品读｜邱华栋：历史的声音肖像——蒋蓝《黄虎张献忠》的新突破

《黄虎张献忠》，蒋蓝著，四川人民出版社2019年7月版

文/邱华栋

学者范存忠在《鲍斯威尔的》一文里指出：“近代的传记与传统的传记有一个显著的区别：传统的传记，目的在于颂扬某一个人或某一些；至于近代的传记，目的不在颂扬任何人，而在表达人生，表达特定时代、特定环境里的人生。传统传记有三大讳：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近代的传记，就事叙事，实事求是，无论英雄或常人都还他一个本来面目。在传统的传记里，好像每个传主都是好人一圣人，贤人，君子，好像海棠能吐香，玫瑰花是没有刺的。在近代的传记里，每个传主是一个‘人’，不论圣贤或君子；每个人都有其缺陷，每块白璧都有一些瘢点。一般地说，传统的传记近于‘行状’、‘荣哀录’，是理想的，近代的传记是写实的。鲍斯威尔的《约翰逊博士传》不是没有理想化的地方，约翰逊不是他的英雄吗?但大体上是写实的。它是欧洲近代传记的鼻祖。”（《约翰逊博士传》，上海三联书店2006年9月1版，第7页）

如果这一判断是实事求是的话，那么在当代传记写作中，展示急速发展的社会生活下，人的复杂性尤其是时代在传主内心深处形成的压力与张力、矛盾与狂乱、抗拒与投降，当代传记在展示广阔时代的背景下向着传主的内心深处大幅迈进，这一态势，逐渐成为了当代文学传记的着力方向。

作家蒋蓝的非虚构写作起步在十几年前，先后出版了《梼杌之书》《极端人物笔记》和40万字的大著《踪迹史——四川提督唐友耕与石达开、骆秉章、丁宝桢、王闿运交错的晚清西南》。蒋蓝的历史类非虚构写作独步文坛，他的新作《黄虎张献忠》是对张献忠的一次更加精彩的文史结合的书写。在叙述语境中描绘真正存在的人或事，他能采取田野调查的笔力，采用深度透视的方法，拉开距离的审视，复原了真相，运用拉近推远的镜头语言，构建出一座与历史相向而行的宏大纸上建筑，在我看来，这是作家蒋蓝最为重要的特征。《黄虎张献忠》最大的难度不仅仅在于廓清真相，而在于如何演绎这一真相，并令我们成为历史的在场者，这部三十万言的作品实现了这一具体目标和长久的价值。

我发现，在蒋蓝笔下，非虚构写作固然要涵盖断代史、人物传记、事件纪实，但非虚构写作并不需要对传主过于“负责”，更不需要对其一生予以繁琐的“过度阐释”，因为非虚构写作的旨归，恰在于富有深意地记录，一个时代的疾风暴雨加之于一个人的轻与重，以及一个人对此的抗拒或顺从。近代以及当代文学传记里所缺乏的跨学科的域界论、跨文体的方法论，汇聚为非虚构写作的典型特征。近代、当代传记追求的“真实”，其实并不是非虚构写作渴望抵达的彼此，因为非虚构作家一直就置身于真实的地界，他们只是尽力去呈现，一个人与时代的关系，那种写作才能复原和修补完成的真相。

蒋蓝认为，在写作的立场上，叙事铺就的真相，高于难以企及的真实。所以无所谓树碑立传与歌功颂德，非虚构写作里的人物，不过是这个时代普通生活洪流的一个标的。

我认为，蒋蓝《黄虎张献忠》在写作上有三个突破——

其一，这是近四十年来，汉语出版界出版的第一部涉及张献忠的非虚构力作。它打破了以往历史小说、外传、学术论文、民间故事的四个向度，用跨学科研究的方法，以跨文体的落地写作，展示了复杂时代一个分裂人格的形成过程。

其二，《黄虎张献忠》采用的“悖论写作”，彰显了反讽修辞之于历史复杂人物的书写的广阔空间，悖论修辞所产生的词语张力与语义龌龊，打破了窄逼的寻常历史题材书写的窘迫语境。在蒋蓝的答记者问里，我们试看这样一段描述：“张献忠怒不可遏，突然又泄气了，渐渐的，静如锦江春波。他像书生掏出毛笔那样，缓缓把长剑拔出，蜀犬吠日，兵器发出一声嘤咛。他半闭着眼挥出，四两拨千斤，官员们肥硕的脖子或者劳动人民坚强的手臂，枯枝一般断开了！远远没有达到少年时节那种雪刃劈柴的快感。不同之处，在于劳动人民的手臂要扎实一些，他必须略微用一点臂力。张献忠手臂肌肉虬起，他两袖清风，春寒料峭的清晨，碎雪与成都南面御营坝怒放的梅香共舞，他飘然独行，偶尔向分崩析离的城廓挥手致意，在血海之间踏雪无痕……”

其三，作家蒋蓝甄别了许多历史材料与现实传闻之间的关系，首次厘定了多处从未被相关研究者所留意的重大事件。比如，厘定了高杨土司与张献忠的天全县血战、纠正了所谓“张献忠主动出川抗清”之类的惯性错误。可以说，蒋蓝的《黄虎张献忠》实现了在强力语境压力下的文体解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