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倾城：我写《围城日记》 是对事实诚实 对自己诚实
散文适合以小见大，从点滴处探索行为背后的动机
徐芳：你可以说是一个高产作家，单是散文的主题，就涉及了日常生活方方面面，柴米油盐儿女情长，林林总总不一而足。很多在散文写作中的追求，往往是有关人生的悟识、智慧的凝聚、理性的思索，甚至指向写作者自身的心灵愉悦。仿佛可以从心所愿地撷取现实人生的一景一物，既在对象化的过程中昭彰主体，又在审美愉悦时用心于智慧。你不仅可以从自己身上看到（写作）对象，而且也在对象中间找到自己，从而达到审美的“妙合”。在你看来，散文是否更富有生活实在性和思想性，强调一种普遍亦永恒的情感和精神？
叶倾城：有时候会想，我们并不真的知道写作是什么。
它肯定首先是一种“看到”，我“看到”了一景一物一人一事，很自然地记下来。但反过来，也许是它“看到”了我，我内心有所渴求、灵魂里有些寂寞，我以为的“看到”其实是被“触及”。我之所以留意到，认为它值得写，就已经不是偶然的了。
所以，从另一个角度来说，也许写作是一件独立的事。是万事万物想要表达自己，只是借助了我的眼、我的心、我的手。
我非常喜欢你说的“日常生活”这四个字，让我想那句“太阳照常升起”。是呀，太阳照常升起，却每天带给我们不一样的欢愉。每晚如常睡去，心里怀着的却也总是不一样的希望。
这样的日子，我以为，是非常值得一过的。而能为每一天发声，记录每一个瞬间，让它能以文字的方式永恒，是很大的福气。
所以你说的是对的：我是在写作中，找到了自己。
所谓“更”富有实在性和思想性，不知道是和谁比。小说吗？小说有点像一个提取的过程，把橄榄榨成油，把黄豆磨成浆，到最后的成品，是高度被塑造的“虚构体”，它当然来源于生活，但与生活是不一样的，你无法从一块豆腐身上认出它的身世。
你可能读《红楼梦》，觉得与黛玉有知己之感，但你也确知，你不会遇见它。
而散文比较不一样，它更像直接摘下一朵花插进瓶子里，当然如何搭配也很见匠心，但玫瑰总是玫瑰。这就是它的实在性。
但是说到思想性，可能就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了。我倒觉得小说适合探究更深刻锐利的人性，可以像解数学题一样，把人放置在困境里，一层层剖析。而散文适合以小见大，从点滴处探索行为背后的动机。
小说像刀，锐利雪亮；散文则像盘子，明净优美，它们共同呈现我们所有的精神与情感。
如果说我对自己有定位，那就是：没有定位
徐芳：你是解放日报朝花副刊的老作者，无论在遣词造句还是谋篇布局方面，都具备了“快手”与“老手”驾轻就熟的“功夫”。我个人甚至认为，你的千字文作品的气质，或就是报刊散文风格的标记之一。而中国现代散文的兴起和其后的繁荣，确实与现代社会报刊业的发达密切相关。一些关于报刊散文研究的文章里都提到过，比如《新青年》随感录中的一些文艺性的短论和杂文，为新文学早期现代散文开辟了道路。杂文经鲁迅的运用，在新文学运动中有特殊重要的地位。1920年代，鲁迅出版的杂文集有《热风》《华盖集》《华盖集续编》《坟》《而已集》……由未名社出版了《朝花夕拾》等；应该看到形式更多样了，出现了熔叙事、抒情、议论于一炉的报刊散文体，这也可以说多元地体现了现代散文在发展中的灵活与丰富性？作为曾经的报人和当下的作家，你是怎么给自己的写作定位的？
叶倾城：写作至今二十余年，从最初到现在，始终仰赖报纸副刊。它们曾是我最主要的园地，也是我汲取知识、了解动向的最大窗口。直到2010年前后，都可以说，我与大部分报刊副刊都是家人、亲戚、密友的关系。
更不用说，我自己就在报纸副刊工作过，那段时间，我挖掘出不少作者，写过很多专栏，我甚至还小试牛刀，帮报纸的影视版、评论版甚至体育版……客串过。我写过体育专栏，谁信?
但现在，纸质阅读，会从我们生活中消失吗？我不知道。
好像它已经多次报过濒危。曾几何时，收音机领一时之尚；又几年，电视横空出世，收音机沦落为老头老太太们的消闲物，大家欢呼读图时代的来临；也许纸媒的静与慢，像静定闲慢的老式女子，似乎不合时宜……
那些预演都貌似大片《2012》，网络时代才是真正的洪水猛兽，我们转眼就不再写信了，忽然我们就适应了网络阅读及写作。
读书人的三处读书圣地：枕上厕上马上。偎在床上用手机，已经是很多人的夜生活；在候机室或者动车上，用笔记本浏览网页、看电影，也司空见惯；拿着手机进厕所——再正常没有了。
十年之后，会怎么样？我真的不知道。在王选的激光照排发明之前，从来没有人想过中文印刷可以告别铅与火。我仍然喜欢买旧书，喜欢那种触感分明的手感，一个字一个字在我轻轻的抚摸下成形，但我也明白，逝去的时代，永远不会再来了。
而未来，无从预测，或者也不需要预测。历史不会因为我的设想而改变。更何况，我的设想也未必那么坚如磐石。我舍弃纸笔改用电脑，如“三嫌老丑换娥眉”般决绝；我多年没有手写过一封信，也没有收到过手写的信；我习惯用搜索引擎找一本喜欢的书……我不是烈士，也算不得二臣，我只是顺应时代。
而我的写作是否也在这过程中渐渐改变了?
所以，适合报纸的千字小文我现在写得不多了，但我还在写，因为我写来得心应手，也自觉它们的隽永有味，而且“草木有本心，不求美人折”。
写作，大部分时间是取悦读者，小部分时间是取悦作者——这些千字小文，是我送给自己的礼物。
我还在努力地，尝试多元化的创作。
我写儿童文学。去年出版了写给一年级孩子的“陶小鲸系列”《你好啊一年级》，今年又将出版写给中年级孩子的“谷小满系列”《蜗牛座的谷小满》。
趁这疫期，我想认真地练习长篇非虚构的写作，想把疫区日记当作诚恳诚实的记录。我不是史家，我只为我能够得着的人与事立史立论。
我想写小说，为武汉，这座千疮百孔而美丽如斯的城市。它有太多故事值得写下，是我漫不经心直到突然有一天，我意识到，我竟然可能“失去”它。
如果说我对自己有定位，那就是：没有定位。
我写，直到我不想写不能写。
活到老，读到老，读到最后一刻，是读书人的样子
徐芳：从字里行间中，感觉你是个很爱读书的人，阅读是否已经成为写作的重要经验来源？或者也就是心灵营养的来源之一？而所有的工夫、文章做法、修为，或就是一个“养”字造就，就像我们养花养草养壶等，但“养”之难可能就在这里吗？前贤告诉我们“内以养己”，“养己”的境界有四个字——“安静虚无”。《大学》曰：“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你的文字“轻功”（轻灵、轻盈），或者称之为“笔调”，那也是“养”成的吗？
叶倾城：齐邦媛有一句话：“我希望我死的时候，是个读书人的样子。”我一直铭记。
我知道齐邦媛的时候，已是2009年，她85岁，《巨流河》刚刚出版。到她90岁的时候，她总结自己的一生：“很够，很累，很满意。”教书育人、写作、翻译、提携后辈……一生都在奉献。
2014年，记者去采访她，发现她桌上有牛皮纸袋，装着“预立不施行心肺复苏术意向书”，靠墙放在显眼的位置上。她坦然说到死亡：“我跟医生讲，万一我被送来，请你不要拦阻。我对死亡本身不怕。怕的是缠绵病榻。我希望我还记得很多美好的事情，把自己收拾干净，穿戴整齐，不要不成人样要叫人收拾。……不要哭哭啼啼，我希望我死的时候，是个读书人的样子。”
什么是读书人的样子？
2003年，作家苏伟贞的丈夫张德模因食道癌复发再度入院，早知没有离开医院的可能性，他还要求妻子：“带书给我看。”不是对未来时光有规划，只是读书人一生的日常模式，不打算因为囹于疾病就断裂。
每天一叠书带进去，看完了的一叠带出来。
病情渐次危重，他把其中一本厚书掷出来：“这本不要了。我怕我来不及看完。”几天后，他进了急救室再没出来。妻子签完所有的字，去整理他的遗物时，发现床头柜上的书，还翻覆着，停在最后一次被读到的地方。
死亡，割切时间，使其成为“生前”与“死后”，阅读，又令时间永恒，永恒到一句话一条画过的横线。活到老，读到老，读到最后一刻，是读书人的样子。
2015年年初，93岁高龄的董鼎山给读者写了一封告别信：“‘向读者告别’——怀了无比沉痛的心情，我写了上面五个字，向多年来的读者们告别，结束将近80年（14岁开始发表文章）的‘写作癖好’（我说‘癖好’，而不说‘写作生涯’）。”他老了，退休都三十多年。死亡一直在追他，那与死亡伴生的衰退、疲倦、软弱、病痛……都在追他。
“我不但对写作告别，也等于是向人生告别。到了93岁，生活小节都有困难；……我对报章、杂志、书本、时事、电视、电影等也渐渐失去兴趣，单靠一台电脑与亲友保持联系。”死亡渐渐追上他，握住他的衣袖，绊住他的脚，他再也走不动了。
作为读书人的他，先行离去；他的肉身，在2015年12月，也安然静默。
这是我能想象，身为作家，最体面优雅的死亡：结束最后一部连载、停下最后一个专栏、结束最后一部书的三校。不想出版的日记信件烧毁，想留存后世的交给助手。半生收藏的书籍有价值的移交给图书馆，其他的，你们谁爱看谁拿去。向所有人说过再见后，慢慢地，在近百之年，合上眼睛。
如果——死得是个读书人的样子，真是至大福气。但愿我有。
我经常在思考，是什么让这些前辈学人作家如此旷达从容，无非就是你说的“内以养己”。
如何养，以何养？以高贵的情操、以渊博的学识、以对世人的同情与爱。
这些才是真正的阅读，比单纯的文字阅读更深入肺腑。
每个私人故事都是历史，汇在一起，就是完整的史诗
徐芳：所谓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散文往往是打开某个精神家园的钥匙，因为散文文体的表达，可能更率真直白、更随意自由，也更贴近生活，所以也就更能直抵心魂……湖北的散文，重点是武汉，比如方方的厚重深度、朴素真挚，池莉的平民化视角，陈应松的自然诗意或是诗人散文的激情与陌生化的语言等，应该说，都让这一地域的创作，折射出绚丽又不同的色彩。就在今年1月23日，因为疫情武汉封城之后，很多作家拿起笔来记录这段非常时期，似乎不约而同地选择了日记体，或类日记体，就以你来说，你也写了长篇的《围城日记》，是以时间序列来结构，这是否有助于加强叙事的现实感？非人为的自然而然，而时间本身也是真实性的一个证明，可呈现一份难得的真实与真诚。作为散文，和作为日记体的记录，是否可以遵循同样的写作法则？你怎么看这一种“记录”的意义？
叶倾城：我写《围城日记》，是因为这件事太突如其来，我一时不知道该如何结构——我看不到结局，所以当然不知道中心在哪里，我连怎么开头的也搞不清楚。所以，我只能非常自然地，用时间先后顺序来记录。
我并不是有意要加强叙事的现实感。而是每一篇文章可能都有内在的逻辑，让它只能有一个最合适的方式呈现。
写散文，或者写日记，我都希望能秉承同一个原则：诚实。
对事实诚实，对自己诚实。
我会想，我写得不好，我看到的事物非常有限，我的诚实一定包含了偏见——但这不也是一种记录吗？
当历史在不由分说地发生，身在其中的人什么也做不了，后世子孙才能去整理得失检讨是非——他们以何为凭据？无非以“史”为凭。
什么是史？每个私人故事都是历史，汇在一起，就是完整的史诗。
我听见窗外有布谷在唱歌（不是文学语言，是真的，第一次，它们叫得这么早）。作为写作者，就像是城市里的一只布谷鸟，大部分时候，你听不见它的声音，它被淹没在车声人声里，但确确实实，它们记录了春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