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元培北大治理嫖娼记——陈独秀 胡适中枪 引发公德与私德之争
1917年，留法多年的蔡元培在北洋政府再三邀请下，回国出任北京大学校长。行前，朋友们都力劝他千万不要就职，以免影响一世名誉。今天看来，担任全国最高学府的校长是件光荣差事，为何当时被视为跳火坑一般?原来，1917年之前的北大，学生多是官二代、富二代，以混学历当公务员为目的;教师有的不学无术一心当官，有的本身就是政府官僚。学校上下风纪败坏，尤其是“课余生活”令人瞠目：晚饭后，有钱的教师带头，大批师生坐洋车直奔北京最大红灯区——八大胡同。妓院皆称“两院一堂”是照顾生意的最佳主顾。两院指参议院、众议院，一堂就是北京大学的旧称“京师大学堂”。
蔡元培到任之后，立即做了两件事整顿校风，仅一年之后就使北大焕然一新。第一，吸收陈独秀、胡适、钱玄同、周作人、辜鸿铭等大批优秀学者，充实教师队伍;第二，提倡社团。在蔡元培号召下，师生成立了各种学会和兴趣会，如新闻研究会、书法研究会、画法研究会等。蔡校长尽力给予资金和场地支持，这样做既是出于对美育、体育的重视，也是为了引导师生进行健康活动，免得他们“没有高尚的娱乐与自动的组织，遂不得不于学校以外，竞为不正当的消遣”。
1918年1月19日，蔡元培亲自发起了一个特别的社团：进德会。要加入此协会，必须符合三项基本条件：不嫖、不赌、不娶妾。蔡元培以身作则，得到普遍响应。到5月28日正式举办成立大会时，全校两千名师生，有七十多名教员、九十多名职员、三百多名学生报名入会。包括文科学长陈独秀，理科学长夏元瑮，教授李大钊、胡适、钱玄同、刘半农、周作人、章士钊等;还有学生中的风云人物傅斯年、罗家伦、张国焘、邓中夏等。协会通过选举产生了评议员和纠察员。每个入会者都要写志愿书承诺遵守戒律。如果破戒，则通信劝告。如仍犯，经会员十人签名报告，评议员调查属实，开评议会宣告除名。
也有些教授对进德会不以为然，比如辫子教授辜鸿铭就拒绝入会。“一个茶壶可以配好几个茶杯”，他秉承这套著名的纳妾理论，并身体力行，其日本小妾就是他从青楼赎出来的侍女。辜鸿铭认为自古名士皆风流，作为名士岂能承诺不嫖娼、不纳妾?对此，蔡元培表示“兼容并包”。他成立进德会，旨在倡导风气，不强迫入会，协会也没有行政权力。
难免有会员破坏戒律。最典型的莫过于身为进德会评议员的陈独秀和夏元瑮。一个是蔡元培三顾茅庐请来的文科学长;一个是严复校长1913年聘任的理科学长。两人皆性情豪放，不拘小节。
夏元瑮是物理学家，主讲爱因斯坦相对论，在学术上对“孔孟之道”没有直接破坏，碍不着旧式文人的事。陈独秀则是老派学者眼中的洪水猛兽，他们早就想将他铲除。与陈独秀并列为“新文化运动”主将的胡适，本也是攻击对象，但除了“尽废古书，行用土语为文字”，他没什么可批的。早年在上海读书时，胡适也堕落过，几乎天天打牌喝花酒。有一天风流归来，醉倒街头，淋了一夜雨，被人偷光了钱，第二天早上幡然醒悟，发誓痛改前非。到北大当教授后，胡适再没做过嫖娼之类的荒唐事。相比之下，陈独秀说话作文皆言辞犀利，本就易招人忌恨，加上私生活不加检点，我行我素，授人话柄。在新旧两派论战中，陈独秀成为活靶子，中枪无数。1919年3月间，围攻达到顶峰。陈独秀逛八大胡同被人知晓，以讹传讹，一些八卦小报甚至编造出陈独秀与学生为同一妓女争风吃醋，抓伤妓女下体以泄私愤。
桐城派古文家、翻译家林纾多次在报纸上发表公开信，批判北大毁斥伦常、诋诽孔孟。1919年3月21日，蔡元培也发表一封公开信回应林纾，并借此机会为教授嫖娼之事作了辩解。蔡元培 生平不喜作谩骂语，轻薄语。这封带着讽刺和火药味的反击信件，表明他确实动了气。在他看来，教授有真学问、把课上好是最重要的，偶尔有些“韵事”可以包容。
蔡校长包容得了陈独秀，老派学者却不能善罢甘休。曾任晚清翰林院编修的国会议员张元奇，向国会提出弹劾教育部长傅增湘和北大校长蔡元培，其中一个重要理由就是纵容陈独秀嫖娼。一时舆论大哗。两年前力荐陈独秀到北大任职的北大教授沈尹默和北京医专校长汤尔和，面子上挂不住，率先倒戈，认为陈独秀不配为人师表，破坏北大声誉，要求蔡元培撤销其文科学长之职。
蔡元培爱才心切，当年为了力挺陈独秀担任文科学长，甚至帮他伪造学历，自然极不愿意开除他。但汤尔和力言陈独秀“私德太坏，且蔡先生还是进德会会长”，怎能姑息他？压力之下，1919年3月26日晚，蔡元培召集几位教授到汤尔和家中开会，至午夜12点才散。 会议做出的决定在4月10日的全校教授会议上公布：北大废除学长制，改而成立由各科教授会主任组成的教务处，推马寅初为首任教务长。文科学长陈独秀，就这样被变相辞退了。在蔡元培的一再坚持下，陈独秀仍保留教授职位，但给他放假一年，实质上将他从教学一线隔离。不久之后，“五四”运动爆发，陈独秀于1919年6月因散发传单被捕，出狱后南下上海，成立共产主义小组。
1936年1月2日，胡适致信汤尔和，将心中郁闷一吐为快：“独秀因此离开北大，以后中国共产党的创立及后来国中思想的左倾，《新青年》的分化，北大自由主义的变弱，皆起于此晚之会。独秀在北大，颇受我与孟和的影响，故不十分左倾。独秀离开北大之后，渐渐脱离自由主义的立场，就更左倾了。此夜之会……不但决定北大的命运，实开后来十余年的政治与思想的分野。此会之重要，也许不是这十六年的短历史所能定论。”
胡适与知己好友陈独秀在政治理念上分道扬镳，惋惜之痛溢于言表。但陈独秀自“五四”之后就越来越靠近马克思主义，无论是否离开北大，当时变“左倾”都是历史必然。嫖娼事件恰从侧面说明陈独秀特立独行的性格，他认准的方向，不会因几个自由主义的朋友而改变。
而恰恰相反的是，1937年，汤尔和投汪精卫麾下，在日伪政权任职。1940年病逝，周作人在悼词中誉他为“非常的硕德者”。当时陈独秀正隐居荒山对共产主义进行反思，声明“不拥国、不阿共”，陪伴身边的是比他小29岁的第三任夫人。私德与公德之辩，的确是探讨不尽的话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