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教导丽塔》：教育给一个人带来的最大改变 究竟是什么？

文：宿夜花

很多时候，“教育”的意义经常被误读和曲解。

一方面，民间大量盛行“读书无用论”，此种论调显而易见的缘由是：对于实用主义者而言，如果“接受教育”无法转化成显著的物质回报与眼前的丰厚成果（即生存所需的“金钱”与“地位”），那么便是没有实际用处的。

另一方面，“读书”在我们的文化传统里被过于神圣化，宋真宗赵恒《励学篇》中的“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黄金屋”成了古往今来众多文人墨客的精神信条，无数人把“读书”当作追名逐利、改变命运的工具。

如果因为自身视野的局限和思维的闭塞而产生的短视与功利心理，忽略了接受教育的必要性而阻碍了自我更好的发展，那无疑是遗憾的；而如果把“教育”看成是一种僵化的规则与固化自我的精神桎梏，因而丧失自我、陷入另一种平庸与乏味，那也是令人惋惜的。

那么，教育给一个人带来的最大改变，究竟是什么呢？如何通过接受教育，树立正确的价值观、更好地认知并提升自我？

第92届奥斯卡最佳电影《寄生虫》掀起了一股“寄生虫热”，很多观众从中挖掘了教育与阶层的启示意义。而关于“教育”的功能与意义，一直英国电影所不断探索的主要话题，影片《教导丽塔》即是将教育与阶层（不同阶层的审美趣味与精神取向）、女性（教育如何引导女性精神觉醒与独立成长）等主要母题结合，继而探讨其本质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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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导丽塔》是一部1983年的英国电影，由刘易斯·吉尔伯特导演，迈克尔·凯恩、朱丽·沃特斯主演，获得了第56届奥斯卡奖的多项提名。电影被称作是80年代版《卖花女》，因为影片从某种程度上延续了萧伯纳《卖花女》中“窈窕淑女”的故事，语言学教授希金斯通过对卖花女伊莉莎的贵族文化教导与仪态规训，渴望对其实现“麻雀变凤凰”的阶级跃迁，但最终却无法改变她根深蒂固的思维方式与生活习性。

电影《教导丽塔》在主题内容上更具突破性，即是说：不同阶级的精神取向、审美趣味有其固有的氛围与习惯，教育给人提供一种改善生活、改变命运、实现平等的可能途径。

女主人公丽塔，是一名工人阶级的平民女性，没有受过正规教育的她，期望通过学习文学提升自己的精神境界与文化视野；男主人公弗兰克·布莱恩特，是一位文学教授，总与学者精英打交道，却深陷保守陈腐的教育形态中疲惫不堪。

影片延续了英式喜剧一贯的幽默风格：将不同阶层的生活方式与思维习惯放置到一起，制造冲突与反差效果。与此同时，又用一种诙谐与戏谑的口吻，展现了两种不同风格的可爱与魅力：知识精英学识渊博、谈吐不凡却困顿于繁文缛节、刻板迂腐，普通劳动者缺乏知识但行为坦率、可爱富有活力。

文学教授在教学中，所接触的话题总离不开各种文艺批评、文艺巨擘们，例如：威廉·布莱克（浪漫主义天才诗人）、爱德华·摩根·福斯特（著有《霍华德庄园》）、D·H·劳伦斯（著有《儿子与情人》）等。而理发师丽塔，言语率直、举止活泼、性格可爱，生活在一个普通工人家庭的现实琐屑之中，充满着打闹、欢笑、嬉戏等世俗趣味。

表面上是因职业、性格的差异而带来的生活情趣之差，其内在的深层原因是不同的社会阶层、教育层次、知识水平决定了男女主角截然不同的精神追求。影片的巧妙之处，恰恰在于挖掘出两者的差异，并形成一种互补的制衡。丽塔崇拜教授的学识，希望从他身上收获知识以提升精神层次，教授对知识分子、文化精英之间的附庸风雅、争名逐利倍感疲惫，在丽塔身上看到了属于一个真诚、坦率的普通工人身上的热忱与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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丽塔渴望接受教育的心理，是女性意识觉醒的体现，她开始自发地抗拒作为家庭话语中的“他者”属性寻找真正的自我。

女主人公苏珊，作为一名理发师，将名字改为丽塔（《红宝石丛林》的作者丽塔·梅·布朗），本身即是对知识的渴望、对循规蹈矩生活的一种反抗方式。她不愿意被当作生儿育女的工具、不想被束缚于家庭做一名“无才便是德”的庸常主妇，拒绝平庸、追求自我的精神追求，使得她开始一步一步地探索起自我的价值所向。

因此，她开始主动求助于弗兰克教授，当她通过自己的学习，具备了一定的文化素养，成为可以与大学生、知识分子进行完美交流的“文化人”之后，与此同时又产生了新的精神困惑。

他们谈文学、聊艺术、看歌剧，聊天的话题总是离不开契诃夫（俄国作家）、布莱克（英国诗人）。而当讨论文学艺术成为了一种脱离现实生活的“陈词滥调”显得华而不实，这种空洞与荒谬感加剧了她的迷惘。

丽塔处于理想与现实的夹缝中无所适从，是继续与朋友钻研探讨文学艺术、寻求更深的精神追求？还是回归到庸常、琐碎却踏实的世俗生活之中？

丽塔的矛盾在于，她性格上的闪光点正是不拘小节、单纯率直的可爱，当文艺作品让她修炼出了一幅知识分子学者范儿的优雅睿智，而她原本自我的魅力，不正在丧失吗？

教育本应提升自己、坚定自我，为何丽塔反而在提升了学识后更为迷茫、丧失自我？

这种困惑现象正对应着同一时期80年代国产电影中的“文艺热”，《人到中年》达式常、《人生》周里京等文艺青年形象备受推崇，他们通常会吟诵裴多菲的诗、懂得现代乐器、诗画乐无所不通。这种对精英文化的崇拜与向往的心理，随着90年代冯小刚贺岁片等更符合大众文化的审美产物诞生，开始消退。观众更喜欢葛优、梁天等年轻演员诠释的更具烟火气的普通人形象。

这其中所揭示的问题是相似的，教育启迪心智、使人感受到更深层面的精神陶冶，但如果脱离了现实的土壤与自我生活的切实感受变成了另一种“枷锁”限制并压抑了内心的自由，那是十分值得警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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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教育开拓了丽塔的视野，使她走出家庭、实现自由，那么丽塔的迷茫则引发了对教育实质的反思：教育究竟该让人学会的是什么？

两种阶层的审美趣味并无高下之分，他们用各自的生活方式觅得精神食粮。而教育所能做的是在获得更广阔的视野后，获得更多的选择权、从而获取更多的人生可能。

如果说《死亡诗社》中罗宾·威廉姆斯饰演的基丁船长，所代表的是一种反传统的现代教育引航者形象——他一反保守贵族精英话语下的刻板、腐朽、愚昧，让学生们感受到了自由思想、灵魂碰撞、激情飞扬、活力四射的力量；那么《教导丽塔》里，迈克尔·凯恩塑造的弗兰克教授一角，呈现出了更强的反叛性与突破意义。

弗兰克教授总是处在一种醉生梦死的迷醉状态，并非是思想糊涂与自我放逐的颓废之态，而是用自己的玩世不恭来宣泄他内心的愤世嫉俗、来反抗僵化的刻板公式与条条框框的枷锁。

弗兰克教授的教学观念，不仅仅在于对刻板教育方式的抵触，更是一种对文艺的反思与批判态度。只有极少数知识精英、文化人视角才可以理解的“夫子自道”式的晦涩典故，自我标榜、一厢情愿、自说自话、矫揉造作、毫无生气的文艺表达，究竟是不是有价值的呢？

他一方面教授丽塔学会欣赏文学艺术，一方面又珍视丽塔身上毫无文人酸腐气的清新质朴与活力、时刻提醒她坚持自我的个性与魅力。

影片的结尾采取了开放式结局，丽塔送别了弗兰克教授，迈出了前进的步伐。纵然她并不清楚她的生活要回归到以往的市井琐屑、家长里短、柴米油盐，还是继续通过接受更高的教育、寻求更充实的精神追求？而无论怎样，丽塔总归是对世界、对自我有了不同于以往的深刻认知，学习知识并做出更广的选择，正是教育的魅力所在。

这正是影片在一种困惑中所引发的思考：

教育给一个人带来的最大改变，首先是开拓认识世界的视野，而不是停留在一种安逸的、封闭的生活模式丧失进取心与开拓心；其次是完善认知自我的方式、更好地了解自己的价值所在，而非生硬地模仿一种与现实生活相悖的精英式生活方式与精神趣味。

教育应当释放个体的自由意志与开放思想、从而更全面地认识自己的人生，避免陷入一种僵化、迂腐的禁锢桎梏之中丧失自我。尽管伴随视野的开阔，必将面临更多的选择、更深的精神困惑，但生命的美好恰恰在于不断刷新自我的思维高度、体验提升自己过程中那独一份的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