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嘉诚:商业家的自我辩护与无奈选择
李嘉诚是香港商业界传奇人物,他一直以来都备受关注和争议。在最近的一次采访中,李嘉诚对外发表了自我辩护的言论。他表示自己只是一个商人,所有的决定都是基于商业利益考虑的。他声称自己并没有更好的选择,只是在现有条件下做出了最合适的决定。这一番言论引起了社会的广泛讨论,一些人对他的慷慨事业和商业手段表示赞赏,但也有人对他的商业行为提出了质疑。李嘉诚此番自我辩护,再次引起了公众对他商业帝国和商业道德的思考和讨论。
我是一个商人,希望大家不要给我戴上什么帽子,无论高的,还是矮的,我都不想有。因为我不是道德家、教育家、更不是什么阴谋家、政治家,我仅仅就是一个商人而已。了解这一点,你就很容易读懂我的自我辩护。很多时候,我的选择,是因为我没有其他更好的选择,不是因为我想进行这样的艰难选择。
我从普通的学徒、店员、街头推销员一步一步做起来的,直到塑料花厂的总经理。在其中我积累了不少经验,那段时间虽然过得非常辛苦,但是非常充实而快乐。我早早失学,没有读过太多的书,但是社会就是最好的学堂,我一直在学习,没有停止过,直到现在。我充分理解失学的痛苦,所以后来援建了汕头大学。如果我能选择,我愿意坐在汕头大学的课堂,而不是香港的写字楼里。
我也不是白手起家,我创业的时候得到妻子家族的帮助,这一点我从不讳言。不要把我打扮成白手起家的商业之神,我感谢在我创业之初支持和帮助我的所有人。不过我并不是什么富二代、也没有去吃软饭,我最终靠的是自己的能力,还有天时和运气。网上流传的白手起家和完全靠朋友支持的两个极端,都非事实。
真正困难的第一次抉择,来自1967年香港的左派闹事,导致香港的房地产一落千丈。这时候有一些人卖掉了房子和土地,离开了香港。而我认为香港终将度过这些风波,于是买进了不少土地。很多人认为我有眼光、低价收购土地储备。其实没有人关心我暗地里的担忧,私底下的恐慌。如果左派闹事成功,我将一文不名,甚至成为资本家的反面典型,在香港跳楼的名单中,就有我的名字。
在这个过程中,风险和利益都是巨大的,也是均沾的,我不认为这有什么道德准则和商业原则的错误,它就是一桩生意而已,可能赚,也可能亏,而且是如履薄冰、如临深渊的高风险生意。任何过度的解读都是阴谋论,都是事后诸葛亮。
我说一下现在网上各种对我的指责,说我忘恩负义,唯我是利,占了便宜之后转移资产到欧洲,面对经济危机不是承担责任而是全面撤资、影响到中国的面子和信心,并高呼“别让李嘉诚跑了”。甚至说香港目前的经济停滞困难,是我们这些“豪族”畸形的经济手法导致的。
我想写这类文章和赞成这些观点的,也是抱持善意,他们爱国爱民的心我能理解。但是他们不懂起码的商业原则,以及市场经济的运作真相,甚至于,他们不懂真正的人性。
让我们回到上个世纪70年代末文革结束、90年代初重启改革、97年香港回归之际,香港的社会波诡云谲,各种传言甚嚣尘上,对是否改革开放、是否会回到文革、是否会全面实现市场经济、是否保持一国两制等重大问题,抱有疑虑的非常多。在每一个政治关键的节点,都有大量的动摇者裹足不前,甚至逃之夭夭。每一个人都面对这些艰难的选择。
我只是一个商人,在每一个关键节点的选择上,我认为风险与利益同在,和很多人判断不同。于是我在大陆遍地投资,港口、地产、金融、科技等领域都有涉及。指责我的文章说我与官方走的很近,利用了权力资源。这是典型的事后判断。
回到当年,我选择与官方进行合作,官方在政治上同样获得了巨大的回报,这本质上依旧是一门生意,尤其是风险和利益同在且巨大的生意。我感谢当时的官方和政府,我也帮助了他们,带来了急需的资金、技术和人才,让香港乃至全球商界对中国更有信心。在本质上,我们可以相互感恩,但是互不相欠,这就是生意。
中国经济整体依旧是向好的,这个我肯定。13亿的人口和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机会肯定是无限的。但是经过了这么多年的高速增长,以及信贷过度,已经来到了一个峰值,下一步会怎么样,我也不会贸然下结论,但具有较大的不确定性。商人的首要目标是让资本更安全,其次才是增值更快。我当年大举投资大陆和现在全球布局,时间点不一样,考虑的自然不一样,但都是基于这样的考虑。除此以外,没有其他原因。就是现在,我在大陆依旧还有不少投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