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日报》发表王文才的文章：“一船风”吹靓“三乡情”

“一船风拥入这般风景，三乡情溢出那段情由。”这是河曲西口古渡古戏台的对联。“三乡情”可以理解为是河曲县以走西口为主线的独特厚重的人文自然资源，那“一船风”又是什么风呢?简言之就是开放之风：资源+开放=发展。如果说生活中的走西口本来就是一项延绵300余年民间版本的经济开放战略的话，那么反映这一生活真实的走西口文化也就应该是一种开放式文化现象，它只能在开放中生，在开放中长。离开“开放滋养”“文化之花”就会枯萎。河曲文化依托开放大发展，主要经历过三个时段，我把它叫做“三次浪潮”。

第一次浪潮(1953年至1966年)

起步标志事件是1953年中央音乐学院来河曲民歌采风和1957年河曲民歌二人台进京参加全国汇演。

1953年全国第二次文代会实际是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次文代会，开始把文联、作协分设，“二为方向”“双百方针”全面付诸实施，全国范围迎来了文学艺术的春天。基于以上背景，才会有上述两件河曲文化涉外大事发生。中央音乐学院来河曲民歌采风3个月形成《河曲民间歌曲》一书，山歌野曲荣登大雅之堂，这或许是第一本国家级音乐“乡土教材”吧?河曲县融入省代表团进京参加国家第二届文艺调演《珍珠倒卷帘》获奖，“泥腿子”为周恩来等中央领导演出，在这两大先导性文化事件的宣传与推动下，河曲文化起步不低。

这一时期河曲文化开放，还有内部重大动因。首先是曲峪这个先进典型的梧桐招凤凰。曲峪在1956年治山治水就出了名(获得林业部表彰)，全国劳模王海元名声在外，引来好多大领导，比如华北局书记李雪峰就于1964年9月来到河曲，新闻界文艺界大文化人更是络绎不绝，山西日报吴象、胡青光、唐纪宇等，更有作家马烽、孙谦先后成了常客。与此同时，新建立的忻县地区文联集中全区业余作者30余人到曲峪办长期培训班。曲峪还办起个像样的宣传队，在1956年组建起了二人台剧团的前身“河曲县民间艺术团”。1964年在晋祠召开的华北局会议上，河曲一个歌手一出戏备受好评，歌手就是许月英，节目就是新编二人台小戏《相亲》。

出产品和出人才是文化繁荣的两个轮子，这一阶段的人才输出那是气魄宏大的组团输出。忻县地区二人台剧团以至省歌舞剧团的初建班底，那简直就是简单不过的河曲剧团搬家。那时知名度较高的表演和音乐人才很多：到省里的有任艾英、张美兰、尹占才等，到地区的有许月英、吕玉根等，继续留守河曲的有李发子、李有师、刘厚等。连晋剧团诸多名角也跟着文化开放水涨船高。张存亮、贾德义等民歌二人台编导创作本地人才，也在这期间成了气候。这第一次浪潮结束于1966年5月。

第二次浪潮(1978年至1988年)

第二次浪潮从1978年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起步，与改革开放同步。党中央吹响的改革开放进军号角，无疑正是河曲文化开放“一船风”的风源。那一年，河曲发生了两件具有文化开放标志意义的事件，一件是那年元宵节传统二人台代表剧目《走西口》在工农兵剧场首次复演，禁锢10年的文化局面开始打破;另一件是那年河曲本土作者第一部文学作品集辛民的长篇小说《黄河儿女》由山西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前者标志着传统民歌二人台艺术的全面复苏，后者标志着河曲本土文学进入到一个趁势而上萌芽时期。如果说第一次浪潮是一戏独大，那么这第二次浪潮则明显是文艺文学齐头并进了。

先说《走西口》复演。那年的元宵节就聚焦在《走西口》重回舞台上，早已摆菜摊挖硫磺的当年“戏骨”们欢聚舞台，台上台下民心沸腾。那一年也是我的“疯狂”写诗年，当晚我曾写诗两首总题目叫《欢度元宵夜并看〈走西口〉重回舞台》，“西口走一出，望眼穿十秋”;“意气何所向?涌涌看人流”。就是其中的两个联句，可见当时社会的热切期盼简直和当年土改农民分到土地有一拼，一样的翻身得解放的心情呀!

辛民长篇小说《黄河儿女》，可谓河曲本土文学创作的“春风第一枝”，体现着国家对文学新的重视和河曲文学的较早萌芽。辛民为河曲文学事业开了个好头，引发多少有志青年跃跃欲试。1979年1月，县里召开的文学戏剧会是对崭露头角文学爱好者的一次适时收编和检阅，会议合影就是见证，人数不多也尚属起步，但多数坚持下来了。

1983年机构改革河曲“新官上任三把火”，其中一把火就是抓文化开放，县委任志华书记大处着眼小处着手，有计划地组建文联并兼任首任文联主席，引进人才重振剧团，亲自写戏坐镇排戏，提升宾馆接待水平吸引外来人才。单说“写戏”他可不是业余水平小打小闹，《蜜果缘》等15部源于工作弘扬正气的小戏一个个都搬上了舞台并结集出版。1988年省作协《黄河》在河曲举办的“中长篇小说恳谈会”就是县里一次大型文化开放借船出海的成功范例。

这一时期从河曲输送出去的人才表现为多元化特点：完成《曲峪》一书编写后，“文化人”卢昆、宋巧梅夫妇分别调往省出版局和山西日报;完成“三部两会”全国会议参观录音任务后，“播音员”金鉴、韩晓芹夫妇分别调往省电视台和省广播电台。这是外来人才河曲提高的例证。河曲本土人才燕治国调往省作协，后来成为屈指可数“晋军”中的一员;显露文学才华的任存弼，山西大学中文系毕业后分配到忻州地区工作，走上了更加开阔的展示平台;李桂香随军石家庄也专业从事了出版工作。苗俊英、王掌良后期“唱《走西口》的演员走了西口”。河曲音乐人才刘铁铸、刘洪树、任新宁等先后在省区胜出，以年龄最小的吕欣荣为例，他现在成为山西“草根”音协主席第一人。县里除了前述宝刀不老文艺人才外又有杜焕荣、辛礼生、侯巧梅等二人台演员民歌手出类拔萃，音乐人苗德荣等成为中坚。以文联主席韩瑞为首，秦占河、马福善、武荣德、樊毛旦等书画人才异军突起形成阵容。

第二次浪潮进入尾声，是以1988年秋季取消每年一度的物资交流大会为标志的。

第三次浪潮(1994年至2008年)

这一阶段从1994年举办首届“一会一节”到申报三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成功。

一方面是1992年党的十四大开始提出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一方面是党的十四大后1993年中宣部开始设立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奖，上有号召下有呼声，“一会一节”应运而生。

“一会一节”以文化经济联姻为特色全称“河曲县河灯会暨经贸节”，主要目的是对河曲文化资源全景式展示、全层级动员、全方位开发。往大里说，它的成功创建是河曲文化改开重大成果之一。1994年是首届举办“一会一节”，接力传承一口气办到了现在20多届，可见其生命力之强。

“一会一节”的文化展示内容丰富多彩，放河灯规模扩大花样翻新不多说了，只说“一会一节”发起的三省区五旗县文化联动制度就算得上“大开放”了，第一次民歌二人台大赛获奖选手包括河曲辛礼生、保德杨仲青、内蒙古准格尔旗奇富林、陕西府谷刘美兰，放到全国都是大腕组合!难怪每年节会北京客人都“趋之若鹜”。办会之日也就是河曲在外文化人才报效家乡大集结之时，比如执掌民歌二人台大赛的是省音协副主席刘铁铸，负责接待大文人的是燕治国，连北京电台新闻台台长张勉之都派回来记者团队，一直相陪的燕治国把嗓子都喊哑了，这嘶哑介绍那年秋天一直在北京上空回响了十多天。

再说三件“一会一节”延伸后续事件吧。一件是1994年10月25日山西电视台《河曲民歌展播》，接着中央电视台第三套节目1995年1月23日转播，《人民日报》2月6日要闻版连发“一事一议”两篇述评。第二件是1995年国庆河曲县在忻州举办大型《黄河风情书画展》。省文联副主席赵望进等专程赶来剪彩讲话，他的第一句话就是：“小县份里有大手笔高人才!”第三件是1995年4月《山西文学》在河曲举办的“黄河小说精品笔会”。省作协主席焦祖尧和《山西文学》主编段崇轩带队全省文学人才聚集河曲10多天，他们每人一篇写出了“精品”，有一篇在《小说选刊》评选获奖。河曲也再一次借船出海收取实效。鲁顺民就是这次笔会后被“发现”先借后调到了《山西文学》，直至现在成了主编，这个农家子弟的《天下农人》集子获得了冰心散文奖。

这一时期文学人才有异军突起之势，省作协李再新的女儿李晴散文集《十月雪》多写家乡，以父女作家传为佳话;在忻州也有号称“河曲三才女”的李霖、胡秀娥和广向荣。有几位在内蒙古的河曲走西口后人出手不凡，他们是作家张秉毅、王建中和柳志雄，特别还有一位全国有名的女将任向春(笔名向春)。县内有几位“写家”需要提及：现任文联主席岳占东长篇小说《厚土在上》是继辛民《黄河儿女》之后本土作家又一部长篇收获;周少卿在人物传记和史志创作方面贡献不菲;省作协会员牛少山、王九雄等都多有编创斩获。这一段新发现的歌手上至七十岁老人刘巨仓，下到10岁山里娃王建文，青年歌手杜全居、张成义等表现出了后劲。小戏创作人才有必要提到任俊文和菅保憨，菅保憨集编导演于一身。民歌创作研究方面韩运德老先生名声在外。“一会一节”以及后来晋陕蒙冀民歌二人台大赛等为申报河曲民歌、二人台和放河灯3个国家级非遗保护项目扩展了知名度奠定了新基础，继任相关领导以及诸多热心民俗人士在“非遗”成功申报上做了细致工作。2008年后“大手笔”文化创建多多，只因我离岗离乡不甚了然不便逐一介绍，只说感觉有四位人才似有代表性：“书法”赵眉才、“歌手”常春、“剧团”田白和“视窗”窦占伟，前两位在艺术上有突破，后两位在组织上有创新。

回顾三次浪潮，我们不难发现文化开放的“三要素”：一是要顺应大气候把握大机遇，二是引进具有新思维高水平的外来人才以利激活提升本地人才，三是县内行政决策层里要有内行有心人从长计议拿在手上。

文化开放结硕果，我们走在了新的起点上，珍视“三乡情”，呼唤“一船风”，我们任重道远。

河曲二人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