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宁回族经堂教育发展初探

威宁回族经堂教育发展初探

季子

回族经堂教育，是以传承和发扬回族伊斯兰文化为目的的具有自身鲜明特色的专业教育体系，自创立以来，它以清真寺为依托，以学习伊斯兰经典和传播回族文化为宗旨，培养了一代代宗教信仰和文化传承的回族宗教文化专业人才，为回族文化的形成、延续和繁荣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迄今为止还是回族穆斯林宗教专业人才的主要培养途径，始终是回族文化教育中不可或缺的部分。威宁作为威昭鲁区域回族及其经堂教育文化的发源地，经堂教育发展对区域内回族文化的传承和发展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对其历史和脉络进行梳理有着特定的意义。

一、回族经堂教育的源起

回族经堂教育作为回族文化教育发展过程中的特定的文化现象，有其特殊的地位和作用。经堂教育就是一种在清真寺里施行的伊斯兰宗教文化教育，是伊斯兰国家的清真寺教育和中国具体国情相结合的产物，既是独创，也有渊源。分为小学、中学和大学模式。其中小学模式创立于伊斯兰教先知穆罕默德。公元622年穆罕默德迁徙到麦地那后，第一件事就是建立麦地那清真寺（即先知清真寺）作为穆斯林聚会和商讨大事的中心，同时作为宣传和学习伊斯兰知识的学堂。开始由穆罕默德先知亲自教授《古兰经》和宣讲其他社会知识，当时不仅成年男女闲暇时都去听讲和学习，而且还有一批人因无家可规，吃住都在清真寺，成为听讲的固定学员；后来战俘中有文化的人不用交赎金，只要在先知清真寺教会十名穆斯林儿童读书写字就可以赎身，这样先知清真寺就成为名付其实的学堂。之后建立的清真寺都仿效先知清真寺开设基础教育，从而形成了经堂教育小学的雏形。后来的哈里发时期继承了这一传统，清真寺教育到阿拔斯时代走向成熟，兼施小学、中学和大学。小学教育主要教授识字阅读、《古兰经》诵读、算术、书写、绘画等；中学教授《古兰经》、《圣训》、教法、数学、天文学、地理学等；大学教授古兰学、圣训学、法学、语言学、文学和自然科学等。

中国回族经堂教育，小学始于唐朝番坊的侨民“番学”，并经宋代官办“番学”、元朝的“回回哈迪所”到明朝初期特殊环境中的“口传心授”一直流传，主要教授阿语识字、波斯语识字、《古兰经》诵读和伊斯兰教一般知识，到明朝中后期可能还发展了中学，只是讲经的方法和语言相当笨拙，一遇到深奥一点的宗教学、法学、哲学等就只能照读原文，译讲往往“句读固不雅驯”又“传译之不明”，无法阐扬伊斯兰教义本义，更无法与生存环境息息相关的儒学形成有效的互动和交流。合大学、中学和小学于一体的经堂教育，真正创始于明末陕西咸阳渭城的大阿訇、大教育家胡登洲。他借鉴伊斯兰国家清真寺教育并结合中国实际开创了回族伊斯兰文化传承和教育的新方式——回族经堂教育。

胡登洲（1522-1597年），陕西咸阳渭城胡家沟人，人称胡太师。从小灵慧聪明，勤奋好学，跟随渭城之南岸的高太师学习阿拉伯语、波斯语和伊斯兰教知识，学养深厚，功底扎实，有将经学与儒学相互阐明、经书两学自成一家以弘扬回族伊斯兰文化教义的志向，但早年其夙愿一直没有实现。据赵灿的《经学系传谱》记载：“先生幼时，附渭滨之南岸高太师馆中习读，……先生幼习经学，于讲究间虽明义理，然只可符以汉音鄙俗者，而其句读固不雅驯。每欲谋习儒学，贯通一家，必欲练字成句，贯句成章，可启后世之蒙，能泄先天之机而终不果”。后来虽然他弃经从商，家道殷实，富甲乡井，但仍“年及五旬，宏学之念久蓄于衷”。即五十岁了仍未放弃他发展和宏扬经学的愿望。一次他置货到京城售卖的路上，在临瞳县境内遇到一个麦加来中国进贡的阿拉伯官员，经过寒暄后相识，便一路同行到渭南，途中胡先生向他请教了很多经义中蒙疑的问题，都得到了很好的解答，使胡登洲对伊斯兰教经义方面的理解得到了很大提升。其间他见阿拉伯人行囊中有一体经叫《母噶麻忒》，借阅后非常喜欢欲购卖，阿拉伯人要胡登洲拜之为师方能赠与而未能如愿。因阿拉伯官员要一路观赏景色到京城，两人在渭南分手，并约定京城再相聚。这次到京城后，胡登洲将货物以半年卖完再拿钱为条件交与朋友售卖，“遂延国学名某，载书二笥，至以授教，先生凡过目者，永矢弗爰，其士异之，勿以师礼自拘，敬称老爸爸，不周月而两笥昼夜历览无余。复自购买史鉴诗文诸书，久而渐工吟咏，及见性理。遂哂之曰：‘宋时诸先生之言，虽亦似倾国之一佳人，然怪其敷粉涂朱，但徒负土泥息耳，胡必问其何乏巧笑娇颦之态哉’。先生授学百日，士人求去，曰：‘宿儒之所不及，已百尺竿头，无庸再进！’先生厚酬而别”（赵灿《经学系传谱》第27页）。这期间他还在一个偶然的机会购得《母噶麻忒》（伊斯兰苏菲名著）一书，并进行了深有体会的研读。可见，他年过五十了才出钱请国学名士教授自己系统的国学知识，因过目不忘，博闻强记，理解力卓越，仅仅用四个月左右时间的艰苦学习，就掌握了国学，有了自己非凡的见解，并得到授学名士的高度首肯。后朝贡的阿拉伯官员到京城后两人再次相遇，这位官员对胡登洲对《母噶麻忒》的理解感到吃惊，便相偕盘桓，切磋学问，“不忍相离，朝趋暮出，约及二旬，叟（阿伯人）贡例告竣，奉旨返还，先生追随行幕，叟尽传兹土所无之经，故益增于学。及过渭城，不抵家，而趋送之，于是越皋兰，过允吾，渡黑河，达甘肃，西出嘉峪关，复镳豪谈竟日，别于玄圃之麓，……先生东返，设馆于家，授徒约数百”（赵灿《经学系传谱》第28页）。也就是说，他在五十岁（约1575年）以后终于在咸阳渭城创立了经堂教育，完成了平生夙愿。胡登洲创立的经堂教育，小学、中学、大学合办分授，小学主要教授阿拉伯语字母、阿拉伯语拼读、《古兰经节选》以及如“六信”“五功”等伊斯兰教常识；中学在小学基础上学习阿拉伯语、波斯语、《古兰经》、《圣训》、教法等；大学又在中学之上主要系统学习《古兰经注》、《圣训》、教义学、教法学、哲学及相关的天文地理等知识。他潜心研究汉语，精心琢磨翻译方法，著写《五生归真》，教学弟子，联贯经书两学，创启了经堂教学体系和含“经堂词汇”和“经堂语气”的经堂语言体系。就这样，胡登洲开启了回族经堂教育的先河，成为一代宗师，正如他的六代弟子赵灿所说：“经学之始，阐训万代，自太师启之”。后经其历代门人弟子的大力传播和宏扬，回族经堂教育大行于回族聚居的全国广大地区，成为独树一帜的教育体系。

二、威宁回族经堂教育传入前回族人口及其文化教育发展情况

威宁回族的迁入时间，一直以来有三种说法。

一是元朝迁入说。《贵州古代史》称：“公元十三世纪末，回族迁入贵州”。依据是元史载，宋宝佑元年（1253年）忽必烈率蒙古探马赤军从川西乘羊皮筏渡金沙江攻陷大理。元世祖至元十年（1273年）大军由大理而进，乌撒内附。同年忽必烈下诏“令探马赤军随处入社，与编民等”。十三年（1276年）云南平章政事赛典赤·赡思丁请设“路十三、府二、属府三、属州五十四、属县四十七”，乌撒路是十三路之一，十五年(1278年)置乌撒军民总管府，二十一年（1284年）改军民宣抚司，二十四年（1287年）升乌撒乌蒙宣慰司，治所皆在乌撒土府（盐仓），属云南，后于元顺帝至顺三年（1332年）改属四川。马赤探军组建于成吉思汗时代的戊寅年（1218年），有两个职能，一是充当先锋、攻城克坚；二是随处镇戌、监控各地。其组成成份为“诸部族”，其中色目人成份中就有回回和畏兀儿。持这说法的人认为元时乌撒内附，随即有探马赤军镇戌乌撒，并“随处入社，与编民等”，其中应有“回回”被“入社”，从而迁入。另据元朝廷“以蒙古人充各路达鲁花赤，、汉人充总管、回回人充同知，永为定制”（杨志玖《元史三论》245页）的规定，可以推测当时乌撒路有回回官员到任过。但目前威宁各姓氏回族的家谱、碑文资料中皆找不到元朝时期迁入居住的记载。

二是明初迁入说。《威宁县志》载：太祖洪武“十四年九月（1381年10月），颖川侯傅友德为征南将军，平西侯沐英副之，赵顒为先锋，兰玉副之，率三十万讨云南。至湖广，分沐、兰由四川出会理，循金沙江到滇；遣胡海洋、郭英、陈桓等领兵五万，由四川永宁趋乌撒；友德率大军由辰沅趋贵州，下普定……克乌撒，留赵顒合四指挥镇之。”十五年乌撒平定后，置乌撒卫，住军屯垦镇守，当时在乌撒屯垦的就有64屯，熹宗天启四年（1624年）后三所（沾益、宣威、会泽）划归云南后，乌撒尚有48屯。由于征南军将领沐英、兰玉皆为回族，所领军队皆从西北和中原征调，其中回族人应不在少数，这些回族人随军屯住后融入地方，也就演变为世居民族。另外，回族下坝马姓、松林姓、撒姓、李姓、所姓等姓氏家谱都记载其先祖洪武十四年随军南征后留屯乌撒后而定居下来的，也间接证实这一说法。

三是清初迁入说。持这一说法的主要是余宏模先生，他在《清初回族迁入威宁考》中认为威宁回族最早是清雍正四年（1726年）和八年（1730年）随回族将领哈元生平定威宁后留屯居住而迁入的。但据《威宁县志》载：“威宁西北一带，毗连滇之昭、鲁，多回族。其先皆出甘（肃）新（疆），随元、明两代征西南，故移殖于滇及黔之边地”。显然，这一说法应晚于回族真正迁入的时间，但清朝仍有回族迁入威宁并定居则是事实，如威宁经堂教育的启蒙者刘吉阿訇于顺治十六年到下坝清真寺挂幛开启经堂教育并定居于杨湾桥；董姓祖人董天成、董天元于清初到温家屯定居；冶大雄到云贵为官期间，其侄随其宦游到安顺娶妻定居，后其子冶圣先到威宁任武职并迁于威宁定居等。

就目前的史料依据看，以上三种说法中，威宁回族由明朝迁入并定居的说法较为可信。

《威宁县志》载：回族迁入威宁后，“其种族生殖最繁，就威宁论，户已逾万”。志书写于1902年，10000余户应该有40000至50000余人口，而1954年威宁自治县成立时，回族人口为24600人，可见其逾万户，应该是把昭通鲁甸的一部份也算进去了。公元1382年明朝置卫屯军至1902年共约680年，初步推测明初军屯时期威宁的回族住屯人口应在200~300人左右，到清朝初期经堂教育传入时（即1632年）应有8000至10000人，其中威宁府城周边的下坝、樱桃洼、杨旺桥、松林头、马家屯、哈喇河、女儿姑、马撒驿、果河洼、岩格箐、嘎利等地共约有5000到7000人。这一时期由于“明朝政府禁止居住在内地的蒙古人、回回人穿自己民族服饰、用自己民族名字，并不许本民族自相婚娶的政策，促使回回人风俗习惯的改变”，“汉语成为回回人日常生活的唯一语言”，“中国的伊斯兰教实际上处于不断衰落的境地”（王灵桂《中国伊斯兰教史》第137、138、142页）。威宁的回族伊斯兰文化，也只能主要靠家庭传承、口传心授和少量的寺坊讲授，以及回族人际交往中的相互影响。由于交通相对闭塞，缺乏与外界的交往，“经文匮乏，学人寥落”（《中国回族金石录》第512页）。教内“服习其间者，止知我为教中人，至教之所以为教，究懵懵焉而莫得其指归。即娴熟经典，亦不过记述讽诵而已。间有稍通教律时，亦讲论又多曲为臆说，骇人听闻。不知者遂奉为典型，彼亦自以为是而不知返，于是以讹传讹，真有不可使闻于邻国者，其意亦未偿不欲阐扬其教也，然而远于教也更甚”（《天方典礼》第229页）。加之身处其它民族文化的大环境之中，人口相对较少，相当一部分人只能与其他民族通婚，相互之间的文化交汇使回族伊斯兰文化越来越淡薄。一些地方、一些人渐渐丧失伊斯兰文化信仰，有的抽烟、喝酒，甚至信巫、信鬼、信邪教。“我教西宾遽乏，百家众技之流惑世污民，充塞正教，晦盲反复，岐途踟蹰，使当际之回回不能登于道岸，入于清真正教之程”（《回族谱序与宗源考略》402页）。在这样一种境况之下，刘吉阿訇于清朝顺治十八年（1651年）游学进入威宁，在当地一名回族武官的劝说下，于下坝清真寺挂幛授学，开启了威宁经堂教育的历史。

三、威宁回族经堂教育的传入及发展

威宁回族经堂教育的传入，据史料初步考证，应于清朝顺治十八年（公元1651年）刘吉阿訇于下坝座寺授学开始。

刘吉（约1632-1725年），陕西西安咸宁县午门上住人氏，师从马戎吾先生，为胡太师五传弟子，师承关系为胡登洲—冯二—冯伯菴、冯少川、冯少泉—冯养吾、马明龙—马戎吾。马戎吾（约1609-1682年），陕西咸宁县水窑堡(现水腰村)人氏，据赵灿《经学系传谱》记载，马戎吾先师从冯养吾先生学习，养吾先生过世后，又师从马明龙先生深造。冯养吾（约1595-1631年）先生系西安咸宁杏园头人氏，为冯少泉先生之子、冯少川先生养子，36岁时英年早逝，七岁习经，师从少川、少泉二师，“习经过目成诵，輙记永不复爰，颖悟绝人，学逾先达”（《经学系传谱》第38页），十八岁出师设幛，从父、伯教授经学于张家湾、南京等地，学业精微，才华出众，惊盖当世，当时“先生之门下，有须发皓然者，犯之必循学规，而人受之者无不悦服焉”（《经学系传谱》第39页）。马明龙（1596-1678年）先生系冯伯菴、冯少泉二先生之弟子，江夏（湖北武昌）人氏，先师伯菴先生三年，后师少泉先生七年方出师，先后在福建、川北等地讲学，于江夏邻达清真寺设幛，为一代大师，有汉文译著《认己醒悟》存世。与马君实、常志美、李定寰一起被称作当时“东土学者之四镇”。

刘吉阿訇之师戎吾先生，好学不倦，道德纯厚。嘎迪林耶第四辈道祖马世雄(约1635-1729年)亦为其弟子，与刘吉阿訇为同窗。戎吾先生穿衣回到家乡教学时，听闻同州的大荔村族人教门渐迷，意识渐淡，有背离教门之情况。戎吾先生即自备资金，率领众徒弟入住该村清真寺。其时该村有300余户，村里部分人已开始养猪。先生初入清真寺，并没有去打扰村民，只是命徒弟将寺院打扫干净，日间正常作习教授众徒弟学习和礼拜。到冬天下雪时，也有愤嫉者扫雪把寺院大门堵塞，先生就命弟子把这些雪搬送出村外。有小孩子来寺院玩耍，就亲切款待，常分果食给他们吃，约一年左右，来玩的儿童众多，先生就教他们学习经语。小孩们的父母老人有相随而来的，也一并款待，问什么问题也细心解答，并不强求认可其观点。相互来往，感情日深，有的父老乡亲们就特意把小孩送来跟先生学习，先生亦悉心教之，来去自便。时逢春节后社日，往年村子都要请戏班子塔台唱戏，村里少年也都跟着唱。这一年请了戏班子，有老人问先生“教门允不允许唱戏？”先生说：“可以的，但把戏台子塔到村外面，少年人就不要跟着唱了就最好。”老人们就按先生说的办了。约两年以后，村子社日不再请戏班子唱戏，学习经文的少年愈来愈众，于是就教他们跟班礼拜，同时也劝其相随而来的年长者随拜，待其都熟悉了，才教他们先洗大小净再礼拜方符合教义。习经的少年人回家亦劝其父母遵循教规教义，逐渐地全村老幼皆赴寺参加礼拜，先生就宣讲教法教义。用了近六年时间，先生劝化了同州的七个村1000多人重返教门，也使渭南境内数十个村子的回民更加崇尚教门信仰（《经学系传谱》第70、71页）。

刘吉阿訇跟随戎吾先生学习毕业后，于顺治八年春（1651年1月）从西安起程到四川、云南一带游学，到川西叩见其正在会川（今会理县）讲学的师祖马明龙先生后，又一路到云南丽江、大理、永昌（今保山市）、顺宁（今凤庆县）、普耳、元江、临安（今建水县）、广西（今泸西县）、曲靖、东川（今会泽县）等地游学并寻找拜会经学前辈和同仁。约八年后于顺治十六年八月（1659年9月）经昭通到乌撒（今威宁），拜会当时的乌撒卫（于康熙四年改为威宁）回族武官，打算从乌撒返回陕西。顺治十六年清王朝刚刚平定偏安的明永历王朝，时局未稳，加之后来官职名册遗失，时任卫属武官的这位回族官员姓名已不可考（疑似明末乌撒卫武官撒西昌或撒大吉）。这位武官很关心乌撒的回族教门现状，跟刘吉阿訇交谈时发现其学识渊博，讲述教条教法中规中矩，引经据典切近精微，便极力推荐其在乌撒讲学，在这位武官和众乡老的一再挽留下，遂于城北门外下坝寺中挂幛授学，自此开启了威宁经堂教育的新纪元。

刘吉阿訇在下坝清真寺挂幛，于三年后的康熙二年（1662年）娶所氏成婚、四年后置地移居杨湾桥定居并在杨湾桥清真寺设幛授学，由此羁留威宁。开经授学约到清雍正三年（1725年）归真，共约66年，其间多次在威宁、昭通、东川、昆明之间奔走呼号，或筹资建清真寺、或挂幛讲经、或请经授学，消除驳杂，厘清正教，劝善戒恶，匡扶正道，解惑授业，哺育人才，培养了大批经学人才并相继被聘请到威昭鲁广大回民地区的清真寺掌教或教学，使威昭鲁回族伊斯兰文化得到空前发展，开启传承了经堂教育的风气之先，奠定了威昭鲁片区伊斯兰教“哈乃菲—玛突里迪”传统的逊尼派文化地位。

刘吉阿訇对威宁经堂教育的贡献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悉心教学，培育经学人才

椐《怀远堂刘氏家谱》载：刘吉阿訇“其平生之为人，自秦境而来威郡，皆传经立教之孜孜焉无已也，大展平生之抱负于斯寺而教育人才则济济焉，使众亲友皆感化而为善也，讵非吾元祖严谨之至，善教之深，感化之极以至此哉!盖吾元祖乃家学渊源，后东威宣昭鲁属而教领各方者，皆吾元祖之所传也”（《回族谱序与宗源考略》403页）。刘吉阿訇培养的弟子众多，由于历史久远，已经无法一一考记，根据能找到的史料和老一辈讲述，择要略述如下：

1、亲传弟子

撒如玉，执教于下坝，为威宁总掌教；刘希璠，执教于杨湾桥；

刘希琯，执教于杨湾桥；刘希奉，执教于杨湾桥；

刘希璝，执教于鲁甸大水塘；撒如莲，执教于撒家院子；

马化龙，执教于马家屯，受诰封；刘希璘，执教于马坡；

李春（清）才，执教于昭通八仙营；阮起（自）云，执教于鲁甸拖姑；

2、一传弟子

刘 纲，执教于杨湾桥，为威宁总掌教；刘 经，执教于岩格箐；

刘纶、刘绪，执教于会泽红子沟；刘 彩，执教于马撒驿；

刘 奇，执教于昭通白泥井；刘 荣，执教于坡泥沟；

刘 秀，执教于栗柴口子；刘 贵，执教于水平子；

刘耀、刘英，执教于摆布嘎；撒之贤，执教于昭通；

阮廷秀，执教于鲁甸拖姑，受诰封；马广，执教于马坡。

3、二传弟子

阮世美，执教于鲁甸拖姑；刘文祥，执教于昭通龙头山；

撒之勤，执教于昭通八仙营；刘文标，执教于威宁摆布戛；

刘文臣，执教于鲁甸大水塘；刘文科，执教于昭通大关高桥半边箐；

刘文奎，执教于昭通恩安县属黑石洼。刘贵龙，执教于昭通错落。

刘吉阿訇的亲传和再传弟子中，仅刘氏一门中就有17人任掌教或经师，后人中亦代代有传经授学者，正如云南秀才吴钟麟所说：“相传九代，俱阐经衍道，维持清真”。

（二）辩证施教，传道正教

刘吉阿訇初到威宁时，教门状况并不乐观，他采取了先教其心，再引其行的方式进行引导和教化，逐步把教众中的一些犯教行为引入了正道。特别是传说的他劝化七姓与回族通婚的汉民亲友加入伊斯兰教，做法和他的老师马戎吾阿訇如出一辙，甚称典范。开始时因为这些人与回族有姻亲关系，他讲学礼拜时都会来听听或看看热闹，他就一并招待，这些人抽烟、喝酒他也没厌恶和刻意喝止，总是好言好语相待。时间长了，这些人就问喝了酒、抽了烟、没有大小净可不可以做礼拜，他说可以的，于是这些人在他礼拜时就跟着礼，有的人才喝了酒甚至背上还插着烟杆就随着礼拜了。礼完拜他就给他们讲述伊斯兰教义，时间长了人们对教义的理解就越来越深，渐渐的这些人就不再抽烟喝酒而常来礼拜，这时他就教他们洗大小净再礼拜，然后逐步给他们讲解教规和教法并让他们遵守，就这样让这些人逐步成了虔诚的穆斯林，从此后代也不再改变其信仰。通过这种方式他引导了阮姓、杨姓、孔姓、张姓、谢姓、冯姓归信了伊斯兰教，并在之后繁衍为昭鲁回民望族，出现了威昭通的阮老巴巴（阮世美）、杨大阿訇等知名阿訇。刘吉阿訇以其对经典精到的理解，师法戎吾先生，以其与时俱进、灵活变通的宣教智慧劝化七姓亲友入教，在经堂教育史上是可以浓墨重彩的一笔。

关于正教，相传康熙中后期，来自印度的苏非派之中的“非遵法派”成员沙金、失利夫等人在北方和云贵两省的部分地方传播“非遵法派”教义，杜撰经书、挑起事端、混淆伊斯兰正道，“以男女混杂为接续，比脐度气为功夫，互相侵淫，恬不知耻。于是好酒之回儒，贪色之满喇，见酒色之可以无禁，饮食之可以无分，拜可以不礼，斋可以不持，体可以不浴，便亲之为友，拜之为师，责之而不退，詈之而不耻，甘心以自己之元配供妖人之玩赏，甚至对夫淫妻，夫亦莫悟”（马注《清真指南》360页），言行令人发指，严重扰乱了伊斯兰信教群众的思想信仰、行为规范和社会公德。各地阿訇联合与之进行了坚决斗争，直至报请官府将金沙等人趋逐出境。在北方，舍起灵、冯通宇、马世雄等阿訇相互应援、拨乱反正，查禁假冒经书四十七本；在云贵两省，马注先生和刘吉阿訇一东一西相互呼应，为这场赢得正教斗争起到了关键作用。马注（1640-1711年），云南永昌金齿（今保山市）人氏，清代著名回族伊斯兰文化学者，著有《清真指南》一书。刘吉阿訇游学过永昌时两人应有过会面，康熙八年（1669年）马注“离滇、越黔游楚，过中山而之燕（北京）”（《清真指南》24页）游学时，应与刘吉阿訇有过接触。后于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离京返滇潜心修撰《清真指南》时，二人亦应该有过书信来往，教义教法观点契合，所以在正教活动中立场一致，一拍即合，正如李正清先生在《昭通回族文化》一书中所说：“刘吉…与永昌圣裔马注公东西配合，”“终使异端扫除，偏倚驳杂全清，维护了伊斯兰的纯洁本旨”，“匡正了伊斯兰传播的航向”。

（三）阐教法演伦理，为马姓名宗分支

威宁和周边地区的回族马姓，会在其姓氏之前冠以居住地名或原籍贯以区分其姓氏宗源，目的是不同的马姓，可以相互通婚而不被指责为乱伦，这是一个非常独特的文化现象，是其他地方没有的。据说在清朝以前，马姓是不这样区分的，正是源于刘吉阿訇到威宁开办经堂教育以后，针对当时回族穆斯林中存在的客观现实问题，根据伊斯兰教义教法提出的一套教法演绎方案，并得到完美落实，才有了这一辩证适用伊斯兰教法、又照顾了儒家文化伦理环境的鲜活案例。

相传，刘吉阿訇到威宁不久，受请到一马姓回族家应事，看到其家中既种有叶子烟，又喂有猪，而这两样回族人家都是禁忌的，就问细其原因，才知道其长辈是回汉通婚，舅舅家是汉族，叶子烟是走亲戚时给汉族亲戚抽的，猪则是喂了让其舅舅帮助卖了增加一些收入。后来刘吉阿訇通过深入了解，这种情况不在少数。究其原因有三：一是明朝初中期，国法规“蒙古色目人听与中国人为婚姻，不许本类自相嫁娶，违者杖八十，男女入官为奴”（《明律·卷六·蒙古色目人婚姻条》）。因此，回汉通婚成为必然；二是初朝初期的屯军人员，皆为男性，只有少数人被允许回原籍接家属共同屯住，多数只能就地与其他民族相婚配定居，形成了“回族巴巴，汉族娜娜”的局面，在教门教化相对缺失的情况下，“回随汉”就不可避免；三是由于屯军中的军士马姓相对较多，住屯繁衍的后人马姓也占优，而那时由于婚配关系的血缘相互交融，文化上的相互激荡交替，又没有自身宗教文化上的权威进行阐扬发挥，回族人也只能接受同姓不婚的强大汉文化环境现实，“五服之外可婚”的伊斯兰教法文化成为了禁忌，一部分人只能与其他民族婚配。针对这一情况，刘吉阿訇通过调查对照，发现了一个现象，住屯繁衍的这些马姓后人，虽然都称籍贯为陕西，都自称“太师马”，但小地名却有不同，且有一个现象即同一个祖人的子孙基本都集中居住在一起，比如住马家屯的是一个老祖，住下坝的又是另一个老祖等，且这些不同老祖的子孙繁衍都在五代以上了。为此，刘吉阿訇结合实际，根据教法提出了一套方案，就是按老祖和现实主要居住地二者结合来划分宗族姓氏，不同姓氏间可以开亲。这于回族伊斯兰文化讲符合“五服之外可以开亲”的教法规定，于儒家文化传统论不同姓氏间可以通婚，这就有了下坝马、松林马、马家屯马、蔡家地马等等这些原来只是口头称谓的不能开亲的不同马姓以教法形式固定下来，成为不同的可以开亲的马姓宗族姓氏，从而拓宽了回族内部的通婚范围，使族群的婚姻信仰基础也得到了稳固，“女嫁汉，信仰变”和“男娶汉，风俗偏”的状况也逐步得到了引导。 这一教法活用和演绎，既彰显了回族伊斯兰文化的人性和魅力，又增强了回族人自身的文化自信和信仰意志，同时还避免了儒文化环境中同姓通婚被看作离经叛道的尴尬。充分体现了刘吉阿訇的经学素养、教法功底和处事智慧。

（四）讲字辈论排行，筑回汉和衷共荣文化

随着七亲友的劝化入教，威宁回族人的亲戚边就多了起来，亲戚边都有字辈排行，都是论资排辈的，有宗姓谱牒的。这些亲戚边遇在一起，伯伯叔叔、姑姑婶婶、侄男孙女，相隔多少代都清清楚楚，代际分明，长幼有序。回族就不一样了，同综族还基本清楚，跨姓氏则模糊不清，不知晓和不了解回族伊斯兰文化的人就会误会回族伦理不清，长幼无序。为了使两个文化间共通和减少误解，“阿訇刘吉......与张、王、李、虎等三十族氏族长共议：区别先祖，制定字辈，排行婚娶，避免近亲血缘通婚，又使亲疏分明和长幼有别，载之家谱，杜绝弊端”（余宏模《黔西北民族调查研究文集》31页）。这样，排字辈和修谱牒成了威宁回族的一项约定俗成的文化，和汉族亲戚边一样，各个家族都逐渐议定字辈排行，不同姓氏之间同辈论婚配，同姓氏之间按字辈论长幼，一项新的、不同于五服之外婚配的回族宗法制度被确定下来，并得到长期延续，形成了威昭鲁地区回族同姓不婚的独有的回族伊斯兰文化现象。

同姓（指宗姓）不婚，异姓之间同辈论婚嫁的姻亲文化沟通了家族之间和不同家族之间的伦理定向，和汉族和其他民族亲戚边也有了同等对比关系，“族间”、“亲戚”和“亲戚边”三个环节同向维系，社会人际结构长幼有序，不得僭越，尊老爱幼的道德基础就不再空泛，各宗族之间、各民族之间就成了“打得骂不得”的“亲戚”关系，大大促进了各民族之间的团结友好和和谐相处。借鉴其他文化中先进的成分，按教法程序加以吸纳，创造和谐环境和发展机遇，是刘吉阿訇的又一项文化贡献。

刘吉阿訇之后，在其一、二、三代弟子的不断传播下，威宁回族经堂教育得到迅速发展，很快遍及威昭鲁地区，哺育了一代又一代清真学人，传承和维系了威昭鲁地区的回族伊斯兰信仰。在近三百年间，虽然在发展过程中几经波折，但一直薪火相继，砥砺前行

四、威宁回族经堂教育的特点

中国伊斯兰文化发展史上，经堂教育的昌兴、汉文译著活动的昌盛、门宦制度的形成是其发展的三座巅峰，其中经堂教育的创立和昌兴对后两个高峰起到了奠基和蓄势的作用，汉语译著活动来自于“经书两兼”的经堂教育实践，门宦制度则源于经堂苏菲主义教学指引。经堂教育的创立，使伊斯兰文化开始了穆斯林社会中由下而上的平民化、制度化、社会化的发展阶段。这一过程中，经堂教育始终以“发明正道为已任”，走了一条遵奉伊斯兰“元典”精神（以《古兰经》、《圣训》、认主学为主要的伊斯兰原启、原创经典和原则）的道路。开学阿訇、经师们以自己的渊博的知识、清廉的操守和独特的人格魅力密切联并深深扎根于穆斯林民众之中，立足实际，遵典、创制和演绎，他们制定学科体系、创立语言体系、划分教学等级和明确其教育的重点等，开启了中国化的经堂教育发展道路。在经堂教育的前三代时期，学科、语言体系已基本形成，三代以后，学科教材已基本固定，语言体系、语气系统和教学等级划分也基本定型。刘吉阿訇作为经堂教育的第五代传承者，到威宁开设经堂教育时，在学科、语言、语气等体系方面保持了一脉相传，只是在经堂教育的语言方面和实际应用方面有所侧重，在经堂教育的教材中，有阿拉伯语和波斯语两个方面的教材，这就给教学带来了两个方向的选择，即偏重于阿拉伯语还是偏重于波斯语。刘吉阿訇师从马戎吾先生，戎吾先生师从冯养吾和马明龙，养吾先生精于阿语经典、明龙先生兼精波斯语经典，可见戎吾先生是双语兼精兼授的，以此推断，刘吉阿訇亦双语经典兼通，但从威宁回族经堂教育历史考证，刘吉阿訇尤其精通《经注学》，教学重点是在阿语经典传授和实际运用的演绎上的，“注重实际”，这也是后来威昭鲁区域回族经堂教育的一个特点。

经堂教育分为小学、中学和大学，一般教授，要看个人的禀赋，小学主要学习识字和宗教常识，中学要学会念诵全本《古兰经》和《圣训》并掌握一定的语法修辞和教法常识，大学则要进行系统和学科学习各种学科，并能专精一至二门学科。教材分为初级部分和高级部分，

初级部分是：

黄本：即阿拉伯语字母及拼读课程。黄本是指写在牛肩胛骨或木板上的阿拉伯字母表，学生用它学读和写。学习字母和拼读有一套朗朗上口的口诀，比如阿语第一个字母读“艾利夫”，它的前三个拼读音符的发音是“唉”、“噫”、“呜”，拼读口诀为“艾利夫把憋泽字母宰不耳‘唉’补”，后面是“‘噫’补”、“‘呜’补”。其它字母发音拼读类此。

凯里迈：即基本宗教句子认读，是句子拼读训练，主要是问候语、清真言、总信词、分信词等。

亥听：《古兰经》选读本。

凯赫甫：《古兰经》第18章的110节经文，学习古兰经诵读。

5、《杂学》：学习信仰、沐浴、礼拜、斋戒、婚丧嫁娶和祈祷词等初级宗教常识。

以上也是小学部分，学习期限短则一二年，长则三四年。

高级部分是：

（一）阿语常用教材

《连五本》，包括《素尔夫》、《穆尔则》、《咱加尼》（此三本亦统称《算日夫》）、《米额台·阿米来》、《米斯巴哈》等五种，都是学习阿拉伯语词法和句法的语法教材。有汉译本《中阿初婚》

《遭五·米斯巴哈》，是对语法教材《米斯巴哈》的详细诠释本。

《满俩》，是一本阿拉伯语语法理论教材。

《白亚尼》，是阿拉伯语修辞学教材。

《阿戛伊德·伊斯俩目》，又称《阿戛伊特·奈赛斐》是玛突里迪教义学派的认主学教材，有汉译本《教心经注》。

《舍莱哈·伟戛耶》，是哈乃斐学派的教法学教材，有汉译本《伟戛业》。

《者俩莱尼》，是简明经注学教材，有马敏康译本。

《戛蕞》，为详细经注学教材，有丁秉全译本。

一般学完《连五本》中的《算日夫》，《舍莱哈·伟戛耶》的基础部分和《古兰经》诵读及《者俩莱尼》的简单讲解后，就算中学毕业，时间约三到四年。

波斯语常用教材

1、《虎托布》，是对40段圣训的注释，偏重于义理方面的注释，有汉译本《圣谕详解》。

2、《艾尔白殴》，也是对40段圣训的注释，是纯道学方面的注释。

3、《古力斯坦》，为文学教材，有汉译本《真境花园》。

4、《米尔萨德》，为哲学教材，有汉译本《归真要道》。

5、《艾什尔吐·莱麦尔台》，为认主学教材，有汉译本《昭元秘诀》。

6、《海瓦依·米诺哈吉》，为波斯语语法教材，著者为常志美。

7、《候赛尼》，趋重于苏菲理学的经注学教材，有李元珍译本，可惜全译本尚未出版。

还有一些选修课程，如《母噶麻忒》、《富尔斯》、《勒瓦一合》、《以核呀矣》等。

通常讲，一般是系统地学完《连五本》、《遭五》、《满俩》和《白亚尼》，能背诵《古兰经》，能流畅讲解《者俩莱尼》和《戛蕞》，精通教义、教法，熟悉《虎吐布》、《奈赛斐》、《伟戛耶》、《凯俩目》等十三门左右课程的人，由其师傅为其制作衣服一套，给予相关的资格证明，才能“穿衣挂幛”，也就是大学毕业。这样的人可以到清真寺当经师或教长，特别精通一至二门课程的毕业生更是受欢迎。时间约四至六年，长的达七八年或十数年不等。

据考证，刘吉阿訇在威宁开设经堂教育时，并没有全部开设这些课程。除小学外，大学主要开设《连五本》、《遭五》、《满俩》和《白亚尼》，《古兰经》背诵，《者俩莱尼》和《戛蕞》通讲，和择要讲解《伟戛耶》、《凯俩目》及《虎吐布》、《米尔萨德》等课程，至于《海瓦依·米诺哈吉》之课程，由同时代的刘吉阿訇师叔辈常志美所创设，由于交通条件闭塞，当时应还没有流行到威宁。

刘吉阿訇开学之初的特点是：更注重于小学和中学的教授，并适当选择有大潜力者授予大学知识。目的是针对当时回族群体教门散乱、族群文化严重缺失的实际问题，尽快培养一批有一定教门知识的初中级人才住到清真寺宣教正道，尽快扭转混乱局面。相传刘吉阿訇在下坝教学的四年中，培养了约三十名初中级人才分散到附近各清真寺宣道正教。初步目标基本达成后，才逐步转入了经堂教育的正轨，除阿拉伯语识字、词法、语法、修辞之和《古兰经》背诵外，刘吉阿訇特别注重《古兰经》宣讲和《伟戛耶》及《凯俩目》的教学，他本人也特别精于这几门学问，又尤其精于《经注学》和《伟戛耶》。他的亲传和再传弟子中，执教于下坝寺的撒如玉、执教于杨湾桥寺的刘纲、执教于鲁甸大水塘寺的刘希璝、执教于昭通八大仙寺的李春才和执教于鲁甸拖姑的阮世美都深得其真传。

威宁经堂教育经后来刘吉阿訇几代弟子的传播，遍及整个威昭鲁地区（含六盘水钟山区、水城县和六枝特区），其特点有：

一是紧扣伊斯兰原典而开展教学。教学活动围绕《古兰经》和《圣训》的注解、宣讲而展开，把《古兰经》及其注释和译本定为“经”、圣训及其汇集称为“训”、教义法典典籍称为“典”、阿拉伯语基本知识称为“籍”，并列之为必学经典，用来阐扬与表述伊斯兰的基本教义和教理，有浓烈的伊斯兰教性质和氛围。

二是遵循“万物动静，皆有主定”原则。认为“一切动止，皆有经常达变之法”，将“合经”、“守常”、“不离原旨”和“随时适宜变通”结合在一起，在“中阿并授、经书两兼”的同时，吸纳其他文化中合乎伊斯兰原则的成分为己用并为之准备了充分的法理依据，为回族伊斯兰文化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空间。

三是提倡“经书两通”。通经通儒，又以通经为主导，通儒的目的主要是为了更好地阐扬经的教义教理，使伊斯兰文化级经世致用。

四是把精研理学、融会贯通与振兴教门作为教学的最高目的。认为教学传授与学述讨论研究是互补互促的、一体的，只要能宏扬回族伊斯兰文化和回族伊斯兰信仰，符合《古兰经》原则，一切伊斯兰义理研究都可以在教学中进行，并在教学与研讨过程中更注重解决实际问题。

这些特点可以说与全国的经堂教育是相通的，正是这样，威宁经堂教育也是回族伊斯兰教文化学理化、学说化和本土化的有机组成部分之一。

威宁回族经堂教育也存在很大的缺陷，一是没有学制，小学、中学、大学学习年限不明确，又没有升留级制度，从而没有形成奖勤罚懒、优胜劣汰的机制，造成部分学生的惰性心理、无进取精神；二是教材一成不变，文字古老，无法吐故纳新，导致教学僵化，教学阿訇因循守旧、缺乏创制，学生创造力不足；三是主要教授宗教知识，不教社会知识，学生对社会发展的适应性差；四是方法呆板陈旧，口耳相传，学生只熟悉经堂语，造成学生汉语听说和书写能力欠缺，未能形成与儒学的互动交流机制，没有较好的汉文译著面世。

正是这些缺陷，导致了后来威宁经堂教育的逐步式微和如今难以振兴的困境。

五、回族经堂教育威昭鲁学派刍议

回族经堂教育从创立后，经过不断发展和改进，在一些区域逐渐有了自身的不同特点，形成了不同流派，现在普遍认可的有陕西学派、山东学派、金陵学派、云南学派和河州学派。

陕西学派提倡“精而专”。创始人是胡登洲，其代表人物是周良俊，特点是精细研讲教义学、认主学、经注学和教法学；专攻阿拉伯经典，甚至只专攻教义学；注重逻辑推理和辨证分析，反复推敲以领会大意。其贡献是推广了“经堂语”，创立了汉语伊斯兰的学术和宗教语言体系，为中华文明增添了有益成分。

山东学派提倡“博而熟”。代表人物是常志美和舍起灵，特点是强调阿语和波斯语并重又偏重波斯语经典和教学，并创设了波斯语语法教学，对苏菲思想研究较精。贡献是通过对山东一带流行的什叶派影响进行改革，确立了中原地区以玛突里迪教义学派和哈乃斐教法学派为主的逊尼派信仰体系。还贡献了遵经革俗的“十八条意见”和教学“二十八条规程”等。

金陵学派（汉学派）提倡“以儒诠经”。代表人物有王岱舆、张中、马注、伍遵契、刘智等，其特点是以汉语译著经典。贡献是把阿拉伯语和波斯语的伊斯兰文化经典译著为汉语经典，他们运用中国传统文化的内容，尤其是儒家的思想、语言、体系来整理和研究伊斯兰教义，开辟了伊斯兰教中国化的新天地。特别是刘智把“伊斯兰教的认主学与儒家的性理之学相结合，全面论证了伊斯兰教本体论、宇宙论和认识论，并参照中国的太极图说，创立了‘天方性理图说’的复杂体系，具有中国特色，丰富了伊斯兰哲学”（《中国伊斯兰百科全书》第318页之刘智条），也丰富了中国哲学，使伊斯兰教宗教哲学理论化、系统化，推动了中国回族伊斯兰文化的环境共融。

云南学派提倡“中阿并授”。代表人物有马复初和马联元。特点是以阿拉伯语教学和著述，兼授波斯语典籍，同时注重汉语翻译和著述。贡献是编著阿拉伯语教材，推广了阿拉伯语教学法，还推广用汉语解释教典，用汉语翻译《古兰经》，加速了伊斯兰教中国的化进程。

河州学派提倡“革除汉文化”。有青海支系、高家庄阿訇支系、大河家阿訇支系、井口四师傅支系、陇南支系和虎嵩山支系。代表人物有买成章、马万福、马天民、冶发云、王笋迪格、马希庆、丁振邦、虎嵩山等。特点是通讲《满俩》、《白亚尼》、《伟戛耶》、《者俩莱尼》、《嘎蕞》、《阿戛伊德·伊斯俩目》等大布头经典，注重讲授“凯俩目”和法学，不重视汉文化学习，专用经堂语口译讲解经典，阿訇一般不能用汉语听、说、写。贡献是两次改革教材和教学，采用新教材，制定学制，有力推动了阿语教学，确立了河州派在20世纪全国经堂教育的中心地位。

与以上各学派相比较，由刘吉阿訇开设的威宁回族经堂教育，除了与陕西派相都比较重视经注学、认主学和法学外，还有自己的特色，一是更注重《古兰经》讲授，在此基础上讲授教义和教法，使教义教法学习不偏离古兰原则。二是更注重全民性的中小学教育，更加注重回族伊斯兰文化的普及和文化间的相互认同，让回族民众了解伊斯兰教文化知识后自觉遵守和让其他民族认知后自愿归依，而不是光靠阿訇宣教进行引领。三是更注重阿訇的身体力行，解决实际问题（比如马姓分支和家谱文化的确立）以让教众体验教门的生活化、人性化和理性化，有力地促进了威昭鲁地区（含六盘水钟山区、水城县和六枝特区）回族伊斯兰文化与其他文化的相容和各民族间的团结和谐。这些特色一直影响着威宁乃至整个昭鲁地区回民经堂教育文化的延续，也是威昭鲁回族经堂教育文化的传承血脉之一。为此，我们姑且将刘吉阿訇传承下来的有这些不同于其他学派特色的威昭鲁（含六盘水钟山区、水城县和六枝特区）回族经堂教育称为威昭鲁学派，以求教于回族经堂教育研究的同仁。

六、结束语

经堂教育自胡登洲创始以来，大概经历了六个阶段：

第一阶段为初创萌芽时期。指胡太师初创经堂教育并亲自教授的二十多年，时间为公元1575年至1600年之间，这一时期教材与课堂都还不完善，学科也还不固定，口传心受，学生自己记笔记是主要的学习方式，这从胡登洲教学二十余载，其知名第子只有海、冯二人就可见一斑。

第二阶段为奠基时期。这一时期主要是由胡太师的两个高足海巴巴和冯巴巴执掌教务的时期，海和冯的具体姓名已不可考，巴巴为名间的尊称叫法，意思相当于老人家、老祖之类。学成出师后，尊师命冯巴巴设幛于家，后其门人弟子遍及中原、化北、江南、西南一带，经学传承亦遍及之。海巴巴携其子海文轩到宁夏同心城设幛，门人弟子和传承主要分布于西北和西南。此时大、中、小学课程已初步形成，教材亦初步确定和完善。时间大约在公元1600年至1630年之间。

第三阶段是全面发展时期。时间约在公元1630年至1700年之间。这一时期，第三、四、五、六传第子肩负起了经堂教育的重任，各科教材已经固定，学科设置已成体系，经堂语言完全成熟。虽然大部分教材仍由门人弟子手抄装订成册，但已经有少量的石刻、木刻本经典面世。这一时期的先辈学者们通过刻苦的笔下功夫，给后人留下了许多珍贵的墨宝。张中、王代舆、马注等人用汉语著述阐释回族伊斯兰文化，并得到一定流传，产生了一定影响。同时通过这一阶段的发展，经堂教育已遍布大江南北的清真寺。威宁回族经堂教育也由刘吉阿訇兴办并向周边回族地区辐射传播。

第四阶段是中阿文化交融时期。这一时期大批经堂学者为弘扬回族伊斯兰文化，也为了穆斯林非阿訇阶层对教门有便捷的认识途径和促进伊儒文化之间的交流，他们大规模译经、注经、著述，形成了一批质量较高的汉语伊斯兰经典，得到广大穆斯林的尊重、认同和传播，称之为“汉克塔布”，是经堂教育的第一次变革，在经堂教育里讲经的同时提昌汉语知识，促进了伊斯兰教文化的中国化，发展形成了独特的回族伊斯兰文化现象。时间大约从公元1700年至1906年，历时200余年。威宁回族经堂教育也在这一时期得到极大发展，较好地传承了本地本区域的回族伊斯兰文化，

第五阶段为现代经堂教育兴起时期。时间为公元1907年至1957年。光绪二十三年（公元1906年），北京阿訇王浩然赴麦加朝觐后游学埃及、土耳其等国，考察了这些国家的伊斯兰教育情况，深有感触，认为“世界大势非注重教育，不足以图存”，“遂即鼓吹教育普及，提倡经汉两通”，为振兴伊斯兰教，提高穆斯林文化素质，应当“改革经堂教育陈旧内容和方法，倡导举办经学与汉学并举的新式学校”。次年（1907年），在北京牛街清真寺内创办了“回文师范学堂”，由他的弟子达浦生阿訇任校长，改良教学内容与教学方法，除设伊斯兰学科、阿拉伯文外兼授其他文化课，以培养新时代的阿訇和师资。王静斋阿訇之后写道：“古都名阿訇王浩然大师游历土耳其等回教国家归来之后，因得到新的知识不少，乃在北平牛街大寺创办改良大学，由达浦生阿訇担任教授，阿文的一切课程照旧，另添读法、作文、会话等，更增加国文一课。自是以后，中国回教教育，另开一新纪元。”王浩然阿訇打破了一寺一坊一教师一教长的局面，从全国乃至国外延请老师任教，开创了中国经堂教育与普通教育相结合的先河，随后1925年马松亭阿訇和唐柯三先生在济南西兰清真寺创办成达师范；1927年达浦生、哈德成二阿訇发起在上海小桃园清真寺创办上海伊斯兰师范；1928年周级三先生发起在四川万县清真寺创办万县伊斯兰师范，同年，杭州凤凰寺董事会创办杭州穆兴中学；1929年，由云南回教促进会创办昆明明德中学等，这些学校通过选派留学生，培养了像庞士谦、马坚、马宏毅等既能当阿訇、又能当教授的新一代穆斯林高级知识分子。这一时期威宁也有马正聪等人在马脖清真寺兴办了马脖国民小学。

第六阶段为后经堂教育时期。时间为1958年起至今。1957年以后，因“三反”“五反”运动，阿訇被解职，清真寺被关闭，经堂教育受到毁灭性打击。1978年三中全会之后，宗教政策落实，经堂教育得到缓慢复苏，但二十年的停顿损坏了经堂教育的正常机体，人才青黄不接；遗世的老阿訇和新生代阿訇之间骤然间思想意识产生了巨大差异；原来的经堂语词汇体系、语气体系、原经堂学科和教材体系与现代语和教育体系不相适应；现代阿语体系的介入和现代教育方式给传统模式的冲击；现代交通、通讯、网络、大数据、自媒体的飞速发展等，都给传统经堂教育模式带来了巨大挑战，一寺一坊一阿訇一学堂的传统模式已经基本解体，并向新的模式飞速转变，回族伊斯兰经堂教育进入后经堂教育时期。如何选择新的方式适应发展的需要，使之既能继承和发扬传统，又能吸纳和融入现代，对经堂教育的变革、复兴与现代化至关重要。

威宁经堂教育自刘吉阿訇传入后，曾经一度引领了黔西北和滇东北地区并繁荣了近三个世纪（1659-1957年），在三、四、五三个阶段中都未落人后，为维系威昭鲁回族伊斯兰文化的发展和回族信仰文化传承起到了定海神针的作用。从1958年以后停滞，1978年宗教政策再落实以后，头三十年（即1978~2008年）虽然稍有恢复和复苏，但随着老一代阿訇不断谢世，造成开学阿訇断代，现在绝大部分清真寺已经逐渐不能独立开学。加之新兴教派的引入引起的教众争夺，信众不知把孩子送到哪一派的寺院中学习；对信仰失去忠诚或为现实就业的需要转而更多地只注重把孩子送到体制内学校学习，而不再兼顾传统伊斯兰文化传习与教授，“经书两全”已经不再是时尚的现实，更是使回族经堂教育雪上加霜。特别近十年来，虽然清真寺越建越多，但威宁经堂教育与其他地方相较，已严重落后。现阶段，除了黑石清真寺办有初级中阿学校和城关清真寺、双龙马撒驿清真寺、中水包包营清真寺三个寺办有经堂初级班外，其他清真寺都不再办学，威宁的回族经堂教育已辉煌不再。如何重振威宁回族经堂教育，使之与传统相接续，又与时代相适应，发挥其传承文化、服务时代的功能和价值，是一个急待探讨的课题。

主要参考书目：

1、(清)黄宅中、邹汉勋《大定府志》商务印书馆

2、(清)苗勃然、王祖奕《威宁县志》威宁自治县编纂委员会

3、(清)赵灿《经学系传谱》青海人民出版社

4、马文清《回族谱序与宗源考略》吉林文史出版社

5、丁士仁《中国伊斯兰经堂教育》（上）甘肃人民出版社

6、《毕节市回族源流》毕节回族学会编

7、黄登武《中国经堂教育与陕学阿訇》交流资料

8、王灵桂《国中伊斯兰教史》国中友谊出版公司

9、乌志鸿《经堂陕学篇》陕西省伊协、西安市伊协交流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