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文运动的先驱和领袖人物 对赋颂的写作为什么都很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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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宗元、刘禹锡等人则是政治上激进的改革派，在贞元末年改革失败后受到政敌的打击和贬黜。古文创作基本上还是局限在个人生活的范围之内，以古文代替骈文是一场自下而上的呼吁和斗争，如同逆水行舟，而骈文的处境则恰好相反。古文家反骈主张的不彻底性，除了制度上存在不能触及的领域等客观原因以外，古文家反对文以散代骈的主张在主观上也确实存在不彻底之处。古文家虽然激烈反对骈体，但是对粉饰政教、宣示“王言”的制诰纶旨这类骈体文还是推重的。

柳宗元画像

骈体制诰的稳固性固然不容易动摇，但既然古文家的目的在于以古文取代骈文，对“大手笔”的宽容和推重与其文体改革的根本宗旨之间难免会有矛盾之处。燕国公张说和许国公苏颋，两人在开元时期就有“燕、许大手笔”之称，他们的骈文作为盛世朝廷王言的代表，就连激进的古文家都能对之称赏有加。梁肃推崇张说之文“宏茂”的风格，并认为它是陈子昂之后，古文运动前驱者之前扭转浮靡文风的一股重要力量。

陈子昂画像

柳宗元在《杨评事文集后序》中亦指出张说善于著述，其文符合“高壮广厚，词正而理备”的标准。皇甫湜则称赞燕、许骈文有“坐天子而朝群后”、“奉神明，享宗庙”的作用。刘禹锡在为李绛文集所作的《唐故相国李公集纪》中称赞其文章“上所以知君臣启沃之际，下所以备风雅声诗之义。洪钟骇听，瑶瑟清骨。……古所谓一言兴邦者，信哉”。刘禹锡又曾推崇令狐楚说:起文章而陟大位，丹青景化，焜耀藩方，如霏烟祥风，缘饰万物，而与令名相始终者，有唐文臣令狐公实当之。……笔端肤寸，膏润天下。文章之用，极其至矣。”

李绛画像

刘禹锡在为这些高官作集纪时，他所称赏的这些文章，一例都是骈文。可见庙堂文章在唐人心目中具有至关重要的地位，即使反对写骈文的古文家也会对它网开一面，而且极为欣赏其宏壮的气度。究其原因，大致有二:第一为了配合文学的政教作用，盛唐以后的骈文家自觉放弃对形式技巧的追求，并将儒家经典的精神贯彻其中，使文章呈现出宗经典重、古朴浑雅的风貌。《新唐书》卷二一《文艺传上云:“玄宗好经术，群臣稍厌雕琢，索理致，崇雅黜浮，气益雄浑，则燕许擅其宗。是时唐兴已百年，诸儒争自名家。”

玄宗画像

这种变化虽然同古文家的文体复古主张有别，但其文风复古的趋向却同古文家有一致之处。刘禹锡在《唐故中书侍郎平章事韦公集纪》中将韦处厚的著述分为两类:“未为近臣已前，所著词赋、赞论、记述、铭志，皆文士之词也，以才丽为主。自入为学士至宰相以往，所执笔皆经纶制置财成润色之词也，以识度为宗。”把王言制作即“以识度为宗”的“经纶制置财成润色之词”同“以才丽为主”的“文士之词”区别开来，而对前者特为推重，也体现出了这层意义。

《唐故中书侍郎平章事韦公集纪》配图

第二，朝廷一切命令皆藉王言诏诰得以发布，它同政治的关系最为密切，即刘禹锡所谓“八音与政通，而文章与时高下”身处政治核心位置，王言诏诰出于其手，最容易对政治的兴衰变迁起到干预作用。刘禹锡在《唐故相国李公集纪》中说:“天以正气付伟人，必饰之使光耀于世。粹和细缊积于中，铿锵发越形乎文。文之细大，视道之行止。故得其位者，文非空言，咸系于谟宥密，庸可不纪。”身为宰辅、掌握政柄无疑获得了推行儒家之道的最有利的地位。韩愈《争臣论》云:君子居其位，则思死其官；未得位，则思修其辞以明其道。我将以明道也，非以为直而加人也。”

刘禹锡雕像

得其位而能修其辞以明其道，正是古文家梦寐以求而不可得的理想境界。故而古文家虽反对骈文，但还是认为朝廷诏诰在精神上同古文家“明道”、维护中央集权的宗旨并不相悖，与那些徒以词华雕琢为能事的靡丽之文并不相同而将其视为例外。除此以外，古文家并不排斥骈体赋颂铭赞类作品的写作。以赋颂颂美、粉饰政治是盛唐以来的传统观念。张说、苏颋等“大手笔”制作了不少以润色鸿业为宗旨的赋颂作品。古文运动的先驱和领袖人物对赋颂的写作都相当重视。

参考资料：

·《唐故相国李公集纪》

·《新唐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