溥仪：出关是为了当真正的“大清皇帝” 却成了日本人手中的玩物
溥仪作为被废黜的皇帝，从政的目的有何意义？我们想把话题扯得稍微远一点。
长期以来流传着溥仪被劫持到东北的说法，这当然是不符 合事实的。然而，溥仪也不是主动要求出关的。正确地说，溥仪 是在“复辟大清”的思想支配下，受到日本帝国主义的欺骗而 来到东北的。他为了当真正的“大清皇帝”，结果却成了日本 人手中的玩物。
在战后的东京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上，由于溥仪以证人身份 出庭，被告及其律师把他视为出卖自己——日本战犯的人。但 是，溥仪的忠诚的日籍侍卫官工藤忠，却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客 观地指出了这一点：并不是溥仪出卖了日本战犯，而是日本战 犯欺骗并出卖了溥仪。
出任伪满“执政” 时的溥仪
这位追随溥仪多年并深得溥仪信任的日本人士，在他写于 五十年代的回忆录《“皇帝”溥仪在想些什么？》一文中，详 细追述了他所亲历的事件，即溥仪被骗出关的前前后后。由于 他是一个能够接近溥仪的日本人士，因此，日本帝国主义在设 置骗局过程中也利用了他。他是这样揭露这段历史的： 昭和六年（一九三一年）九月，由于柳条沟的满铁铁路的破坏而发生的“满洲事变”，在华北也开始升起了不 同寻常的险恶空气。
这时候，我正在日本。因为接到了罗振玉拍来的电 报，确记得我是在二十二日从东京起程的。于是匆匆忙忙 地进入了奉天，到罗的住处去访他。
既是皇帝的师傅，又是第一个股肱重臣的罗老头迎头 便说：“你可来了！”又拉着我的手说：“说老实话，我 是想请求圣上去当‘满洲国，的皇帝，正在向各方面联 系。不过，我的年岁老了，想请你帮助一臂之力。”这才 把他心里的话说了出来。
等我见到土肥原贤二市长（时任奉天市长）的时候， 他说：“真是非借助你的力量不可，正要打算把皇帝接到 满洲来，你能否替我先走一步？” “把皇帝接来了，打算怎么办呢？”我问。
他说：“当然是请他来当满洲国的皇帝啊！”
我又说：“我也是赞成的，不过是——土肥原先生，陆 军所惯用的手段就是用人替他作事，可是对我们却一点儿 报酬也不给。总是把人请到二层楼之后，再从下面把楼梯 撤掉。这回，真正能实现此事么？”
他说：“这样做，绝没有错！” 既然已把话说到这步了，我便相信了他，先到天津去 了。这时候，天津的便衣队和特务相当活跃，皇帝身边很 不安宁。十一月三日左右，有人给皇帝送来一篮子水果， 里面藏有一颗好象是汽水瓶似的中国造手榴弹，致使皇帝 一家人都吓得不得了。
在天津一带拥有雄厚实力的张学良不许他走出天津一 步，同时南方的蒋介石也派人来劝他：“现在上海最安全”，还说可以恢复一变曾是有名无实的“皇室优待 费”，“请躲到上海去吧！”并确实带了部份经费来，但 是，都被拒绝了。
皇帝自己不必说，就是他的侧近人中，除了郑孝胥和 其他两、三个人以外，都反对他到满洲去。后来土肥原来 了，才说服了他。若干年后，在东京远东国际法庭上，皇 帝曾申述说：“那时年纪轻（已经二十七岁了），又有一 种恐怖心里，虽说最后向胁迫低了头，但我内心想的是： 要趁此机会一面训练军队，一面培植人才，以便和中国军 队互相呼应而图恢复失地。我是抱着‘不入虎穴，焉得虎 子，的心情才答应下来的。”
溥仪在他的书房中读报
他说的这话有一半真，因为皇帝想要掌握军队的思 想，平日和我闲谈时就流露过。致于所说的想和中国军队 里应外合收复失地云云，我认为这种勉强硬凑出来的话， 恐怕是受第三者胁迫而来的说法吧！
在十一月十一日晚间，为了对付“起事”的便衣队（其 实是花钱雇他们来放枪的一〓巧妙的骗人戏），天津驻军 司令官香椎浩平中将宣布了戒严。
在一个下着雨、刮着大风的晚上，在荒僻无人的天津 市外的白河河岸边，停有一只运输部的小汽船。趁着这一 个寂静的暗夜，跟随着身穿“吊钟式”风衣，戴着小礼 帽、戴着黑眼镜的青年皇帝的人，有郑孝胥父子、祁继 忠，还有我和两个其他日本人。
从军部派来三名拿着机枪的兵当护卫，在小汽船上放 着一桶汽油。后来，当我知道这是计划着一旦失败就连人 带船一齐烧光时，我大吃了一惊。 半夜时船到马厂。突然听到张学良的士兵一声口令：“站住！”大胆的船长做出将要停船的样子，以迷惑哨 兵，同时抓住时机一闯而过。哨兵开枪时船早已驶远，连 一枪也没有打中。
到了大沽，天已放亮，我们就在船中吃早饭。皇帝也 和士兵一样，吃麦米饭、酱汤、日本咸菜和两个鸡蛋。因 为肚子饿了，也就吃得很香甜。 在大沽海面换乘“淡路丸”，不久到达营口入港。在旅馆 里喝了一杯茶，就乘火车抵汤岗子，好不容易才卸去旅装。
然而，第二天一早，甘粕正彦便提出了如下三个条件： 一、既是到了满洲来，可以保证生命的安全；二、所有一 切都须遵照关东军的命令行动；三、没有关东军的许可， 不许接见任何人。
到了这个时候，虽然平时曾接受过“不让感情溢于言 表”的训练，也不能不为之目瞪口呆，而表现出不高兴的神 气。总之一句话，没有关东军的许可，什么事情也不能做。我 这时也感觉到，鼓起来的气一下子都泄了出去。
不久，又说汤岗子温泉有潜伏土匪，遂用火车把溥仪 送到旅顺。那是个很严寒的日子，我们在军官俱乐部等待 了六个钟头，却只给端出一杯泡茶来。在那间没有暖气的 屋子里，穿着黑色吊钟式风衣的“皇帝”，其内心是异常难 过的。一种被人出卖了似的空虚之感也充满了我的心中。
伪帝宫中的 “皇帝宝座”
这一宿，直到很晚我们才被送往大和旅馆，同时有四 名日本宪兵也跟过来保护我们。其实，“保护”只是一种名目，和软禁是一样的。 溥仪上了当，对日本人的怨恨之情也由此而生了。当然， 在十四年腥风血雨的日子里，溥仪与日本帝国主义签定了许多 卖国条约，他亲手“裁可”了数以百计的教书和敕令，断送了祖国的山河、财富和人民，从这个意义上说他确是民族的罪人。然而，我们不能仅凭这一点就把溥仪和日本帝国主义看成是铁 板一块，似乎他完全是一个顺从的毫无头脑的日本傀儡，其 实，他们之间绝不是没有矛盾的。
应该说，溥仪在伪满十四年的反动政治生涯中，按其本 意，是积极培植复辟政治势力，试探建立武装力量。他确实有 “操练十万精兵入主中原”的打算。如果说，讲什么“内外呼 应，收复失地”是往自己脸上贴金的话；那么，要恢复“大清” 的江山，当“中兴”的圣主，这确是真的。
然而，在人家的屋檐下想入非非又能解决什么问题呢？他 吹起的肥皂泡一个一个地都被日本人捅破了。最后日本帝国主 义垮台了，他也成了可耻的殉葬品。
帝宫是溥仪的一块小天地，因此，从这儿观察溥仪的政治 动向，会更明朗些。它所反映的局部内容，却往往是溥仪内心 深处的、更本质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