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的扫盲运动

新中国刚刚成立时，全国5.5亿人口中有4亿多都是文盲，文盲率高达80%。农村的文盲率更高达95%以上，有的地方甚至十里八村也找不出一个识文断字的人来。文盲成为新中国发展道路上的拦路虎。要把中国从一个落后的农业国，改造成一个现代化的工业国家，提高劳动者的科学文化知识是一个根本问题。扫盲成为摆在新政权面前的一个亟待解决的难题。为解决这一问题，一场轰轰烈烈的扫盲运动在全国展开。扫盲班遍布工厂、农村、部队、街道，人们以高涨的热情投入到文化学习中。“黑格隆冬天上，出呀出星星。黑板上写字，放呀么放光明。什么字，放光明？学习，学习二字我认得清。”20世纪50年代，这首《夫妻识字》曾在大江南北风靡一时。那时，无数人就是唱着这首歌，走进了扫盲班的课堂。扫盲运动从50年代初，一直持续到60年代初，先后有近1亿中国人摘掉了文盲的帽子。如此大规模并卓有成效的扫盲运动，创造了人类历史上的奇迹。

扫盲运动出现三次高潮

全国扫盲运动方兴未艾，出现了3次高潮。第一次从1950年至1953年。毛泽东从事革命以来，一直重视扫盲工作。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就曾说过：“中国历来只是地主有文化，农民没有文化……农村里地主势力一倒，农民的文化运动便开始了。”对于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广大农民来说，首要的是争取解放，包括争得接受教育的权利。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过来的广大农民，祖祖辈辈被剥夺了受教育的权利，目不识丁的人数超过农村人口的80%。他们对建设社会主义充满热情，但对于如何建设新农村却缺乏必要的技能和本领。“如果绝大部分的农民一不能看通俗书报，二不会记普通的账目，三不会写简单的便条和信件，怎么去建设社会主义的新农村！”“我们连个简单账目都闹不清，怎么搞复杂的生产规划，又怎么去研究新的技术。”

1945年，在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中指出：“从百分之八十的人口中扫除文盲，是新中国的一项重要工作。”那时，他已清醒地看到，文盲充斥的现状将会给建设一个新中国造成多大阻碍。解放战争尚未结束，解放区的扫盲工作就已经开始了。那时，解放区里每到冬天农闲季节，农民们便会被组织起来读书、识字。由于这种学校只在冬天开课，因此大家叫它“冬学”。新中国成立后，重新规划冬学，成为新中国的头等大事。毛泽东在全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会议上宣布：“随着经济建设高潮的到来，不可避免地将要出现一个文化建设的高潮。中国人民被认为不文明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我们将以一个具有高度文化的民族出现于世界。”

1950年9月20日，召开了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提出工农教育以识字教育为主。会议对于工农业余教育的组织形式、教材、教学计划和经费等各方面问题进行了讨论，提出了“推行识字教育，逐步减少文盲”的口号。毛泽东、朱德等国家领导人亲临现场。毛泽东还与到会的学习模范亲切握手、合影，与会代表受到了极大鼓舞，有力地推动了全国扫盲运动的开展。

1953年11月24日，政务院扫除文盲工作委员会发出《关于扫盲标准、扫盲毕业考试等暂行办法的通知》。《通知》规定，扫盲标准为：干部和工人，一般可订为认识2 000个常用字，能阅读通俗书报，能写二三百字的应用短文；农民一般订为能识1 000个常用字，大体上能阅读通俗书报，能写常用的便条、收据；城市劳动人民一般订为能识1 500个常用字，读、写标准参照工人、农民的标准。各省、市可根据具体情况，灵活掌握。根据群众要求，县扫盲工作委员会或教育科可给考试及格者发扫盲毕业证书。

第二次从1954年至1955年。在中共七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指出：“我国现在文盲这样多，而社会主义建设不能到告别了文盲才开始进行，这就产生了一个尖锐的矛盾……这个严重的问题必须在农业合作化的过程中才能解决。”1955年12月1日，青年团中央发布《关于在七年内基本扫除全国青年文盲的决定》，指出：“扫除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大量文盲，提高人民的文化水平，是有战略意义的任务，为了适应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发展，必须加快扫盲的速度。”而且“现在我们所说的扫盲运动，已经不是一种随便的扫盲运动了。因为农民中的文化工作如果将它当作经济目的来看，那它正是要实现合作化”。所以，在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的大背景下，着眼于推进社会主义建设，为以后农村进一步实现技术改革创造条件，扫盲运动出现了第二个高潮。

第三次是从1956年至1958年。1956年，周恩来总理号召全国人民向现代科学文化进军，于是，扫盲运动又掀起高潮；两年后，陈毅元帅在有关会议上说：扫盲是使6万万人民睁开眼睛的工作，非干好不可，第三次扫盲运动吹响了号角。

全国推广“速成识字法”

扫盲运动的首要任务是教会文盲用文字进行交流，解决生产和生活上的诸多不便，所以识字运动是扫盲的第一步，能认识多少字成为衡量脱盲的标准。

1951年11月29日，重庆《新华日报》发表了一篇名为《速成识字教学过程概述》的文章，文中详细介绍了西南军区文化干事祁建华利用注音识字发明速成识字法，帮助战士在短时间内脱盲的事迹。1952年4月23日，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给祁建华发了奖状。3天后，《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号召各地“普遍推行速成识字法”。速成识字法把扫盲运动推向了一个高潮。

祁建华创造的“速成识字法”，精心挑选1 200个常用字，每个字都对应表列注音符号，制作成两大张生字表。借助注音符号作为辅助识字的工具。分3步：第一步，学会注音符号和拼音，掌握识字的辅助工具：第二步，突击单字，先求会读与初步会讲：第三步，教、学识字课本，同时开展一定的阅读、写字、造句训练，巩固所认识的字。采用这一方法于1952年3月底彻底扫除了全军的文盲。然后在全国推广，各地迅速办起了实验班。组织展开“速成识字法”的重点实验工作，要在工农教育中推广速成识字法。1952年5月15日，教育部发出《关于各地开展“速成识字法”的教学实验工作的通知》，并确定河北省为“速成识字法”实验区。5月、6月教育部连续发出通报，介绍山西、东北、天津等地推行“速成识字法”开展识字运动的情况。

1952年，经过短短几个月的推广，速成识字法教学在工厂、农村的扫盲中取得了很大成效。据东北、上海、北京等地的不完全统计，参加速成识字法学习的工人达到25.8万人。其中大部分人通过150到200个小时的学习，学会了1 500至2 000个单字，并能阅读通俗读物，会写简单文章。1952年11月15日，中央决定成立全国扫盲工作委员会。祁建华以他对扫盲工作的突出贡献，被任命为委员会副主任。毛泽东称他是“名副其实”的识字专家。刘少奇评价他为“我国继仓颉以后第二大文人”。

灵活多样的扫盲形式

农村的扫盲，各级政府根据农村实际、结合农民生活采用了灵活多样的方法。为了配合农业合作化运动，扫盲工作制定了学习文化要为合作化服务的总体工作方针。各级政府从本村、本乡的实际出发，成立了扫盲协会，制定出扫盲规划，力争把整个过程放在合作化的规程之中。当时各级地方统一安排生产、学习、开会的时间，有些地方规定，评分记工在地头做完，不占学习时间，学习文化课、政治课以及何时召开党团会议都作了具体的时间安排。当时尤其强调对农民识字课本的编写，比较流行的是“识字记工课本”，从农民自己的姓名学起，然后是土地的名称，各种农活、农具和牲畜的名称，以及记账格式。由于贴近农民的日常生产，仅用两三个月的业余时间，就可以使农民初步掌握记账、记工的本领。

师资短缺，采取“以民教民”形式。整合了当时的教师资源。当时的业余教师队伍中，通过扫盲运动已经识了字的农民，大批投入农业生产的初中和高中毕业生也是一个很大的力量，此外还有一百多万农村小学教师。号召“发动识字的人教不识字的人，使一切识字的人，包括工人、农民、市镇居民中识字的人，包括学校教员，高小以上学校的学生、国家机关和人民团体的工作人员”都加入到扫盲教师队伍里。

夜校问题利用小学校、庙宇、空院、田间地头，办扫盲班。新中国成立前，很多村民吃了上顿没下顿，更别说拿闲钱让孩子上学了，村里连个学校都没有。只好把扫盲班办到废弃已久的庙里。没有课桌，用土坯垒成土台墩，上面铺上木板当课桌。四周墙上没有贴挂的东西，用红色、绿色和黄色的彩纸写上鼓励学员学习的标语口号。没有黑板，用山墙当大的黑板。村民踊跃参加学习，出现了夫妻互学，子教父，女教母的家庭识字班。

扫盲运动刚刚开始时，学校是临时的，老师是业余的，教材也五花八门，每个省市甚至县乡都有自己编写的扫盲教材。“识字课本”有的是面对工人的，有的是面对农民的，还有的是专门教城市家庭妇女的。根据各自目标群体的不同，课本中课文的内容也不尽相同。如1951年由工人出版社出版的《职工业余学校识字课本》中，第一课的内容是“工人”和“做工”两个词，极具工人特色。随着课程的深入，也有 “水蒸气”“雾的成因”等介绍自然常识的内容。

1956年由北京市编写的教材《市民识字课本》，是一本为城市家庭妇女设计的日常生活教材。课文内容有认数码、认日历、认钟表、买菜、算账、坐车，甚至怎么看孩子成绩表都有，真可谓是五花八门。

1953年东北行政委员会扫除文盲工作委员会为东北农村编写的《农民速成识字课本》，课文采用的是像《三字经》一样的韵文体：“日月光，照四方，天上明，地下亮，毛主席，共产党，领导咱，有力量……”“一个人，两只手，人有手，会劳动，工人做工，农民种田”，读起来朗朗上口，学员们不但通过课文学会了生字，也完成了新社会对于公民的政治教育。

毛泽东赞扬“高家柳沟经验”

1955年深秋的一个下午，毛泽东在颐和园散步，一边思索着怎样才能把扫盲与农业合作化结合起来。他让工作人员找来时任团中央书记的胡耀邦。毛泽东问胡耀邦，全国办了那么多合作社，有没有农业社学习文化的典型？胡耀邦当即答道：“山东高家柳沟创办记工学习班的材料不错，我看了好几遍呢。”随后他把材料报给了毛泽东。

山东省莒南县高家柳沟村是一个仅有300多户农家的小山村。解放初期，全村只有9个人识字。许多社员的名字、农具、肥料都写不上来。他们只好用画圈、画杠代替，时间久了，圈圈、杠杠满天飞，成了一笔糊涂账。针对这种情况，高家柳沟团支部向合作社提出要组织社员学文化，首先要解决记账问题。团支部决定首先要从学写社员的名字学起，然后再学各种农活、农具的名字，“做什么，学什么”。于是，高家柳沟的学习班先从社员的名字学起，然后逐步学到土地、农活和各种农具的名字。初春时，社员忙着春耕和送粪，他们就学“春耕”“送粪”两个词；捕打红蜘蛛的时候，他们就学习“红蜘蛛”；该深翻地了，他们又学了“深翻地”3个字。为了防止回生，每天晚上学员们都集中起来学习，白天劳动间隙，识字班还办到了田间地头。经过两个半月的学习，参加学习的115名青年，有19个能当记账员，92人能记自己的工账，不能记账的只有4人。

毛泽东看过高家柳沟记工学习班的事迹后，非常高兴。他把这篇文章的题目改为《莒南县高家柳沟村青年团支部创办记工学习班的经验》，收入《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并写下了800多字的按语：“这个经验应当普遍推行。列宁说过：在一个文盲充斥的国家内，是建成不了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步为了记工需要，学习本村本乡的人名、地名、工具名、农活名和一些必要的语汇，大约两三百字。第二步，再学进一步的文字和语汇。要编两种课本。第一种课本应当由从事指导合作社工作的同志，帮助当地的知识分子，各就自己那里的合作社的需要去编。第二种课本……根据一个小范围的地方的事物和语汇，加上一部分全省和全国性的事物和语汇编出来，也只要几百字。第三步，由各省（市、区）教育机关编第三种通常应用的课本。山东莒南县高家柳沟村的青年团支部做了一个创造性的工作……记工学习班这个名称也很好。这种学习班，各地应当普遍仿办。各级青年团应当领导这一工作，一切党政机关应当予以支持。”

1955年10月11日，毛泽东把扫盲与合作化运动相结合的想法，带到了党的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在会上，毛泽东说：“扫盲运动，我看要扫起来才好。有些地方把扫盲运动扫掉了，这不好。要在合作化中间把文盲扫掉，不是把扫盲运动扫掉，而是扫盲。”毛泽东对高家柳沟村事迹的批示很快传达到了全国。根据毛主席的批示，全国各省、市、县，甚至村都编起了结合当地实际情况的新扫盲教材。很快在全国掀起了第三次扫盲运动高潮。

毛泽东重视扫盲中的浮夸现象

1958年2月，在“大跃进”的背景下，扫盲工作也出现了“大跃进”，3月，全国召开了扫盲先进单位代表会，会议向全国发出5年内基本上扫除全国青壮年文盲的倡议。3月7日和5月20日，《人民日报》先后发表社论《掀起规模壮阔的扫盲大跃进》《用革命精神扫除文盲》。但当时全国14岁到40岁的青壮年文盲，仅在农村中就还有1.5亿，要在5年内完成扫除文盲，是不可能的。在大跃进形势下，一个群众性的扫盲高潮很快形成。许多扫盲口号也在此时应运而生：“社会主义是天堂，没有文化不能上”“工业化、农业化，没有文化不能化”“技术是个宝，没有文化学不了”“一切识字的人都要动员起来教人识字，一切不识字的青壮年都要组织起来努力学习”“不做拦路虎，不当睁眼瞎，要当扫盲促进派”“五年摘掉全国文盲帽子”……为了完成指标，各地出现了浮夸、虚报的现象。据当时报道，仅1958年1至9月，全国共扫除青壮年文盲1亿人。

对于扫盲运动中出现的浮夸现象，毛泽东有所察觉。1958年11月，在武昌会议上，他说：“世界上的人有的就不那么老实……比如扫盲，说什么半年、一年扫光，我就不太相信，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扫除了就不错。”毛主席说了话，这场轰轰烈烈的“扫盲跃进”才有所降温。

虽然这场全国性的扫盲运动在后期的“大跃进”中出现浮夸虚假现象，但扫盲运动毕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1964年，全国开展第二次人口普查的同时，也对国民的文化素质进行了一次全面调查。结果显示：15岁以上人口的文盲率，已经由解放初期的80%下降到了52%；1亿多人摘除了文盲的帽子。

新中国成立之初的扫盲运动，是新中国的一次文化建设高潮，不但在文化上使广大人民特别是广大农民，摆脱旧社会的噩梦，打开知识文化的大门，从而实现了自身的解放，而且为广大人民通过技术革命改变城乡的落后面貌缩小三大差别提供了重要的历史条件，打下了文化基础。建国初期的扫盲运动，迈出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最初的步伐，永载共和国史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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