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蛙》：一幅波澜壮阔的中国生育史

《蛙》，莫言著，出版于2009年。但早在2002年就已开始动笔，原名叫《蝌蚪丸》，这题目灵感来自于一九五八年的报纸上的一条新闻:男女行房前生吞十四只蝌蚪便可避孕。稍有常识的人都会从这条新闻中读出荒谬，但在当时，此法竟大为盛行。这情形与几十年后风靡大江南北的“打鸡血”、“喝红茶菌”十分相似。

作者沿这条思路写了足有十五万字，但忽觉这写法无意中又在重复荒诞夸张之旧套路，而且，所用的结构方法也有过分刻意之嫌，因为这个原因，便将这份初稿搁置了。直到二〇〇七年，才重起炉灶写这部书，结构改为书信体，并将题目改为《蛙》。

《蛙》通过描述姑姑的一生，既展示了几十年来的乡村生育史，又毫不避讳地接露了当下中国生育问题上的混乱景象。

姑姑年轻时正赶上建国初期，因技术高超，一下就取代了传统接生的老婆子，成为了高密东北乡的风云人物。一直到1963年初冬，高密东北乡迎来的建国之后的第一个生育高潮，公社几千个孩子接生几乎都由姑姑包办了，除了不可抗因素外，成功率几乎高达百分之百，让姑姑一时风头无两。

直到1965年底，急剧增长的人口，让上头感到了压力，于是政策由提高人口数量转变到提高人口数量。于是，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个计划生育高潮掀了起来。

姑姑成了公社实际上计划生育工作的领导者、组织者以及实施者。而工作转变的同时广大农民对姑姑态度也在转变，正如作者所描述“前些年，姑姑回家，前呼后拥；如今，姑姑偶尔回家，人们冷冷地避着她。”

原因都在于，那个年代，“不孝有三，无后为大”，“重男轻女”等思想在广大农村可谓还是根深蒂固，所以姑姑作为推行这个政策的一线工作者，工作难度可想而知。

这中间，有跳起脚来骂祖宗十八代的，有抱着腿痛哭流涕求情的，有拿着刀拦在门口视死如归的，有明修栈道暗渡陈仓的……

可谓是“智计百出”，无所不用其极，但姑姑对她从事的事业有着绝对的忠诚以及近乎偏执的态度。所以，就像从事接生工作一样，高密东北乡的超生工作在姑姑至生死于不顾的执行中近乎达至完美。

姑姑执行工作时的做法可能有些不近人情，甚至让人讨厌，但当时没有以姑姑为代表的这些广大基层干部的坚决执行，后果可想而知。

姑姑自己的一生却是悲剧的一生，感情一波三折，到晚年才有所依靠，却因为以前从事超生工作留下的阴影而承受着巨大的心理压力……

最后，用我以莫言老师的一句原话，来向已经为我们创造历史的那些基层工作者致敬。

他人有罪，我也有罪，反省历史之痛，呈现对生命的敬重与悲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