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宫的祝勇

汪家明

[作者简介]

祝勇

作家、纪录片导演、博士，现任故宫博物院故宫文化传播研究所所长。

出版文学作品四百余万字，主要作品有《故宫的古物之美》《故宫的隐秘角落》《在故宫寻找苏东坡》等。国务院新闻办、中央电视台大型纪录片《天山脚下》总导演，《天山脚下》获评新中国70年纪录片百部推荐典藏作品。

祝勇这部书稿，是他三十年文学道路的回顾，其实就是创作谈。第一部分《在故宫书写整个世界》五十章，七万字，我一口气读完，感觉与《七札》有异曲同工之妙，虽然它们的具体内容和表达方式不同；也让我想起《金蔷薇》，只是祝勇谈的是自己，而帕乌斯托夫斯基主要谈别的作家。

书名很酷：《在故宫书写整个世界》。开初几章，他谈自己十八岁离开沈阳远行，在北京读书、工作、定居，似乎没有故乡，又感觉自己有两个故乡，一个是生己养己的故乡，一个是文化的故乡。这个文化的故乡，在他出生以前，就已经埋藏在他的血脉、基因里。从第六章开始，所讲都是一步步向文化故乡故宫靠拢，似乎冥冥中有机缘。他去南方，入藏地，几经历险，“在大地上爬行摸索”，生命和写作好像随着空间的拓展而延长、变化。他蛰居京郊小镇，埋头写作，还组织了一支作家足球队，但祸不单行，他在比赛中受伤，养伤足足半年。伤好后，他受邀远行美国，做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驻校艺术家，回国后“又读博、写作、拍纪录片。此后的时光，像一只快速转动的陀螺，自己想停都停不下来”。

当出版了十二卷四五百万字的“祝勇作品系列”之后，他开始怀疑：这样写下去，是否有意义？他不认为自己的文字会不朽，暂时的荣光不足以成为他付出年华的理由。最终他说服了自己—意义不重要，写作其实就是一种没理由的爱，“一种寂寞而又诚实的生活”，像农民种地一样。在这种信念下，他享受写作生活，听着音乐，“仿佛有风，将我的思念吹得很远”，而“书从书柜蔓延到桌上、地上甚至床上”。“我看到那些久已存在的汉字，因我的写作而重新集结，被注入了新的灵魂，我的心底就会焕发出无以形容的快感。甚至敲击键盘的动作本身都像钢琴家的演奏一样，给我带来成就感。屏幕上方的空白档就是我的王国，尽管国土面积小了一点，但依然给我带来统辖者的自由与潇洒。”

在好几章里，他反复说：我希望躲在文字的后面，像塞林格那样隐居在村野。他记起一个听来的故事：寺庙里描绘壁画的僧人，在洞窟里，看不到日落月升，只是手擎一根蜡烛，在所有人的注视之外，摸索着，默然无语地画下每一笔。不知多少年过去，他开门走下台阶，消失在日光照耀的世间。朝拜的人蜂拥进去，惊艳于壁画的精湛与美丽，却对他的存在一无所知。“但他什么也没有失落。他把创造的快乐带走了，由自己独享。每一个创作者，内心都珍藏着一份独属于自己的秘密快乐。”能得到这样的快乐，能体会这样的快乐，恐怕是真正艺术家的向往吧！

随后几章里，他谈写作的个性化、背叛性以及自己对超文体散文写作的探索，而这探索的成果，就是他此后一直坚持的“历史写作”–《旧宫殿》《血朝廷》等。他“固执地相信，所有消失的人和事依旧存在着，只不过变换了存在方式而已”，“我觉得自己距离那些在这里生过、死过、爱过、恨过的人那么的近，能够感觉到他们的呼吸与心跳”。而历史的线索和注脚千千万万，他贪心，东收西揽，用胶水把它们拼接成尽量完整的既古却新的物件。他就是这样，全凭写作，一步步来到故宫城下。由此观之，无论多少机缘在帮他，他都是凭着自己的努力来到故宫的。故宫正进入新时代—开放、欢乐、平民化、前卫化，需要他这样一个人。

祝勇终于进“城”了，是紫禁城，成为故宫一员。“进入故宫以后，我和我的写作的性质都发生了变化。我不再是旁观者，不再只是观察者，我自己就是故宫（的一部分）……有我的故宫和没我的故宫，在我心里，决然是两个故宫。”“在故宫里，表面上看，到处是墙，是一个独立、封闭的世界，实际上，故宫到处是门，向整个世界敞开—书写故宫，就是书写整个世界。”他立了一个宏伟大愿：用文字重筑这座城。短短几年，他写出了上百万字的故宫文章。环顾四围，舍祝勇其谁？

2003年，祝勇和冷冰川一起来三联书店，在四楼那间小小的办公室里，我们相识。惭愧，相识十六年，我一直不清楚祝勇的生活经历和心路历程，原来这么不平静！从文中可以看出他的自信，也隐约着不自信；可以看到一个写作信仰者，不管深浅，一味前行的身影。他给我的印象是纯真的、微笑的、斟斟酌酌的，表面不坚持己见，实际很有主见；他是勤奋的、闲散的，开放的、内敛的，有点傻劲儿……总之，这本书让我看到了一个过去不知道的祝勇，一个更耐看、更有魅力的祝勇。

2019年最后一天，于北京十里堡

（编辑有删节）

来源：新闻晨报 作者：汪家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