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震云写出自己“最幽默小说” 把没有出现的人当作主人公来写

《吃瓜时代的儿女们》

在国内50后作家群中，刘震云是非常突出的一位存在。他的写作非常勤奋，从早期的《一地鸡毛》《温故1942》到近些年《一句顶一万句》《我不是潘金莲》以及最近刚刚出版的长篇小说《吃瓜时代的儿女们》，刘震云出新作的频率很稳；跟同代很多作家的小说选材多是乡土，刘震云也写农村题材，但他的农村题材很贴近现实当下；语言上极端平实简洁，像中国古典章回体小说的白描，却又显出不动声色的老辣和深思。他在语言上不炫技，也不对现实进行魔幻化，却让人能读出苦、悲、酸。这在当代作家中非常罕见；作为严肃作家，刘震云笔下的故事逻辑性强，人物形象鲜明，又多次被影视界导演看中改编，这也让刘震云的小说比一般的纯文学有了更多的受众。据《吃瓜时代的儿女们》的出版方长江文艺透露，该书首印了90万册，这在中国图书市场可谓罕见。刘震云的小说被公认为“非常幽默”。而这种“幽默”细究起来，又远远超过一般意义上的有趣、可乐，而是深入到结构、思考之中的高级幽默，也就是艺术与现实的荒诞感。这种幽默感，在《吃瓜时代的儿女们》中达到了一个高峰。比如刘震云说，过去他的书，“写的就是已经写出来的那些内容。而在新书中，真正要写的是没写的内容。 ”

小说人物之幽默：

把没有出现的人当作主人公来写

一般来说，一部小说的主要人物，往往都是彼此有着密切的直接联系。在刘震云写的多部小说中也不例外。比如《温故1942》写的是灾民跟国民政府、美国人、宗教、中国新闻界和时代周刊的关系；《一句顶一万句》写的是杨百顺和牛爱国和身边亲人的关系；《我不是潘金莲》写的是潘金莲和各级官员的关系。而且，从早期作品《一地鸡毛》起，刘震云就着力写一个人与身边那几个人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从一个人牵扯出另一个人，故事由此蔓延开来。如《一句顶一万句》中从杨百顺牵扯出剃头的老裴、喊丧的罗长礼、教书的老汪等一众草民；《我不是潘金莲》中由李雪莲牵扯出王公道、董宪法、荀正义、史为民、蔡富邦等一众人物。

在最新小说《吃瓜时代的儿女们》中，刘震云重点写了四个人物，农村的朴实姑娘牛小丽，虚构的某省省长李安邦，某县公路局局长杨开拓，某市环保局副局长马忠诚。这四个人物，在书中彼此素不相识。用刘震云的话来说就是：“八竿子打不着的人，怎么穿越了大半个中国，又突然给打着了？”于是，刘震云用几个故事，写出他们背后缠绕的联系和背后逻辑。这背后的联系极为“可笑”而又生死攸关。

写了这四个人物的缠绕，但刘震云说，他要写的主角，并不是这些人。“真正的主角是吃瓜群众，但真正的主角始终都没有出场，而这正是“吃瓜时代”的本质：吃瓜群众并不在场，却又无处不在；你无事时，他们沉默；你出事时，他们可以在瞬间掀起狂欢的波澜，也许还会决定你的命运。刘震云称这也是他进行的一个新的写作实验。“真正的主角不但是吃瓜群众，更重要的是这本书的读者，读者在读这本书的时候，把这本书的空白，通过自己的创造，填补起来，由读者和作者共同来完成这部书，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这可能是我最幽默的一本小说。把没有出现的人当作主人公来写，这也是我的一个兴奋点。”

冯小刚、范冰冰、刘震云

小说结构之幽默：

近20万字前言 短篇正文只有3000字

长篇小说做不到字字珠玑，必须以思想见长，没有独到的思想，小说不过是故事会而已。而思想，除了人物对白，小说的结构也是作者表达思考的有力工具。在《吃瓜时代的儿女们》中，刘震云设置了很不常见的小说结构。前言部分的页数，数量高达270页，197000字，写了八竿子打不着的事连环爆炸，完全是一部长篇小说正文的体量；正文部分，只有26页，3000字。

但如果没有270页的前言部分，正文就显得突兀；但如果没有26页的正文，前言就是一部通俗演义小说。前两部分互为因果，发生了奇妙的化学反应。有一个章节名为“你认识所有人”，内容皆只有五个字“一年过去了”。作者强调的是“阳光底下并无新事”，这些荒诞事天天在发生，而且就发生在我们每个人身边。也就是说，这些事并非纯属巧合，也非孤例，所以作者会在本书前面写一句题记：“如有巧合，别当巧合——我三舅的话”。同时，用一句话的篇幅带过一章和一部分，也能起到调节全书节奏的作用。

长篇前言+短篇正文这种奇正相倚的结构与传统的叙事结构是相悖的，很少有其他作家采用这种结构。刘震云坦言自己一直在思考写多与写少的关系，写与没写的关系，“我也在想，那没有写出来的东西到底有多少，文字之外的东西到底有多少，当然这对小说来说可能是最难的，当然也可能是最耐读的。对这些，我也刚刚咂摸出来一点味道。我觉得我是一个初学写作者。”事实上，熟悉刘震云小说的读者也发现，其实他对小说结构的实验，并非首次使用。他在多年前创作的《故乡面和花朵》以及五年前出版的《潘金莲》中，他就使用了这种结构。

小说语言之幽默

“消灭”形容词的零度写作

刘震云的小说很有可读性，跟他笔下的人物有非常贴切的语言有很大关系。他写一个在农村生活的姑娘，她的对话、行为方式、思维方式，不管是对话还是背景介绍，都是地地道道的村里的语言。当写一个领导干部时，很快他的笔就变得是另外一套语言方式，而且县级和市级的差别也被他拿捏得很准。

刘震云也很少在小说中进行纯粹抒情或者铺张地描写景致，也不动用华丽的修辞，几乎“消灭”了形容词，他主要是靠自己构建的强大逻辑，不断铺垫悬念，环环相扣，靠人物的精彩内心独白或者对白，将小说像河流一样，以势不可挡的趋势往前奔去。这种写法，在长篇小说领域内是极为罕见的，也是没有足够实力是很难做到的。刘震云说他：“写作不准自己用形容词，就好比一个女孩，不准化妆，素面出来，这才能看出真本事。“刘震云这种写法也被一些评论者称为是“零度写作”，“一种简洁到不能再简洁、朴素到不能再朴素的写作”。 然而，“零度写作”并不是不用形容词那么简单。刘震云说，“文字简洁并不是重要的。如果简洁只是简洁，那这个简洁也没有什么价值。重要的是，简洁不应该是简陋，而应该包含着比复杂还复杂的逸韵。这才算在语言上有些心得了，也就是平常说的话里有话，弦外之音。”国外有评论这样说刘震云的小说：“用最幽默的方式在说最深邃的哲学；用最简约的方式在说最复杂的事物；用最朴实的语言在搭建最奇妙的艺术结构。”对这样的评语，刘震云是认可的，“我的作品未必到达了这个国外和国内对我作品的评价，但这些话说到我心里去了，起码是我努力的方向。”

幽默背后的刘震云：

“我在生活中是一个非常沉闷的人。”

高水平的喜剧人士，逗笑别人的时候，自己一般都不笑。幽默也等于说说俏皮话，更不是油嘴滑舌。真正的幽默体现在他的思维结构上，看问题、处理问题的别致，独特。这在刘震云身上体现得非常明显。刘震云说，自己并不是一个幽默的人，“不管是生活还是作品里，我都讨厌油嘴滑舌的人，不喜欢那些在语言上耍小聪明的人。而且我的小说语言都特别质朴，句子特别短，没有形容词，一句是一句，都是特别质朴和老实的话。”可为什么很多人都觉得刘震云的小说非常可乐又解气？他的幽默点到底在哪？他的幽默当然也体现在语言上，他笔下的人物对话，确实有不少是一本正经地有趣。但如果只是从文字的层面上感受刘震云的幽默，那真是不理解刘震云的幽默是什么。他说，“写作的幽默，得把词语剔去。我没想要故意幽默，是故事本身很幽默。比故事更幽默的，是人物关系的幽默。比人物关系更幽默的是，是事物之间的道理和联系幽默。”

由此可见，刘震云的幽默是结构型幽默，幽默到骨子里的幽默。这种幽默与其说是一种让人好笑，不如说是让人沉思的荒诞感。幽默成了一种生活态度，一种世界观、方法论和对世界的看法。刘震云以《吃瓜时代的儿女们》为例，“为什么说这是我最幽默的小说呢？是因为这次写的是八竿子打不着的事，越过大半个中国，又打着了。那么这个空隙里填的是什么？空隙里填的就是大家平常体会到了、意识到的，但没有把它提炼出来的东西。其中有些道理还特别荒谬。所以空白越大，可能填进去的谎言和幽默的东西越多。在空白里的幽默更强大，引发人思考。如果幽默是在字面上，可能看完了笑完就完了。”

对幽默深有心得和造诣的刘震云，还特别提到，，一部小说应该既有荒诞又有实感的部分，幽默、荒诞应该主要凸显在结构上，在小说的细节，则要描摹得尽量有真实感。”如果它的结构是荒诞的，细节也是荒诞的，那么这个小说写起来就证明这个作家的功力是非常不够的。越是荒诞的东西，越应该在细节上特别的真实。正的喜剧底色包括土壤应该是悲剧的，真正的悲剧却产生喜剧。”在《吃瓜时代的儿女们》中，可以看出刘震云的深思。他说，希望读者通过读他的小说，能思考自己跟这个世界的关系，思考人性的深度，历史的根源，“比如说《我不是潘金莲》《吃瓜时代的儿女们》是现实的题材，但如果只是写了一个现实的故事，我觉得就没有达到这种文学的一种地步。真正好的书是现实的，但是它的根一定是扎在深远的历史里去的。不光是看当下这个人怎么样，更要去深究，这个状况的形成， 有什么历史根源？”

对话刘震云

刘震云，1985年5月生,河南延津人。 北京大学中文系毕业。 中国人民大学 文学院教授。 曾创作长篇小说 《故乡天下黄花》《故乡相处流传》《故乡面和花朵》(四卷) 《一 腔废话》《手机》《我叫刘跃进》 《一句顶一万句》《我不是潘金莲》等。 中短篇小说 《塔铺》《新兵连》《单位》 《一地鸡毛》《温故一九四二》等。刘震云每天早起跑步，然后看书写作，然后午饭，然后再看书写作，然后晚饭休息，生活非常规律，“一个作家真正的写作不是坐在桌子前边，而是没写的时候，我也不是每天甚至每年非要写作，什么时候想得成熟了，我就开始写作，我觉得写作不是一个故作庄严的事情，它是一个作者不断思索的结果。”因《吃瓜时代的儿女们》新书首发，刘震云也与全国的媒体记者进行了一次在线发布会。围绕他的新作，刘震云分享了他诸多精彩的观点。

问：为什么选用”吃瓜“这个网络用语用在新作的书名之中？你对这个词语有怎样的理解？

刘震云：吃瓜是一个网络的用语，人们往往用“吃瓜群众”来形容围观看热闹的人。一开始我也没有特别明白吃瓜为什么就跟看热闹和围观联系在了一起，最后我揣度了一下，大概是吃在嘴里，甜在心里。因为吃瓜在生活中确实有大戏可看，戏剧在舞台上已经没落了，但是在惊心动魄的大戏在生活中每天都在上演。包括作者本人也是“吃瓜群众”，因为小说中所述的细节在生活中俯拾即是，小说家要做的就是把这些细节用奇妙的结构组织起来，呈现给读者。

记者：乡土小说似乎是50、60后作家的专属，你怎么看待乡土题材？

我觉得题材来划分文学的样式，一是非常的表面，另外我觉得也比较的过时。我觉得好的作品是超越题材的、超越农村和超越城市的。当然《阿Q正传》可以说是乡村题材，但是确实是代表了整个中国人的一种精神的特征。所以你写的是城市人或者是乡村人并不重要，你是否超越了城市和乡村？因为城市和乡村是一个社会的概念，不是一个文学的概念，可能有一些评论家会用各种社会的概念套文学，这个有时候头太大了帽子太小了，有时候会戴不上。

记者：在现实关系中，吃瓜群众其实是一群配角，但是这次您却让配角成了主角，您是如何考虑的呢？

在生活中吃瓜群众是围观和看热闹的状态。但是这个围观的群众的心理很有意思，因为古时候有一句话说得特别好，眼看它起高楼，眼看它着宴宾客，眼看它楼塌了，另外看热闹不嫌事大。正因为这样，我写这部作品和以前的稍微有点不同，以前的作品就是人物的关系是显见的，是处在紧密的人物关系之中，这次写了四个是互不相识的人，是八竿子打不着的事，越过大半个中国打着了。但是他们都不是主角，真正的主角是吃瓜群众在怎么样的兴奋，怎么样的乐不可支，当事人是痛不欲生，看热闹的人不嫌事大。但是我没有写他们。这次是我进行的一个新的实验。

记者：您曾凭借《我不是潘金莲》获年度编剧，请问当作家和当编剧最大的不同是什么？

我不会当编剧，我可能是好作者，但是不是好编剧，因为我不知道剧本应该怎么写。当然像《我不是潘金莲》改过电影之后，在世界上获过很多奖。我觉得小说和电影剧本最大的区别，小说特别重视一件事、一个人、一段情绪怎么来的，这个怎么来的是哽哽咽咽从头至尾说清楚，说清楚最好的手段是心理描写，这些对于电影剧本是没有用的，电影剧本讲究显性的东西，而小说特别讲究隐性的东西。

记者：您过去的大部分作品都是冯小刚导演拍摄的电影，请问您的最新这部作品《吃瓜时代的儿女们》是会让冯小刚来拍还是交给您女儿来拍？

因为电影对于我来讲都是被拍。我决定不了一个小说能不能被改成电影，因为现在冯小刚导演还没有看这本书，我女儿也没有看这本书，我不知道像他们会不会对这本书感兴趣。小刚确实跟我合作过四部电影都是根据我的作品改编的，《一地鸡毛》、《手机》、《温故1942》、《我不是潘金莲》。小刚是公认的一个非常伟大的导演，伟大就在于别的导演看不到的地方他能够看到，他对一个文学作品的理解，包括电影的关系跟生活的关系跟导演的关系，都有自己非常独到的见解。在生活中我们也是非常好的事情，什么是好朋友？遇到事情想找人商量的时候，想找人陪着一起去的时候，给这个人打电话心里没有任何的障碍。等这个书到他们手里之后，他们看了之后，我想他们会做出自己的选择。

封面新闻记者 张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