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昌专稿丨董大为：我倾向于用最通俗的语言表达观念

日前，“现成写作”董大为个展在深圳飞地书局举办。展览主题“现成写作”( Ready Wrote)是对“现成品”(Ready Made)的戏仿，也是对董大为2016年个展“普通读者”的升级。此次展出的十余件作品横跨了艺术家十年的创作生涯。

▲“现成书写”董大为个展现场

“现成写作”可以被拆分成两部分看，一部分是指艺术家利用现已存在的书或者文字、媒介等，然后重新进行编排;“写作”的范围则较为广泛，“我们最开始说读书，后来是读图，实际上不同的媒介传达的信息我们都可以读，处理这些信息的方式、创作方式在当代背景下算不算是一种写作?处理的这些素材本身确实是围绕着整个写作、文学、语言范围来转的，所以一定程度上创作先是从阅读开始，从阅读当中找到素材，找到兴趣点，让我再加工，一定程度上跟写作过程是很相近的。”可以说，董大为的“现成写作”是对文学存在整体的觉知与使用。

▲“现成书写”董大为个展现场

看到这个展览题目，人们会很自然地把董大为与“写作”联系到一起，他坦言阅读和写作在很久以前便是他的兴趣点，但后来好像渐行渐远了。“我自己理解为流放到写作王国之外，但当我再回到写作王国的领地内，我会像游客一样看这个东西，我不再是这个国家、这个社会里的一员，我不会关心政治很糟糕，生存的痛苦怎么样，我会从观光者、旁观者的角度看，所以你看到我处理的很多地方不是写作本身的内容，而是周边的东西，比如书籍、文字、符号、语言等等感觉。因为我以另外一个身份来看待这一切。”

▲艺术家董大为

当成为旁观者时，董大为眼中的阅读和写作，已经不再是我们一般意义上界定的概念。在展览现场，我们可以看到被制作得和电磁炉极为相似的书封，当我们一直囿于书的知识内容时，它的颜色、样貌好像是被我们习惯性忽略的一部分，当这样戏谑地与一个电磁炉并排挂在墙上时，我们似乎才开始认真审视书本的自身样貌。

▲《绘画史中的道路》，喷绘版画，

88×120cm×4，2016（1）

《变形记》是一件体量巨大的作品，几乎占满了一整面墙，董大为将著名的卡夫卡小说《变形记》从字母组成的文本转换成了色块组成的图片。“现如今我们已经从文本时代转变到了图像时代，以前图像是给文本做插图的，现在可以发现经常是文本给图像做注释。在朋友圈里，你发一张图片点赞的很多，如果你只发一句话一般点赞的很少，所以往往是发一大堆图片然后补充说明文字做一个注释，文字退居到图片之后，这是本质的改变。所以我在想，怎么把文本的东西变成一个图像化的东西?所以就把文本单独做一个形状，一个字体，黑白方块字体，然后匹配逻辑颜色，比如26个英文字母，我从电脑里RGB的颜色系统将其分成26份，准确的字母对应一个颜色。”

▲《变形记》

作品《办证》的创作始于董大为对西方街头艺术的观察和思考，“我注意到西方的涂鸦艺术，他们把涂鸦叫做“书法”，因为涂鸦最多的不是画面、形象，而是签名，他们所创作出的不同字体的签名对观者来讲都是书法，所以我就考虑与西方这种涂鸦艺术对应的中国的街头书法是什么?可能真正的中国街头书法是遍地贴的那些“办证”小广告。

▲《办证》，书法，165×85 cm，2018

董大为最初想为这些真正的“中国街头书法”正名，他计划着找一位名气较大的书法家，写“办证”二字，但却发现这是件“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中国的书法是跟它所表达的内容紧密捆绑在一起的，可以想像如果我让一位书法家给我写办证两个字，可能他会直接拒绝;另一方面来说，就算我找到了书法家写，那当我把‘办证’俩字再挂出来卖的时候，哪怕这是名家写的字，恐怕也没有一位藏家愿意接手，因为我们在乎书法的内容。所以这里面包藏了很多关于书法内容和形式，价值和内容关系的讨论。最终，我没有找书法家，只是请人用‘毛体’写了这两个字。”

《双双声》是包含了视觉、听觉并需要耐心品读的作品。贴在墙上的标志牌是早年常常在电影院能看到的、指示双声道的牌子，上面写着拉丁文，其意是“当你看的时候你看到什么，我从光中分辨”;在标志牌下横着一面镜子，外面有一支灯管，是光的来源。“光是我们观看的前提。当你看到一片光的时候你又从光中分辨出光也是一种物质，也是观看的对象，同时这也是观看的悖论;早年间，电影院的声音系统是双声道，而镜子对我们来说，相当于是复制一个照镜子的形象。在这件作品中，我用镜子照出这个双声道的指示牌，如同复制一份双重的视觉。”董大为说。

▲《双双声》，标示牌，镜子，51×26×33 cm，2011

在此次展出的十余件作品中，我们不难感知到董大为在作品背后的颠覆性思考，也可以看到他一脉相承的探索。在早期，他会收集一些东西，收集多了之后他开始有意识地对收集对象进行分类、对比、编排;然后他从一个观念出发，当他发现一个特别的角度时，就想方设法以某种形式固定化、展示出来，放大给你看。“在我的作品中，幽默是很重要的成分，但那不是搞笑，更像一种戏谑;另外，在我的思考中，我发现联想也非常重要，因为我并不认为艺术是我创造出来的，而是我去发现，比如一个东西已经在这儿了，另外一个东西可能远在克罗地亚，甚至是在十年前或十年后，关键是你要把这两个东西联系在一起，找到他们的共同点，这就关系到你如何看待世界的视野问题了。”

▲《百变孤独（2116）》，装置，书，

25×93×17 cm，2013 - 2016

不论前期要积累多少东西，分类、比对、编排的过程有多么枯燥乏味，董大为始终坚持一点：无论多么复杂、深刻的内容，我都倾向于用最通俗的语言表达出来。“我做的很多东西是偏观念的，这个观念一定要找到最直接有效的东西让人能够一下子接触到，因为艺术不可能依靠语言去解释，去叙述来龙去脉，所以我的工作就是要把很复杂的东西找一个最直接、最有效的途径，糅合在一起形成一个形式，让你一看，就能够理解。我可以打个比方，很多人讲相声，脱口秀，脚本一般先期就存在，但每个人上台讲的效果可能就不一样，你讲完了但只是你自己笑是不行的，要看看观众有没有gate到你的笑点在哪儿，对艺术家来说很重要的一点，是如何去把脚本通过你自己的能力、通过你自己把控的形式讲出来，最后让观众理解，并get到那个点。”

▲《我的孤独是一个电磁炉》，书，电磁炉，

40×30 cm×2，2016

也许，在如今的时代，玩得高深、故弄玄虚是一件不那么困难的事，它只需要艺术家怀揣着让人看不懂的动机，然后加上逻辑的绕路、言辞的修饰，便可轻易让观众陷入迷雾中;相反，把打破常规、不那么习以为常的观念，转换成让观众一目了然的形式，也许才是费尽心思的一件事。很多艺术家在早期，孜孜以求的便是“与众不同”，但很有可能这个与众不同是刻意的，是刻意的反叛，是为了不同而不同，但这样是很常见的，我们生活中随处都可以看到“不同”，所以关键在于你发现自己、发现世界的普遍性的能力。

▲《从光中分辨光》，霓虹灯管，

130×240 cm，2013

“艺术家首先要有独特看待世界的角度，这是表达的动力，为什么要画画?为什么要做这个东西?因为我觉得我所打开的窗户是你没有打开过的，我看到窗外的视野是你没有看过的，这是为什么我们要去旅行、去阅读，去找那些你没有见过的东西，对大多数人来说这些东西是有价值的，这也是推动我去表达的动力。”

▲革命（1916）》，装置，书，20×58×70 cm，2016

董大为觉得，艺术重要的不是给你带来所谓美的享受，因为在今天这个时代，写一个代码、一个程序就可以改变颜色、形状、运动，制作出所谓美的东西，这些都不再困难;艺术最重要的终归还是改变别人的观念，让别人知道，这个事是我之前忽视的，或者这个角度是我之前从未考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