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编写目录 汇编史料 阿英在考证工作上所做出的贡献

陈垣说：

“考证为史学方法之一，欲实事求是，非考证不可。彼毕生从事考证，以 为尽史学之能事者固非；薄视考证以为不足道者，亦未必是也。”

这句话对文学研究来说同样适用。作为文献学研究的一种方法，考证对判定作品的真伪、作家的生平经历、 版本年代、作品人物原型和来源等等都具有重要意义。没有真实可靠的资料来源，所有 的文学研究工作都是空中楼阁，难以自立。

陈垣和启功

可以说，考证作为一种文献处理技能，通过演绎推理、事实证据以获得新知，是文学研究的重要基础性工作。没有考证，很难开展文学研究的进一步工作。

阿英在近代文学文献学方面颇有建树，如果说编写目录、汇编史料是他所进行的近代文学文献学的宏观研究，那么，在微观方面的研究则当属他对具体作品的考证。

阿英本人

阿英的考证工作是在他进行近代文学资料的整理过程中完成的。他在这方面的成果，并没有形成专门的论著，主要见于他的一些小文章。

《(醒世缘>为李伯元著作考》是一篇关于《醒世缘》作者问题的考证文章。阿英从以下三点证据得出《醒世缘》为李伯元所作的结论：

李伯元

第一， 《醒世缘》的主题为破除迷信，宣传科学，主张维新，这和李伯元的思想是并行不悖的；

第二点，也是最重要的一点，阿英在很多细节方面，如故事处理、描写手法、语言风格、篇章结构等找到了出自李伯元之手的证据，并和《庚子国变弹词》 《海天鸿雪记》进行对比；

《庚子国变弹词》

第三， 《醒世缘》最初发表在李伯元编的《绣像小说》上， 据作品发表过程中时作时辍的特点判断，此作品应非出于外人之手。

由以上而论，阿英 认为《醒世缘》为阿英所作，解决了”讴歌变俗人“的身份疑点。判定作品的作者问题， 对进一步探究作品的思想和主题有很好的辅助意义。这一结论后来得到近代文学研究者的认同，现在提起《醒世缘》，一般认为为李伯元所作。

通过考证，阿英还纠正了前人的一些错误，解开了学术疑惑。《惜秋生非李伯元化名考》一文，阿英指出，茂苑惜秋生并非李伯元，而是其好友欧阳巨源。这和胡适在《官场现形记》序、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提出的茂苑惜秋生即为李伯元的观点是相悖的。

《中国小说史略》

阿英从作家的人际交往和包括思想、情感、写作方式在内的作品本身这两大方面提 出依据，推翻了前人观点。究竟茂苑惜秋生是不是李伯元，现在还没有定论。但他提出 的新论点，为后学者提出了新的研究思路，这和促进学术百家争鸣、求实创新的理念是 一致的。

百家争鸣

除作品外，阿英在近代作家的生平、经历、思想考证等方面也取得了一定成果。《小 说人物考略》介绍了他对晚清作家《轰天雷》的作者沈北山、《东欧女豪杰》的作者羽 衣女士的考证研究。

沈北山冤案

阿英综合各方面史实，对沈北山的个人经历、性情、结局勾勒出一个大致面貌，对他强烈的爱国精神给予高度赞扬。

关于羽衣女士，阿英由《新民丛报》 得到《女士张竹君传》一文的珍贵资料，该资料对其真实姓名、身世经历、个人生活， 一直到她的哲学思想、政治态度、工作实践都给予了详细介绍，阿英综合其作《东欧女豪杰》，对她做出客观评价：

张竹君

“实是一崭新人物，为一般女子所不可企及者。不仅有学 术的素养，也具有实践的能耐。”

对作家的考证，是切中肯綮的评价作家及其作品的基础，也是了解作家时代的一扇窗户。对作家的准确定位，也是勾勒文学发展面貌的必须工作。在这一点上，阿英已具有鲜明的自觉意识。

稍稍遗憾的是，受时间精力和视野所囿，阿英对具体作家作品的研究数量较少。但不论对作家，还是作品，阿英始终坚持以诚恳、真实的学术态度，实事求是的精神，从 史料中抉隐发微，提出新见，对前人不盲从，不附会。

他在力所能及的资料范围内，尽 可能的求全求实，使用多重证据为自己的论点证明，而不是孤证强说，牵强附会，避免 了陷入“为考证而考证"的错误境地。这是值得每一位研究者学习的。

参考资料：《醒世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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