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阮元 包世臣和康有为的书论一脉相承 核心都是尊碑抑帖？
谈到清朝的书法家，上有康熙，雍正，乾隆，中有大批朝廷重臣、封疆大吏成铁翁刘曾左李，下有明朝皇室后裔、生死于南昌的八大山人，民间扬州八怪，等等，可以列举出长长一大串名字来。
而要谈到书论家，只有三个人赫赫有名。第一个是阮元（1776——1849年），第二个是包世臣（1775——1855年），第三个是康有为（1858——1927年）。
康有为
他们三人是乾隆时期及以后生人，属于中晚清人物。满清前期、中期、后期还有其他书论家，他们三人承前启后。且都有著作存世，发前人所未发，启时人之未觉，号召力强。他们的书论从诞生起，一直影响到今天的书法走向。
阮元的主要论著有两篇，一是《南北书派论》，另一是《北碑南帖论》，文字都不长；包世臣有一本，叫《艺舟双楫》，涵盖书法和作文，所以称为“双楫”。康有为有一本，赓续阮、包，叫做《广艺舟双楫》。康有为此书只谈书法，没有论及作文，称为《艺舟单桨》比较贴切。有人指出这个毛病，他改了名字，叫《书镜》。后世都知道《广艺舟双楫》，而不知《书镜》为何物。
孙过庭《书谱》手迹局部
他们三位中，阮元是江苏仪征人，乾隆进士，官居湖广、两广、云贵总督。退休后专心学问，提倡朴学。他的学问中影响最大的，当属上述“两论”。他那个年代，可能基建工程颇多，施工中不断发现埋藏在地下的碑刻，与唐宋元明时代帖学盛行比较，多了一个碑刻选择。就如吃惯了大鱼大肉，青菜豆腐才是美味。阮元为官多地，多年，见多识广，于是开天辟地提出书法分南派、北派，南派帖，北派碑。这个观点非常符合中国道生一，一生二，三生万物的阴阳学说，故流布甚广。
包世臣是安徽泾县人，字慎伯。泾县古称安吴，人们多称其“包安吴”。也做过官，跟阮元省部级无法比，只任过江西新余知县。书法先唐宋，后法北碑，晚年又学“二王”。一本《艺舟双楫》，足以让他名垂千古。
康有为大家都熟悉，是南海（即今广州）人，名祖诒、字广夏，号长素，人称“南海先生”。后人论述康有为，常常以长素和南海先生来称呼他。他是光绪进士，1898年领导“戊戌变法”，失败后逃亡国外，1917年赞助张勋复辟，又没成功。政治上失意再三，终潜心学问，郁郁而终。撰《广艺舟双楫》影响书坛百年，余波所及，至今不衰。
他们三人书论的主要观点，概括为一句话，叫“尊碑抑帖”。理由是南派王羲之帖学一派虽然传播久远，可是经历一而再，再而三的反复翻刻，所见已经与原始面目越来越远。而北派书法直接刻在碑上，书家直接书丹于碑石，刻工一次加工而成，所以仅是下真迹一等。
其中阮元比较系统地论证南北书派，对魏晋南北朝书法的研究以及以后书法的演变，提供了一家之言。
孙过庭《书谱》手迹“落”字
包世臣发挥阮元之说，进一步提出北碑字有定法，天真自然；唐代书家书无定势，而出之矜持，故形刻板。是阮元学说的具体化，并有所发展。他提出书法分为神、妙、能、逸、佳“五品论”，是对唐代张怀瓘神、妙、能“三品论”的扩展，并没有多少新意。
康有为可谓是阮元、包世臣理论的继承者和发展者。他侧重于碑派书法的发明，以求变为宗旨，以古为为新，也是阴阳辩证的反映，符合他在政治上变法维新思想。《广艺舟双楫》就名字而言存在争议，实际在学术价值上也一直存在争议。
“尊碑抑帖”，是阮包康三人共同的旗帜的一面！
他们论书存在的弊病，概括为一句话，即“厚古薄今”。这是三人共同旗帜的另一面！
阮元官运亨通，对政事兢兢业业。他清醒感觉到，与康乾盛世相比较，自己所处时代简直一代不如一代。苦于满清高压政策的威慑，对国事是非，噤若寒蝉。借助无足轻重的书法，表达一点感想。其“尊碑抑帖”的实质，就是“厚古薄今”。至于如何说，技巧高明。他把书法人为地二分为南北两派，关键时点到为止，言之成理即可，让“文字狱”抓不到把柄。
包世臣也是有大抱负的人，可只做过短时间小官小吏。既没有阮元的高度，也没有阮元的胸襟。研究领域甚广，农、礼、刑、兵均有不俗成绩。当年林则徐禁烟路过南昌，还向他询问禁烟之计。后来仕途不顺，牢骚满腹。还好遇到邓石如，跟着埋头学问，以作文、书法自娱自乐，最终写成洋洋洒洒《艺舟双楫》，演绎阮元之说，相当于当年屈平原的《离骚》。最终作文之说没啥人关注，论书之说却大成气候，在书法史上留下深深痕迹。
康有为就更不用多说了，正史野史多有五花八门的记载。他是这三人中最厉害的一位，牢骚也最多，最大。他的主要著作是《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等。实际上最有名的是1895年他与梁启超联合1200多名举人，联名向光绪皇帝呈递的《公车上书》，阐述大清王朝不变法就要亡的道理和建议。可惜“戊戌变法”失败，他的政治理想破灭。在内忧外患，极度压抑郁闷之下，写下《广艺舟双楫》，1989年脱稿，1891年刻印。此书，康有为连标题都没有考虑清楚，也谈不上严密论证。跟阮元一样，他的书论，是一种主义、一种理想的宣泄。《广艺舟双楫》在书法上的影响，更多得益于康有为的巨大号召力，实际是阮元、包世臣书学思想的延伸，把“尊碑抑帖”推进到历史最高峰。
相比较同时代其他一些书论家，如翁方纲、何绍基、赵之谦那般平心静气的书论文章，阮元、包世臣、康有为三人大作的学术含金量，并不如！
由于三人著述都是文言文，专业用语繁杂。特别是康有为的《广艺舟双楫》，骈文打头，引经据典，行文隐晦，读者因此可能就望而生畏，打了退堂鼓。加上文中大量用比喻说理，多用无厘头判断和自造新词汇说事，常令初读者如入云里雾里，不知所云。崔尔平先生注释《广艺舟双楫》，书页里面的注释密密麻麻，几乎“步步为营”，读来滞涩难耐。大家不是静心、精心，可能无法从头到尾读下来。我不知道学者是否借助参考书，或者读参考书的参考书，才对此书的微言大义有所了解的，反正我是。
当今社会提倡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这是求学之根本，学问之必需。所以，学书者应该好好读读三人的原著，能读多少是多少。读比不读，或者仅通过参考书了解更好一些。这样才不会人云亦云，对他们在“厚古薄今”掩护下的“尊碑抑帖”之说，在政治高压之下造成的学术不太严谨，都可以知晓一二，给予理解了。毕竟，阮元、包世臣和康有为的书论，黑白分明，有其历史价值，都在历史上留下自己的痕迹。现在的我们，不要迷信才是。没有康有为的书论，阮元、包世臣的书论可能没有这么大的影响，甚至被时代潮流淹没掉。其实，没有《广艺舟双楫》的时代，更为久远，书家辈出。有了它，在很大程度上是不是一种误导，至今让中国书法方向不明呢？
孙过庭《书谱》手迹“藏”字
其实，中国书学史上书学著作太多了，精彩纷呈，一直引领着书法的健康发展。比如赵壹的《非草书》，孙过庭的《书谱》，姜夔的《续书谱》。这些著述因为作者静心、精心，所以成为经典；因为著述严谨、考究，所以永不过时。我这样说，也是另一种意义上的“厚古薄今”“舍近求远”吧！
短文一篇，言不尽意。一家之言，抛砖引玉而已。
只是希望对大家大开脑洞，学习书法有点帮助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