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管 炸药 黑暗：请原谅我 一事无成丨百家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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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允许我一生做一件事情

请原谅我一生一事无成

像这些快乐的孩子忙碌和无知

掸下世界的尘土

——陈年喜

凌晨两点，汽车缓缓驶过秦岭南坡。

山中的乡镇公路像是结绳记事的麻索，艰难地蜿蜒在山谷之间。

一辆旧客车，近乎是一个浑身叮当作响的货郎，费力而又间歇着行走在那山路上。

陈年喜，双手紧紧攥着自己的行装，安静地坐在这辆车上，他要在天亮前赶到工人集结地。

彼时是1999年暮冬，村里一熟络的邻居告诉当时29岁的陈年喜，灵宝的金矿缺一个架子车工，问他是否想去试试。

陈年喜答应了，他不会想到此后的16年里，自己的人生都会在幽深漆黑的矿洞里度过。

“当我第一次走进矿山，就已经老了，我想我会在矿下工作到死。”

生活太过沉闷，陈年喜拿起纸笔开始写诗。很多时候找不到纸，就写在烟盒的硬纸壳上。

他在五千米深处打发中年，把岩层一次次炸裂，借此将一生重新组合。

陈年喜试图借文学与命运抗争，这个过程是漫长而满足的。

在他的记忆里，自己一直为钱而纠结。他是一个只有生存，没有生活的人。

可再低微的骨头里，也有江河。

陈年喜长了一张典型70年代中国男人的脸：隐忍、坚韧、朴实，时代气息浓厚。微笑里既有传统乡民的质朴，还有一些惶然。

可坚硬的矿山，和这个男人的性格并不搭调。

他的外表虽高大硬朗，有着西北人的粗犷，可内心却细腻浪漫。

这种浪漫，不是轻浮的，而是被生活重重锤了数次之后，依然敏感的浪漫。

《环球人物》记者傅聪拍摄

王小波说生活就是个缓慢受锤的过程，人一天天老下去，奢望也一天天消失，最后变得像挨了锤的牛一样。

陈年喜也感受着生活的一次次重锤。

他生于1970年。

陈年喜的家在陕西省商洛市丹金湾村，那里位于大山深处，距离最近的县城50公里。山路崎岖，坐车也要三个小时。

他在这片贫瘠的处所渡过了童年、少年和青年的大部分光阴。

陈年喜的家贫苦拮据，过着吃了上顿没下顿的日子，那是他生命里最苦闷焦灼的岁月。

等到高中毕业，他就没有继续上学，而是外出打工。

1987年，同为丹凤老乡的贾平凹凭借《浮躁》获得美国美孚飞马文学奖。

陈年喜对这位文坛前辈心生敬重，贫瘠的物质条件并没有阻碍他的创作欲望。他的诗歌先后发表在《陕西日报》、《诗神》等杂志上。

那些黯淡的岁月里，陈年喜唯一的爱好就是写诗，一边打工一边写作成为常态。

“请允许我一生做一件事情，请原谅我一生一事无成。像这些快乐的孩子，忙碌和无知，掸下世界的尘土。”

他一直写着，也有被刊登的作品。

可那已经是90年代中期的人间了，时代的列车已经远去。陈年喜激情创作时，诗歌早已不复上世纪80年代的风光。

作为一个诗人，所赚的稿费远远不足以支撑一个家庭生活。

“我心里知道，我是一个丈夫、一个父亲、一个儿子，我有老有小，生活在哪儿我还是搞得懂的，我心里不糊涂。”

2001年，自己的儿子才一岁，陈年喜为了维持生计就离开亲人，远走他乡。

在一首名叫《亲人》的诗里，他这样写道：一条隧道打通生死，我是一道你们栖居的秦岭。

刚到矿山，陈年喜很怕跟旁人讲话。他是个敏感的人，但是这里常常听到的是工友受伤、甚至去世的消息。

工地上有工友流血，他都不敢看。

没多久陈年喜就掌握了一些技术，成为了爆破工。一个最吃香也最危险的工种。

这是一个随时可能丧命的工作，每日打交道的是雷管、炸药、死神。

而在深山中，最可怕的故事正发生在陈年喜的身边。

“共事过的炮工中，牛二失去了两根手指一条肋骨；老李被炸断了一条腿；小宋查出矽肺病；杨在处理残炮时，被燃烧缓慢的炸药炸成血雾……”

原本健康的青年，忽然就瘸腿跛足了。

他们很早就开始向暮年一瘸一拐地摸索前进，那是一场十分漫长的折磨。

从2000年起，陈年喜为了维持生计，做了十几年巷道爆破工，走遍了荒山野岭，萍踪无定。

陕北、青海、新疆的深山中，都曾有他的身影。

矿工。诗人。两个几乎毫无关联的词，架构起陈年喜的全部生活。

一个人洞穿了自己的未来之后，剩下的就是对故事的热衷了。

矿上的床垫很薄，大家把空炸药箱垫在底下睡觉。灵感来的时候，陈年喜就掀开褥子，把它们写在炸药箱上。

走的时候卷起铺盖，下面满满一床的诗。

在那些可以短暂遗忘伤痛的回顾中，陈年喜的灵感被大量激发。他开始暗中与自己较量记忆和表达的能力。

他曾以父亲的尊严，写下这首给儿子的诗：

“儿子爸爸累了一步只走三寸三寸就是一年儿子用你精确无误的数学算算爸爸还能够走多远”

爆破工这个工作的危险性极高，工作空间狭小，操作的噪音极其巨大。陈年喜每天早晨醒来，感觉脑袋很疼。

可是只要想到家里的老人、妻子、孩子都在盼着自己挣钱回去，这种双重的压力席卷而来，让陈年喜感觉自己即将炸裂。

生活很苦，苦到超乎人们的想象。

2013年年底，陈年喜在河南内乡的一个银矿接到弟弟电话：母亲查出食道癌晚期。

彼时，他的父亲也已经瘫痪在床多年。而他的生活依旧在暗无天日的矿井下一次次爆破，炸裂。

陈年喜想回家看望年迈的父母，可家里现在最需要的是钱。他只能留在矿上，这件事不对任何人提起，一个人扛下所有。

陈年喜与卧病在床的父亲

那天夜里，陈年喜无法入眠。

他趴在用化肥袋子和破板子搭建的桌子上，弯着腰，写下了那首著名的《炸裂志》：

“我微小的亲人 远在商山脚下他们有病 身体落满灰尘我的中年裁下多少他们的晚年就能延长多少我身体里有炸药三吨他们是引信部分就在昨夜 在他们床前我岩石一样 轰地炸裂一地”

他的诗质朴深情，不做作，沉郁苍凉，每一字都像是从血管里淌出来的。

那段时间很难熬，他有过想要把自己炸裂的冲动。

陈年喜妻子的弟弟也是一名爆破工，28岁那年早春，遍地大雪，他怀孕的妻子把他送到一辆三轮车上，出发去打工。

在炸药炸响之前，他跑错了方向，于是粉身碎骨。

几年前，陈年喜处理了他的后事。他深知这是一项极其危险的工作，命不归自己，可是想想家里人，他便不再害怕。

与雷管、炸药、死神纠缠在一起的日子，看起来仿佛没有尽头。

2014年，纪录片导演秦晓宇第一次在陈年喜的博客中读到《炸裂志》，当即决定要让他做自己纪录片的主角。

“我写诗评诗多年，常常会为一首诗叫好，却越来越难以被一首诗感动，而像《炸裂志》这样的作品带给我的阅读体验岂止是感动，它真的像炸裂一样，强烈地冲击着我。”

陈年喜不会想到《炸裂志》这首诗，会成为自己人生的转折点。

他的诗集出版，相继被邀请参加电视节目，他的故事也被拍成了纪录片《我的诗篇》，工人与诗歌两个都不算“主流”的话题被关注。

北岛、梁文道等人为此发声，唤起苦难的阶层在文化上的觉醒。

在矿下见到太多人生百态后，陈年喜后来去各地演讲参观，内心都没有起伏。

陈年喜和主创团队去哈佛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与大学生交流。

陈年喜在美国大学演讲

在美国，陈年喜不认识什么人，但是他认识它们。

那些他与工友兄弟们用汗泪换来的金属，建造了北京和上海，也建造了波士顿和纽约。

在演讲里，他有这样一段自白：

“我们这些低微的骨头，在中国，在越南，在土耳其，在巴西，一根根杵着，像金属一样沉默。毕竟这个世界有70亿人，能够发出声音被人听到的不足万分之一。那些沉默的灵魂，当他们终于能发声时，他们会讲些什么？”

这个发问令人震撼，让听到这句话的人陷入深深的沉思。

陈年喜在美国

在社会生活中，相当多的人，甚至是打工者的亲友妻女们，对工人的种种处境，都茫然不知。

他们日益被边缘化。

他们就在我们身边忙碌着，却仿佛十分遥远。

这是一个无限隔膜的时代，命运与命运之间竟那么不同。

青年到中年，身体到魂魄。偏僻深山，关山塞外，陈年喜边走边写，断断续续写了23年。

扑面的大雪，落满世界，也落满命运的故土。它们经年不化，而今回望，厚如冰川。

陈年喜做了电影主角，出了书，在哈佛大学做过演讲，算是个名人了。原本暗无天日的日子，就要看见光了。

可是一些朋友渐渐疏远他了，“人家觉得你可能和从前不一样了。”

陈年喜对此不是很难过。在内心深处，他确信自己对底层依然有种“强烈的认同感”。

漫长年月里，生与死裹挟着糊口，那些生者与死者，常令陈年喜三更惊醒。醒过来，穿上湿透的工作服，接着加班。

人到中年，生活的重锤从未想要饶过这个西北男人。

2015年，陈年喜的父亲去世。同年，陈年喜因严重职业病而无法再从事矿山爆破工作，他做了手术。

颈椎植入三块金属，他再也干不了爆破工了，也花光了所有的积蓄。

其生活轨迹发生了戏剧性转变。他离开自己奋斗了16年的矿洞，开始正式写散文、写诗。

陈年喜的诗粗粝厚重，深刻而不绝望，它们如雪花，渺小、苍茫、洁白。

这来源于自身的生活，是有根的。有生活的疼痛感和一个中年男人面对命运的不屈与无奈。

丢掉工作后，他来到北京。

偌大的北京，陈年喜茫然无措。他从来不去繁华的地方，也讨厌所有巨型的建筑，因为他付出了血汗与身体的代价，参加这场没有止境的经济运作。

陈年喜住进了号称中国打工文化第一村的皮村，继续为一家老小的生计奔波之余，创作了组诗《在皮村》。

陈年喜一家人

他笔下的皮村工友，就是三亿农民工命运的缩影，让人深思，也获得了第一届桂冠工人诗人奖。

皮村卖旧衣服的二手商店很便宜，几块钱一件。这些衣服被他成箱成箱地装回家，送给他的妻子、孩子和其他亲人。

“我买了整整三箱，这足够我和我的家人穿十年。”

有天他翻出当年结婚时写给妻子的诗《爱人》，面露中年男人的羞涩笑意，那时他是骄傲的。

“我水银一样纯净的爱人今夜，我马放南山，绕开死亡在白雪之上，为你写下绝世的诗行”

2015年末，北京东五环外的新工人剧场，中国历史上第一场以工人诗歌为主题的朗诵会正在进行。

在暖黄色射灯的光照下，陈年喜作为矿工诗人的身份走上台，朗读他在矿山里创作的那首叫作《炸裂志》的诗。

朗诵会结束后，一个记者问陈年喜，为何要坚持写诗？

他说：“我写，是因为我有话要说。”

陈年喜知道，自己是那种不能离开生活的诗人。

离开矿山后，他难再回到那样的写作状态中去，现在形而上的思考更多，而不像以前的文字。

李白和杜甫相比，陈年喜认为自己肯定是属于杜甫这派的。要在生活中，要有内容。

他对那种反复雕琢、奇技淫巧、记录小情绪的、放在哪个时代都可以的那种诗歌，从内心是排斥的。

2017年春节过后，陈年喜去了贵州的一家旅游公司写文案，回家后写诗。

这是他多年漂泊生涯里，最安稳的日子。如果前一天晚上写的顺利，陈年喜白天会去买两斤水果犒劳一下自己。

贵州三年的时光，没有多少波澜，细小而浑沌。

所有的诗都是挽歌。于陈年喜来说，诗歌是一支引信，把他从沉闷、浑沌、窒息中引燃，不断走到了今天。

在十六年的矿山生涯中，陈年喜比普通人见过更多的死亡。

如今，他很庆幸自己仍然是健全的，虽然风钻已经令他的耳朵大半失聪，颈椎也错位了。

他与工友们为世界拿出了许多宝贵的东西，自己却依然一无所有。

曾经那些在矿山的日子里，陈年喜常常思考，他忍受着寒冷、辛劳、痛楚，给大地留下一道道伤口，而挖出来的那些矿石，它们都去了哪里？

此刻环顾四周，他看见合金的窗子、空调里的铜、建筑物里的钢，还有那些金银饰品。

2020年春节，陈年喜从贵州景区回老家过年，也结束了20年来的漂泊生活。

3月23日，是一个晴朗的好天气。

冬末春初，空气里还有几丝寒凉，阳光却强烈得很。山岚昏沉，暮烟缭绕，峡河水也开始朦胧了。

陈年喜早晨起床后，干咳不已，这次有些严重，他决定去医院看看。

在商洛市县医院，他摸着自己干瘪的钱包，不敢再省拍CT的钱，在等待的几个小时里，他写下诗句：

“此时 在长长的胶质廊椅上坐着我一个人一张黑底CT影像胶片里是我半生的倒影”

陈年喜内心复杂不安，他做了无数种设想，自我安慰一定不会是尘肺病。

不幸的是，两个小时后，医生告诉他：“是尘肺病。”

那天，陈年喜不知道自己是怎样从医院走出来的，他只是觉得天忽然阴暗了下来，阳光是刺眼的，大地在脚下旋转。

他想起很多人，很多事。

一个同事去年死了，尘肺二期，临终前每晚无法躺平，每晚坐着靠在床头睡。最后，静静地死了。

妻子的表弟也是患了尘肺病，死讯在几天前刚刚传来。

穷人之穷，各有各的不幸，并非不努力。

陈年喜还为此写下一篇缅怀文章，叫《表弟余海》，引言里他写道：这些年，每写下一个人物，我就死一次。

文字中写尽一个中年人的生不如死，还有他被炸得千疮百孔的生活。

现在的他不再去矿洞了，而是默默写稿攒医药费。

按照医生开的药方，每月需要3000元的医药费。陈年喜把四类药中的两种减去了，它们仅仅是平衡身体器官的作用。

和所有郊寒岛瘦的工人诗人一样，钱一直最让陈年喜感到焦灼无力。

家里依旧贫穷，母亲癌症，妻子务农，儿子在省城学美术，自己患病的身体......

陈年喜的家

这几年，陈年喜很少写诗了，为了稿费他熬夜发表了一百多篇散文。他必须不停地写，以供养还在上大学的儿子和承受来自家庭的经济负担。

回到故乡商洛市，面对家人，他惭愧不已。

这么多年过去了，依旧家徒四壁。

时代发展迅速，可陈年喜家的条件从来没有改善过。就像他在地下打巷道一样，走得越远，就离光明越远。

他只能自我宽慰，自己的人生就像走夜路，要放声歌唱。

日子很苦，可还是要活下去。陈年喜依旧要在逼仄的人间发出声响。

在地下深处写诗，有人认为很浪漫。这未免有些浅薄，他的诗歌是大风大浪之后的平静。

那些我们不曾经历的诗意背后，是沉重、有震裂感的疼痛，鲜血与贫穷所刺激出来的灵感。

对陈年喜而言，人生就是一场漫长的炸裂。只希望命运别将他遗忘，为他留下一束光亮。

在纪录片《我的诗篇》中，他与工友们坐在深山的土地上。

三个中年男人拧开一瓶二锅头，倒进瓶盖，一人一小口轮流喝。他们一言不发，静静坐着听山间呼啸的风。

天就要黑了，陈年喜突然站起来，对着镜头说：“如果有一天没有文字了，那就是我走远了，或者是不在了。”

伟大。瘦削。忧患。

此刻，即使是用眼角的余光，瞥见他的身影，都让人无法遏制地感到悲凉。

说罢，他拎起喝剩的半瓶二锅头，朝家的方向走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