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贸易战”的底层逻辑再思考之一:理解商工文明的交往逻辑
“中美贸易战”已经折腾了差不多一年了,从目前看还没有消停的意思,而且两边似乎距离达成共识越来越远了。特朗普那边,自有美国人操心,咱说什么人家也听不到,但是我们究竟该如何看待贸易战,如何正确应对,可能还需要再多做一些思考。先谈第一个问题:我们该如何理解商工文明的交往逻辑。
1、人类社会文明的三个阶段
人类社会的发展,大体经历了游牧文明、农耕文明和商工文明(也有叫商业文明的)三个大的阶段。其中游牧文明的主要特征是居无定所,不善生产,崇尚武力,惯于掠夺,往往对农耕文明构成巨大威胁;而农耕文明则崇尚长幼尊卑、君君臣臣,财富积累主要来自于土地,受土地收成的长周期影响文化偏保守。
游牧文明与农耕文明的共同特点是拥有强烈的扩张欲望,国与国、群体与群体之间的关系往往是力量较量和资源争夺的零和游戏,力量占据了上风,就会忍不住向外扩张,抢夺土地、黄金、女人。向内,则向下剥削,因为“江山是我打下来的,所以子民就要向我纳贡”。
翻一番古代历史,历朝历代的皇帝看似风光八面,其实风险也是极高的。既要提防帝国入侵,也要防止权力旁落,不到咽气的那一刻都万万不敢将权柄交出。统治基础来自于君权神授,从文化层面就创造了神的概念,而皇帝则自然成为神在人间的代言人,从而建立规则消减丛林法则下的不不安全与不确定。
如果说一国之内,可以通过君权神授的逻辑建立秩序,国与国之间则往往变成纯粹的力量较量(欧洲国家中世纪的教廷地位在国家之上,国与国之间依靠教廷调节、通婚维系)。在这种背景下,就出现了一个被称之为“修昔底德陷阱”的规律,即一个大国的崛起,意为一个新崛起的大国必然要挑战现存大国,而现存大国也必然要回应这种威胁,为此,战争将变得不可避免。
2、商工文明的交往逻辑发生了质的变化
力量决定资源的逻辑在商工社会被得到了质的颠覆。商工文明的基础是市场交换和工业化生产。工业化生产带来的最大改变,是经济增长和财富积累不再依赖土地,甚至连自然资源都不再是经济增长的核心。如果说在农耕社会和工业化早期,地大物博就会很富裕的话,当今社会一国富裕与否与资源的关系已经极小,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对于自然资源的拥有反而导致了不思进取。
从国家层面看,日韩、新加坡、欧洲国家等主要发达国家自然资源并不见得太富饶,倒是拥有了资源的委内瑞拉、伊朗、拉美以及非洲一些国家反而陷入经济泥沼多年。其实微观层面也是一样的,在市场经济高度发展的当下,那些叱咤风云的独角兽们,如阿里、京东、美团等一票成功企业家门,也并不是依靠祖上荫德,而是靠战略眼光、企业家才能和一些运气取得的成就。
商业社会极大颠覆了国际关系逻辑,国与国、人与人、群体与群体之间不再是资源的争夺与力量较量,大家发现做生意才是发财致富的长久之道。这一点,在美国独立战争时期得到淋漓尽致的体现。在美国独立战争的前期,美国人在于英国人的较量中屡战屡败,但是富兰克林成功的游说英国从撤军,接受了美国的独立,其核心就是告诉伊丽莎白女王“英国保持在美国驻军、维系对美国的税收,其税收收益是无法覆盖驻军和战争的成本的”。一切,都是生意问题。
在市场经济中,假设整个地球只有两个国家,只生产也只消费苹果和牛肉两种产品,A国家生产苹果的成本是a,生产牛肉的成本是b;B国生产苹果的成本是c,生产牛肉的成本是d,假设a>c,b, 市场经济、社会分工与工业化生产又带来科技树的大爆发,现代科技发展已超越了一国一地,没有哪个国家、哪个民族能够独立发展,对抗世界,一旦自我封闭就必然落后。哪怕是高明如华为,寄希望于以一己之力全面超越西方社会二百年积累,都是不切实际、痴人说梦的幻想。 从另一个角度讲,科技的发展又带来战争的破坏性大幅增加,战争成了每个国家都不可承受之重。所以从理性上讲,和平比战争就变得更加有利可图。商工文明从内在逻辑上就不欢迎战争。 因此,修昔底德陷阱可能已经不再适用于商业文明时代,中国崛起也并非一定要把美国干趴下,各取所取、互通有无、共同发展才是当今国际关系的底层逻辑。 3、前途光明,道路曲折 尽管商工文明从内在逻辑上讲不欢迎战争,但近代史上却发生了几次世界大战,直至现在地区冲突也方兴未艾,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首先,虽然经济学建立在“理性经济人”的假设之下,但现实中人并不能总是理性。冲动之下会买一些贵而无用的东西,与人争吵、在侥幸心理下甚至会干一些杀人越货。但是要看到,这些都不是主流,大多数情况下人都是理性,或者在有限信息和有限判断能力之下的理性。 第二,是国家、社会、政府等等都只是概念上的集合,而不具有人格特征。国家的政策要由政治家或者技术官僚来制定,决策者价值取向并不总能够与国家的价值取向一致,例如当年的马岛之战,就被很多学者认为是阿根廷军政府为了转移国内矛盾而主动发起。 第三,商工时代国家治理复杂度大大增加,一切规则都需要尝试、试错,而试错成本又变得越来越高,经济危机的破坏性远远超越了传统文明都没有经验,而科技发展又导致战争的破坏性大大增强,两者相加,第一、二次世界大战也就在所难免。但是从二战以后,新的国际关系体系已经基本确立,市场、商业、金融等管理体系日趋完善,再发生类似二战冲突已基本没有可能。 无论如何,都要看到主流是在向好,和平与发展在未来仍将是主旋律。毕竟文明程度在越来越高,受教育水平在越来越好,全世界大多数国家的执政水平也是在改善和提升的。 时代已经变了,现代商工文明早已让战争、对抗变得得不偿失,再用农耕文明的经验、逻辑理解国际关系早已不合时宜,所谓“国运之战”更是无稽之谈,合作、交流、共赢,寻找最大公约数可能才是解决贸易纷争的根本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