立场的人群，这可能和英国正在成为一个真正的多元文化的社会有关）。在欧洲，这种无知，不仅仅体现在对其殖民历史的认知上，甚至还体现在对欧洲大陆自己的历史认知上。

诺姆·乔姆斯基：我在西班牙有过一段有趣的经历。1990年，也就是佛朗哥去世十五年之后，我在巴塞罗那担任讲座。我提到了许多关于在1936年到1937年发生在巴塞罗那的事件，但年轻一点的人对内战根本没有什么概念，只有那些和我相同年纪的人才知道我在说什么。

之后不久，我碰巧又去了西班牙的奥维耶多（Oviedo），并在当地做了几场演讲。

1934年，在奥维耶多曾发生过一次左派的起义，接着部队进驻并将其镇压，军队占领了市政厅，将起义者杀害。

我就是在那个市政厅里头演讲，我心想，听众们应该知道在这里所发生的事情吧，结果发现，听众竟然对此没有什么反应，只有那些和我年纪相彷的人才知道我在说什么。

其余的人，他们什么都不知道。

安德烈·弗尔切克：是的，这正是西班牙人如何对待佛朗哥时期的一种表现。在南美洲（智利、阿根廷、乌拉圭），人们对于过去历史的态度却更为开放;那里的人们真的很勇敢。

诺姆·乔姆斯基：你说的没错。我曾经和我的女儿在墨西哥待过，她曾经居住在尼加拉瓜。当我正翻阅《每日新闻报》（La Jornada）（在我看来这是一份相当不错的报纸）的时候，我读到一篇关于一部新近由知名出版社「西班牙学园」（Spanish Academy）以西班牙文出版的国家人物传记辞典的报导。其中当然有佛朗哥这一词条，他被描述成一位为国家做了很多好事的保守民族主义者。与之相反，领导人民阵线反对佛郎哥的内格林（Negrin）则被描述为一个罪人。下面对话的结尾，我希望这世界是第二种情况

安德烈弗尔切克：

诺姆，我想就此结束我们的对谈。我们讨论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欧洲及其盟友所犯下的反人类罪行。我们生活在一个动荡不安的年代。刚果和巴布亚（Papua）正在发生大规模的战争。像索马里、苏丹、乌干达、利比亚和阿富汗，整个国家都遭到西方蹂躏，像叙利亚和伊朗这些国家也可能成为西方下一个袭击目标。

西方经常制造冲突，迫使其他国家之间互相对抗。菲律宾的学者向我解释了西方是如何在有争议的领土问题上将菲律宾和该地区其他国家置于和中国对抗的位置上。短兵相接的战斗已经逐步被致命的导弹、轰炸和最新的致命武器无人机所取代。

无人机跟恐怖主义根本没什么区别。而且，使用无人机作战绝不会受到惩罚—亦即侵略国无须让本国士兵冒生命危险。

这是一种单向的战争：对其中一方而言，这就只是一次电动游戏，但是对另一方而言，却意味着被毁灭的村庄、死亡和残破的尸体。

西方似乎正试图强化自己对世界的控制，但其实能够阻挡其作为的并不多，只有一些坚定的国家和个人。

但是，历史告诉我们，仅凭这些，确实有可能制止这种恐怖暴行，让人道主义重新占据上风。

诺姆·乔姆斯基：现在齐头并进的有两种世界趋势。一个外部观察者会说，主要的趋势是人类的自我毁灭，就像在悬崖上奔跑一样。但另一个趋势则是反对力量的不断增强，在这方面，人类已经获得了一些成功。这种改变甚至在过去的三十和四十年之中就已出现，而且都是一些重大的改变。问题是，究竟是这两个趋势中的哪一个会占据世界发展的主导地位？

就现实上来讲，你似乎看不到什么希望，但我们只有两种选择：一种就是一味感叹「没有希望了，我们放弃吧」，然後认定最糟糕的事情必然会发生。另一种则是说「好吧，（现实情况十分悲观），但我们还是希望让整个情况可以好起来，所以我们应该要继续努力」。

如果第二种情况发生了，那一切就会好起来。

如果第二种情况没有发生，那么，我们就只能走向最糟糕的后果。

这就是我们现在所必须面对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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