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和司马光：两个天才亦友亦敌的一生 以人为镜正自身

王安石和司马光都是我国历史上著名的政治家。王安石，字介市，晚年号半山，宋抚州临川人。司马光，字君实，宋陕州夏县人。两人生活的时代相同，都正值北宋衰落时期。王安石和司马光曾经是好朋友，交情还很深厚，两人有许多相近之处。

两人都十分聪颖好学。王安石幼时读书过目不忘，作文落笔如飞，初看他似乎漫不经心，写完后，读起来让人拍案叫绝。王安石科举及第后做淮南判官，他经常通宵达旦地夜读，有时就伏案小睡，天亮后来不及梳洗就匆忙赴府，以至知州怀疑他晚上喝酒放纵。王安石晚年在写《字说》时，也在案几上放些石莲，一边思索一边咀嚼石莲，石莲没了，忘记续放，便咬起手指，以致手指流血都没发现。大家都知道司马光砸缸的故事，可见司马光小时候就比一般人机智聪慧。司马光七岁时，听人讲《左氏春秋》，非常喜欢，回家后，就能给家人讲解其大义。司马光曾经用一段圆木做枕头，睡觉时稍微一动就醒，醒后即起床读书、写文章，名日“警枕”。两人都志向远大。王安石青年时代就对政治很感兴，常以太平宰相自许。欧阳修在赠他的诗中将其比为李白、韩愈这样的文学家，王安石却说“他日若能窥孟子，终身何敢望韩公？”可见其志。王安石认为为文要“务为有补于世”。司马光开始做官时，年纪还不大，家人常常看见他在书房中忽然正危坐，手执官服。家人问他这是干什么，他说：“我时念天下事，以天下安危为念也。”

两人都严于律己。王安石患哮喘病，必须服用紫团人参这种药，到处求药得不到。一次有人送给王安石一些，王安石却不接要。有人动他说：“您的病只有这种药才能治好，您应该收下它。”王安石说：“平时我不吃紫团参，不也活到今天吗？”他坚决推辞，没有接受。又有一次，王安石从江宁卸任，他的夫人借用了官府的藤床，十分喜爱，就不想归还，使郡吏左右为难。王安石知道夫人好洁成癖，于是想出一计。一天，王安石光脚上床，仰卧良久，一句话没说就离开了。他的夫人看见后，明白了他的用意，急忙命令仆人还床。另外，王安石在文学创作上也不马虎。诗句“春风又绿江南岸”的“绿”字，就是几经推敲才定下来的。司马光在各方面对自己要求也很严，和王安石有相近之处。有人劝司马光买一个待女，司马光说：“我平时都不敢多吃鱼肉，衣服很少穿绫罗，怎么能花费这么多钱买一个侍女呢？”当时的洛阳有一家姓王的富户，府第非常豪华，中堂起屋三层，最上一层叫朝天阁，名气很大。那时，司马光也住在洛阳，但所住之处只能遮蔽风雨，还是地下室，他仍然在里面读书。洛阳人都说，真是“王家钻天，司马入地”。司马光自己说：“平生所为，未尝有不可对人言者。”这句话其实对他和王安石都适用。他俩确实是心正意诚，光明磊落。

两人都知过即改。王安石在改正经义札子时，曾解《七月》诗“剥枣”一词，认为是“剥其皮而进之养老也”。但有一天，王安石到老农家，问主人哪里去了，回答说：“打枣去矣。”王安石听后，怅然若失，知道“剥”即“打”，回来后立即在自己的书上作了改正。司马光在西京时，太守文彦博常邀他携妓游春。一天来到独乐园，园吏对司马光叹息，司马光问他为什么，园吏说：“方花木盛时，公一出数十日，不唯老却春色，也不曾看一行书，可惜呀！”司马光深感忻愧，发誓再不复出。此外，两人都举荐贤才，勤为政事。当然，两人也有许多不同之处，而且有时差别很大。

王安石与司马光曾经同为群牧判官，包拯为使。一天，群牧司牡丹花盛开，包拯置酒赏花，席间相互劝酒。司马光平时不喜欢喝酒，今天也只好勉强喝点。王安石却始终不喝，包拯也拿他没办法。司马光说：“我从这件事，看出了你做事真是从不屈就。”由此看出，王安石坚决得有点儿固执，而司马光尽管严谨，有时也可以通融一下。从政之余的建树，两个人也不尽相同。王安石既是杰出的政治家，也是一位成就卓越的文学家。他主张文章以“适用为本”。其散文多直指时弊，见识高超，笔力雄健，是唐宋八大家之一。其诗长于说理，语言精练，意境含蓄。晚年咏物小诗精巧凝练。王安石的诗风对后来以黄庭坚为首的江西诗派的影响很大。其词创作，数量不多，却清新刚健，一洗五代旧习。司马光从政之余的主要成就在治史方面，他同时也是我国历史上一位伟大的史学家。司马光常常顾虑历代史事纷杂，君主不能一一阅读。为了统治者便于借鉴历代兴亡治乱的教训，他撰《通志》八卷进奉，英宗十分高兴，还设置机构，让他继续编撰。后来神宗命名此书为《资治通鉴》，亲撰序文，每日阅读。王安石和司马光最大的不同，也是二人分歧的焦点，是政治方面。

王安石出生在一个中下层官吏的家庭，在政治上代表中小地主的利益。王安石政治思想的哲学基础是朴素的唯物主义。他对“五行”做了新的解释，认为五行是物质性的“太极生五行，然后利害生焉”。王安石政治思想的主要内容和目的是，通过理财和整军两方面的改革，富国强兵，抑制井。为此，他提出了青苗、农田水利、免役、市易、均输等新法，大刀阔斧，积极推行。新法的实行，确实收到了富国强兵的效果，促进了宋朝在一定程度上的进步，维护了封建统治。但是，王安石的变法也有一定的局限性。其理财之法，虽为朝廷开辟了财源，同时也带来了聚敛病民的后果。其新政实施，虽在客观上打击了豪强，抑制了兼并，但从根本上说并不反对封建等级制度，只是缓和一下当时的阶级矛盾。可马光是旧党的代表，在政治上维护大地主阶级的利益，反对王安石变法。司马光政治思想的哲学基础是唯心主义。他认为天地万物水远不变，以此得出“祖宗之法不可变”的守旧观念。司马光政治思想的主要内容是民本主义，忠君爱民。他说：“王者以仁义为丽。”“民者，国之堂基也。”他极力主张废除新法，恢复旧制，以维护封建统治。

司马光的政治主张是保守的，是为维护大官僚大地主阶级的利益服务的。当然其中也有一些积极的内容，如主张爱民、“使九州合为一统”等。以王安石为代表的新党和以司马光为代表的旧党在当时统治集团内部展开了激烈的斗争。司马光攻击王安石“侵官、生事、征利、拒谏，以致天下怨谤也”，指责王安石的“天命不足畏，祖宗不足法，流俗不足恤”的观点。司马光在给王安石长达三千三百余言的信中，指斥新政，不遗余力。王安石在《答司马谏议书》里，据理力辩，严加驳斥。王安石说：“人习于苟且非一日，士大夫多以不恤国事、同俗自媚于众为普。“上乃欲变此，而某不量敌之众寡，出力助上以抗之，则众何为而不汹汹然！”王安石对士大夫苟且偷安、因循守旧的思想加以揭露，针锋相对。围绕是否应该变法产生激烈的斗争，并且在官场都几度沉浮。

宋亲元祐元年，即公元1086年，王安石和司马光先后离开了人世，两人亦友亦敌的一生也随之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