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现时代“见证”︱杜正贞：兽药店里的写作

《见证：一位农民的新中国七十年》是浙江省建德市农民罗雪昌的回忆录，由中日学者共同整理而成。全书记录了罗雪昌70余年的人生经历，以一位普通农民的视角呈现了一个普通人、一个普通家庭所见证的时代的“浪花”与“大潮”。本文系《见证》一书编者、浙江大学历史系教授杜正贞所撰。

我们已经跨入了21世纪的第三个十年。“自媒体”时代的到来，似乎让个人的自我表达变得前所未有的便捷；口述史、公众史的繁荣，也让历史的呈现越来越有可能接近于“多声部的合唱”，而不再是史学家的独奏。但是即便如此，对于绝大多数普通人来说，文字的发表和面向公众的发声，仍然是一件困难的事。

2015年8月22日，我们跟着报道人建德县下涯乡大洲村的林发樟先生来到钦堂乡庙前村罗雪昌先生的家里。两位老人因为1959年同在建德林校学习而相识。1年后林校停办，他们各自回到村里务农，也很少机会相聚。知道同学要来，罗先生早早地在一张圆桌上摆满了水果和糕点，用盘子整整齐齐地装着。他们老同学相见，分外热情，谈话都围绕着他们对林校的青春记忆。林先生因为和我们比较熟，说得比较多，罗先生不像林先生那么善谈，他是一位感情细腻的老人，一开口说到林校师生之间的情谊，竟哭了起来。这让我们感到有些过意不去。其时罗先生家正在造房子，很是忙碌，我们也不便多做打扰，就先离开了。

罗先生多年的笔记第二天，从桐庐档案馆调查完回建德的路上，我们接到罗先生的电话。他说，昨天你们问我家里有没有留下一些写字的东西，我今天找出来了，你们要不要来看一看？第二次到罗先生的家里，他拿出几十个本子来。其中有林校的笔记、同学之间的留言；有不同时代的历书，上面用各种符号记下了每天的工分、开支和收入；还有各种各样的票据……罗先生几乎留下了所有有字的东西。只是粗略一看，我们就知道，摆在面前的，是罗先生的整个人生。在罗先生自己收藏的“个人档案”中，有厚厚的一沓稿纸，用一个已经有些生锈的票夹子夹着。稿子写在几种不同的信纸上，用了不同颜色的圆珠笔，没有统一的编页，也没有标题，这就是现在我们出版的这本《见证》的原稿。罗先生说，这些文字写在2002-2006年间。那几年他在钦堂镇上开一间铺子，兼卖兽药和饲料。后来本地企业越来越多，大家都到厂里去打工，没人养猪养鸡了，生意就日渐清淡下去。他守着店，没事可做的时候，就拿出纸来写。他说，他也没有打草稿，就这样一路写下去。后来我们给他录入整理，一共有8万多字。我们知道，这样个人性的回忆录绝非罕有，但是有机会被印成文字、公开发行的，其作者大都颇有声名。他们或者身居高位，参与、见证那些“历史性”的转折；或者是行业翘楚，在各个岗位上建立功勋。罗先生的一生都没有这样可以称道或吹嘘的丰功伟绩。他写作“自传”的初衷，不过是希望儿孙有一天会看一看老父亲的不易。如果说它有一个主题的话，它的主题是亲情。罗先生对于他的父母、舅父、小妹、妻子、儿女，都有很动情的记述。特别是他对早逝的妻子的回忆：与妻子二人如何艰辛地盖起小屋，妻子与病魔的抗争，穷苦人面对贫病的无奈和绝望，可谓字字滴血。这是一个最平凡的人的经历记录，运用的也是平凡的文字（甚至有些乡土而不符合语言规范），但是我们在他的记述中，读出了普通人的一生的惊心动魄。他所经历的那些日常、那些隐忍和卑微的抗争、那些属于老百姓的“负重前行”和“小确幸”，就像他写的“日子一天天过去，困难一个个地克服”，这其实就是我们大多数人的故事。

罗先生手稿2018年，我将整理稿带给浙江大学出版社的宋旭华编辑。他认为这是一个国庆70周年的好选题：一个农民所经历的、记录的70年。编辑出版的过程并没有我们预想的那样一帆风顺，如何在保留原稿风貌的原则下，达到现在严苛的出版要求，宋编辑和蔡帆编辑做了大量的工作。这里需要稍作说明的是，“新中国70年”也并不是完全是由我们编者强加给原稿的叙事框架。在初读原稿的时候，我们就发现，尽管罗雪昌先生原来设想的读者仅仅是他自己和亲友，但他很自觉地将自己的经历定位在国家历史的进程中。在他的回忆里，他在建德乡村中的生活和个人的遭际，都与国家的兴衰、政策的变化、时代的潮流有关。他记录了一个普通农民对历史的认识和感悟。在写作中他有对国家历史年表、大历史叙事的借用、引述，其中有一些甚至并不与他自己的亲生经历直接相关。这些官方历史的话语，也并不是他专为写作去寻找的资料，而是在他几十年日常生活中，通过开会、报纸、广播、电视，反复接收到的信息，它们已经内化成他对历史的标准认识，也可能是唯一的认识。因此，他对这些历史话语的借用，又是自然流畅的。

如果说罗雪昌先生在新中国的农民中也那么一点特别的话，那就是他对文艺、文字的爱好。不论是在耕田、种茶、砍树的生活中，还是在粮站、兽药店、工厂仓库里，他都愿意写写记记，他喜欢把他的喜怒哀乐写下来、唱出来。他也尊重一切有字的东西。2016年的8月12日，我们在罗雪昌先生保存下来的、零零碎碎的票据、文件中，看到三张富春江水工厂影剧院的票：1953廿二排12号，1954十七排10号，1955十三排5号。罗先生在回忆里写过：

“在20世纪70年代，人们唱的是革命歌曲，电影已在农村普及，样板戏及《红楼梦》在山区各地轮流放映。为了调节自己，也为了满足孩子们的需要，我背着光跃，抱着美平，手拉艳萍，赶往剧场。娱乐本来就是我的爱好，它使我忧郁的情绪得到放松。”

小小的、细长的彩纸条，大约在某个晚上被年轻的罗先生和三个年幼的孩子们紧拽在手里，给他们带去欢欣和期待。数十年后，当我们问起，罗先生已经忘记了看过的（也许是错过的）是哪出剧，然而这三张夹在笔记本中的戏票依然艳丽如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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