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说是曹丕使文学走向了独立？
说起建安文学，首推“三曹”，“三曹”之中，又往往以曹植最杰出，也有推曹操的，总归曹丕最弱，几乎已是公论。但力挺曹丕的不是没有。比如大思想家王夫之，在其《姜斋诗话》里，就极力称赞曹丕：“实则子桓天才骏发，岂子建所能压倒耶？”就认为曹丕文才，不下曹植。
建安文学是中国文化史上第一次大繁荣，鲁迅先生所谓“文学自觉的时代”，名家辈出，作品纷纭，诗歌、赋、散文全面发展，为后世开辟出“建安风骨”的文学标尺。陈子昂就曾高举这一旗帜导引大唐文风。可见建安文学对后世影响之大，在中国文化史上地位之重。在这样文学大爆发关键时期，“三曹”无疑起了最重要作用。无论他们本身的社会地位、影响，个人所具备的文化修养和造诣，还是对文化事业的推崇，“三曹”都是当之无愧的核心。而“三曹”之中，比起曹操的引领群雄，曹植的才高八斗，曹丕处于中间，不上不下，似乎有些尴尬。就像后世说康乾盛世一样，雍正往往容易被忽略，曹丕就是这么一个状况。
但在关键的文化崛起节点上，曹丕起到了他人不能替代的作用。
以帝王之尊而兼文坛领袖。这在历史上极为少见。身为皇帝，一言一行都引人关注，具有极大的示范和导向作用。所谓上有所好，下易从之。楚王好细腰，你可以想象当时的女子对骨感美的追求：“宫中多饿死”，何等疯狂！李煜喜欢小脚，竟衍生缠足陋习，摧残女性千年之久。 而“魏武以相王之尊，雅爱诗章（南朝/梁/刘勰《文心雕龙·时序》）”，曹操可以说在客观上促成了建安一代诗风。为建安文学的繁荣开了个头彩。曹丕则走得更远，意图更明显。
如果说曹操只是出于个人爱好写诗作文，曹丕则把文学当作事业，并倾注心力去经营。这是父子两人最大的区别。对此，曹丕不吝在自己的文章中多次挑明自己的这一主张。如在著名的《典论·论文》里，盛称“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第一次将文学之地位、作用如此看重，且感慨“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大有抓紧时间，勤修文章的使命感。在《与王朗书》里，同样表达了类似的文学观。“在生有七尺之形，死唯一棺之土，唯立德扬名，可以不朽，其次莫如着篇籍。”这些都显示出曹丕对文章事业的主动性追求。这种喜好推崇，远非曹操、曹植所见。
须知，曹丕之前的两汉时期，受儒家经学正统地位影响，诗赋文章不过从属地位，可有可无，扬雄就认为是雕虫小技，壮夫不为。汉武帝虽然喜欢大赋，对于司马相如等，却也不过是“倡优所蓄”的态度，圈养文人如宠物，并无人格上尊重可言。便是弟弟曹植，文华灿烂，却也认为“辞赋小道，固未足以揄扬大义，彰示来世也（《与杨德祖书》）”。
只是到了曹丕这里，文学才真正从地位上有了一个飞跃。为了这份热爱，为了他所钟爱的文章事业，曹丕可谓一辈子身体力行。
反应到具体行为上，一是曹丕周围聚焦了一大批文士。这些都是当时文坛的佼佼者。像“七子”中的陈琳、王粲、徐干、阮瑀、应玚、刘桢，曹丕都与之往来密切，始终保持着随时创作、共同探讨的交友状态。这反映在曹丕留下的十几封书信中。赠答酬唱、书信往来，已经成为文学交流的主要形式。
《与吴质书》，就是曹丕书信中的典范之作。吴质，人称“太子四友”（另三位是司马懿、陈群、朱铄）之一，可谓曹丕心腹之臣。但在这篇书信里，完全就是友人互道衷肠的语气，没有丝毫高高在上的架子。“昔年疾疫，亲故多离其灾，徐、陈、应、刘，一时俱逝，痛可言邪？”何等悲切！“昔日游处，行则连舆，止则接席，何曾须臾相失！”多么美好！“每至觞酌流行，丝竹并奏，酒酣耳热，当此之时，忽然不自知乐也”又是这么多愁善感。
所以有人说，相较曹操的霸气、曹植的仙气，皆非凡人，曹丕则是妥妥的一个人。他就是纯粹的文人之气。也就是这种文人之气，使他有时候非常感性。比如在好友王粲的丧葬之礼上，出于对好友离世的悲哀，身为太子的曹丕竟率领前来吊唁的百官学驴叫。仅仅因为王粲生前爱听驴叫，曹丕就以这种怪诞的方式送了老朋友一程。这些都可以看出曹丕有才、爱才、惜才，愿意与这些才志之士结交并推心置腹，如磁石一般的吸引，这才有了后世为之仰望的“邺下文人集团”。
再者，曹丕对于文学创作有着自己清晰的认识和标准。这些零散地反映在他与诸文友交流的书信当中。他对围绕在他身边的文人诗赋多有品评。为此，他还写成了较系统的文论著作《典论·论文》，专门讲述自己对文学的理解。这在中国文化史上是第一个文艺理论的专作。大体论述了建安文学的风貌成绩，“建安七子”之名也源出于此。文中提出的“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的文气之说，一直是文学批评最重要的概念之一，至今沿用。作家的气质决定作品的风格，这是距今近两千年的曹丕已有的认知。
其次，曹丕不仅有鲜明的创作观，他的一系列扎实的文学创作作品，本身也是以自己的实绩开了建安新风。他的书信体散文《与吴质书》情辞优美，婉转流丽。今天读来也动人心弦。他的抒情小赋不事铺叙，笔随意到，使赋由华而不实的铺排向情真意切的小品文发展。赋文风格与其弟曹植绝然不同。《登台赋》、《寡妇赋》都是不错的佳篇。
当然，曹丕最出色的，还是他在诗歌上的贡献。虽然夹在曹操、曹植两大巨星之间，也无法遮掩他在诗歌上的艺术光芒。《燕歌行两首》足以使他在千古诗坛上独占一席之地。对于这两首七言歌行，明代诗论家胡应麟早就在其《诗薮 (sǒu)》中有言：“子桓《燕歌》二首，开千古妙境。”因为是诗歌史上第一次七言尝诗，且出手就如此成熟，故历来为人所重。
诗在形式上开七言先河。这是一个创造性实验，而且他成功了。其中的“别日何易会日难”一句，就启发了词帝李煜、七律圣手李商隐。他们分别有“别时容易见时难”、“相见时难别亦难”之句。
王夫之对此二篇也推崇备至，许为：“倾情，倾度，倾色，倾声，古今无两。”（《船山古诗评选》）
《大墙上蒿行》则属曹丕经典杂言诗。王夫之《古史评选》中说曹丕此诗：“长句长篇，斯为开山第一祖。鲍照、李白领此宗风，遂为乐府狮象。”直言其写法句式参差，节奏跳脱，可收可放，全凭气意神行，自由奔突，正是鲍照、李白取法之处。
可以说，建安文学，就是在曹丕理论加实践的导引下，在其至尊地位的强大辐射下，文学才完全摆脱经学附庸的地位，而成为独立的一门学科，甚至成为后世科考的主要内容。
这个关节点的转变，是曹丕促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