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耿：全球多重危机下中国的金融开放——大金融思想沙龙第148期干货

4月13日，IMI学术委员、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教授、香港国际金融学会会长肖耿做客第148期大金融思想沙龙——疫情下的经济金融形势系列第14期线上沙龙，并以“全球多重危机下中国的金融开放”为主题发表演讲。2020年伊始，新冠疫情蔓延全国，并在世界范围内传播，举国上下万众一心，抗击疫情。在此背景下，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货币研究所（IMI）响应教育部号召，将广受好评的“大金融思想沙龙”系列活动从线下搬到线上，特邀经济金融领域资深专家，立足当下，聚焦热点，从不同的视角与大家共同探讨疫情对经济金融形势的影响。

肖耿教授在讲座中分析了“开放复杂大国系统”的内涵，并从开放复杂大系统的角度阐述了国家竞争的实质，强调了疫情对各个开放复杂大系统以及全球供应链的冲击，提出在中美博弈的背景下要完善建立人民币、准美元（港币）以及与主要主权货币兼容的e-SDR数字货币等三大货币生态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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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学术委员、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教授、香港国际金融学会会长 肖耿

以下为演讲纪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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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开放复杂大国系统”

钱学森是我国两弹一星的元勋，也是系统工程以及其它很多重要系统的开发人、创始人。其中他90年代初提出的“开放复杂巨人系统”框架对理解当前复杂的国际形势非常有用。每一个人、每一个企业、每一个国家，乃至整个世界都可以描述为一个“开放复杂巨人系统”，而这些系统在全球化程度如此高的当今世界互联互动，看似混乱，但却有其内在逻辑。“开放复杂大国系统”有如下几个重要能力与特征：第一，尊循科学及社会科学规律，但社会系统也需要信仰体系；第二，具有接受不确定性与防范风险的能力；第三，具有容错、抗脆弱、反馈等认知能力；第四，其物理和信息网络具有连接和沟通子系统的能力；第五，其经济系统对沉淀和边际成本具有认知及区别管理的能力；第六，其领导力和执行力会显著影响大系统的动态演化过程。

过去，我们往往仅从制度差异的角度，或从某一个行业的技术、成本差异层面去理解中美两个大系统之间的博弈。但当时间跨度拉长，中美之间两个系统的相似性可能比相异性更强。传统的单纯统计分析、模型分析不足以理解及解释现在中美之间的两个开放复杂大系统的博弈，而更需要有一个综合的系统性思维。

从大系统运作来讲，中国的“开放复杂大国系统”有四大核心：（1）“条条”：即中央调控监管体系，是宏观方面的子系统；（2）“块块”：即相互竞争的地方、企业、个人，也就是微观层面的子系统。（3）约束 “条条”和“块块”行为的制度；（4）条块互动关系：实际上反映的是大国系统的制度及行为是如何演变的。“开放复杂大国系统”从宏观、微观、制度、及系统动态变化四个纬度，反映了中国作为一个现代主权国家的生存和学习能力，揭示了中国增长与发展模式的演进。

中国在“条条”层面有对外关系、党、政、宏观调控、市场监管等垂直部门。实际上，美国的联邦政府也有类似的“条条”子系统，其中美国国务院主导对外关系的能力在过去非常强。但是相对于“条条”层面的国家职能，在日常工作与生活中，对老百姓比较重要的是以城市为核心的 “块块”。我们从这次抗疫过程中就能看到，无论在中国还是在美国，地方才是抗疫的前线与关键，城市与城市之间、省与省（州与州）之间都是有竞争、也有合作，而且各地抗疫表现并不一样。

理解中国发展模式以及这次多重危机的一个关键视角，是要看到开放复杂大国系统内部各个子系统的连接是通过现代企业与市场中的合约关系来实现的，其背后对应的实体就是全球供应链。中国改革开放40年最重要的一个秘密就是引进了公司制，即现代企业制度。现代企业制度里面的法人处于中心位置，法人跟所有的利益相关方形成合约关系。例如，企业法人与职工签合约，每一个企业雇员的背后是有一个劳动力市场，而劳动力市场有本地、全国、甚至全球的人才市场。通过这种合约关系，整个国家内部、跨时空、甚至跨国界的人才系统就连起来了。这些合约关系中，最典型的就是供应商通过系统的市场合约关系及其对应的物流网络形成了供应链。从企业法人角度看有各种类别的合约关系，而每一个合约关系都有实实在在的人、企业与机构、以及相应的信息与资金流。正是这些复杂的合约关系从制度、法律层面把整个社会连接在一起，正常情况下形成合力推动经济发展及社会进步。

除了企业之外，家庭是整个大国系统最基本、最核心的社会细胞。家庭关心的问题很多，包括就业、教育、医疗保健、基础设施与环境、住房与消费、理财、社会政治参与、还有政府税收与监督等等。在这一次新冠疫情中，家庭的重要性显得非常突出，因为抗击新冠病毒过程中大部分个人不得不选择以家庭为基本单元来避难，而通过可靠的供应链等物流、信息流、资金流，家庭才能够在长时间隔离情况下生存。随着疫情在全球爆发，很多西方国家的救助措施也是从家庭层面来切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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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大国系统之间的竞争与合作

整个经济社会大系统的整合依赖于制度建设，也就是产权基础设施，其最重要的作用是（1）界定权利与义务；（2）同时也要建立交易与合约平台；（3）在出现争议时解决纠纷。制度建设不能仅仅依赖于市场，而是要有政府的参与。政府除了建设公路、铁路、水、电等基础设施外，很重要的一个责任是需要建立产权基础设施。产权基础设施越好，市场质量就越高。所以政府与市场的良性互补是决定社会大系统质量的一个决定性因素。制度的好坏取决于政府在界定产权、建立交易平台、解决产权纠纷等社会服务方面的水平，并因此直接决定了市场的质量。这些开放复杂社会大系统的演化结果实际上就构成了一个国家、一个城市的地理、经济、金融、社会生态体系。所以中国和美国的大国竞争与合作是两个开放复杂超大地理与社会生态体系之间的互动。我们每一个城市之间的竞争也是地理与社会生态体系之间的互动。我们的金融开放需要考虑的是如何建立完整的货币、金融、经济的生态体系，而不只是提出一些优惠政策、一些局部的开放措施，因为大国系统之间的竞争是不同的地理及社会生态体系之间的竞争与互动。

斯坦福大学教授弗朗西斯·福山在他最近出版的著作里面提到，国家的竞争力来自于三个方面：一是国家能力建设，体现在软件、硬件两方面的基础设施。二是法治，这与历史、文化、宗教、及意识形态高度相关。三是问责，问责政府是现代国家大系统中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关于问责，西方重视的是选举问责，而中国更重视行为与结果问责。在应对疫情的过程当中，西方政府特别是英美两国在行为与结果问责方面就出现了一些中国人难以理解的问题。中国的问责传统在疫情下体现为 “守土有责”，包括行为及结果问责。从中央到地方各个层次，省、市、县甚至居委会在应对疫情的时候，问责的执行力非常高。

在我们整个国家大系统的演变过程中，过去40年一个重要的现象是中国国家竞争力的提升，主要有以下几个因素：第一，引进了市场竞争机制，特别是现代企业制度，使得个人、企业、城市甚至国家之间的竞争都变的越来越高质量和实质性。第二，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相当成功，不管是从硬件到软件都大幅度提升，这是我们社会稳定的基础。第三，中国问责制有悠久的传统。实际上我国的分级责任制，让国家、省、市、县、单位、社区守土有责。还有在现代信息技术的支持下，中国没有选择西方有局限性的民主选举问责，而是通过用脚投票、用钱投票、用手机投票的方式影响政府。第四，法治建设具有根深蒂固的中国特色，与西方的法治有很大的不同。我们首先是坚持党的领导，然后学习全球经验，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符合中国国情下的法治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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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病毒对开放复杂超大主权国家系统的冲击

（一）疫情的死亡人数还在攀升

新冠病毒是对所有的开放复杂社会系统的冲击。新冠病毒的死亡人数，一开始是在亚洲爆发增长，很快重心就转到了欧洲，最后重灾区到了北美。实际上现在最严重的是美国，因为美国死亡人数有可能继续增加。武汉在50天后新增死亡人数已经基本上控制在20人以下，但是纽约4月12号的数字还没有到拐点，这是谁也没有预想到的。复杂大系统里面很重要的是不确定性及风险。中国每十万死亡人数是0.24、美国是6.25，意大利是32，最严重的西班牙是35.54。传统上看，美国国家大系统的问责制度、国家能力、法治都好，但是却成为全球疫情的重灾区。美国新增的病例还在引领全球，而且跟全球其它地方差别很大。最让人意外的就是美国现在才开始重视测试及戴口罩，而意大利和德国比美国的测试率要高很多。这说明美国的数字还没有到拐点，还存在扩散与爆发的可能性。早期武汉确诊人数的峰值及分布，跟现在全球的峰值与分布来比，武汉真是一个很小的前奏。现在确诊及死亡人数高速增长的是欧洲与美洲地区，反而亚洲已经基本稳定，由此可见疫情对整个西方的社会、经济的冲击是非常大的，而且是没有想到的。我们需要特别警惕这种对西方的大冲击会有反作用，包括政客甩锅中国。

中国在武汉爆发疫情后采取了非常果断的措施，基本上把疫情控制在湖北以内。疫情爆发的早期，武汉有13天确诊人数一直在高位，当时整个武汉的子系统，包括医疗和社会系统基本上处于崩溃状况。但是后来全国支援武汉，方舱医院的创建、网购物流的支持等各个方面都发挥了非常大的作用。在武汉的局部系统崩溃的时候，全国的应急系统启动了。中国不仅有SARS的经验，同时全国参与救援湖北，整个国家系统当中的国有企业、各级政府官员、与市场化的供应链体系在应对疫情的应急运作中都能协调有序。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的市场体系非常给力，供应链中的网上平台价廉物美、物流速度快覆盖率广，非常有效。文化层面上，亚洲人戴口罩是很正常的，但是在西方就没有这个传统，也不愿意学习。

控制住疫情以后，中国的经济恢复也是相当快的。英国金融时报的复工指数显示，中国的经济活动正在稳步恢复。虽然还没有完全恢复，但可以说，中国已经成为全球抗疫的大后方，一些重要的抗疫物资都是在中国生产，并且输送到全世界。

（二）疫情和脱钩对全球经济的影响

现在是一个关键的时刻。西方受到巨大的冲击导致全球隔离关门，全球的人才、物资、资金流动都受到巨大的影响，脱钩就成为一个真正的现实问题了。中国在过去40年能够成功，最主要的一个因素就是加入了全球供应链。中国现在是全球三大供应链的节点当中最重要的一个，其次是美国，再者是德国。整个全球经济金融大系统连接起来是通过合约关系。而合约关系不仅把供应链连起来，每一个供应链合约都有金融的成分，包括融资与价格。所以全球供应链一旦受到冲击及破坏的话，将影响整个全球经济与社会。全球化是因为颠覆性的信息技术降低了交易成本，促进了全球供应链的形成，使得技术从发达经济体向新兴市场转移。同时创新必须是在全球最前沿推进，也必须面临高风险。过去两百年世界贸易是在不断增加的，原因就是国际贸易成本在过去200年一直是下降的。

全球供应链有一个很重要的突破在于，每一个制作任务、职能、阶段都可以分拆。传统的竞争主要是最终产品的竞争，但是现在是各国企业在每一个分拆后的任务、职能、阶段展开全球竞争，也就导致了全球范围物流、资金流，特别是合约网络、信息网络、人才网络遍布世界。全球供应链受到冲击时，上述的流动量和网络结构也会遭到破坏。在全球化之前，产业集聚促进了发达经济体创新，导致富国与穷国收差距不断扩大。全球化之后，信息与实践经验可以跨国转移，导致各个经济体创新能力开始趋同，中国的创新能力与美国的差距也在拉近。这是为什么最近美国国家经济委员会的主席在电视采访中提出要鼓励脱钩，鼓励美国的企业回流美国。

美国鹰派一直把中国作为对手，在鹰派的影响下脱钩其实已经开始了，但是要完全脱钩成本太大。中国是全球最重要的制造业供应链节点，创造的工业总产量是4万亿，美国是2.3万亿，德国是0.8万亿。脱钩将导致所有的企业成本增加，因为当规模减少时，研发等固定成本分摊给每一个消费者的产品成本就会增加。虽然完全脱钩是不太可能的，但是如果美国疫情加重，美国鹰派要求脱钩的声音会更响。疫情和脱钩加在一起就会导致全球经济衰退等一系列次生危机。例如，应对新冠病毒而采取的居家隔离等措施直接导致经济衰退的，而经济危机会导致国内政治矛盾恶化，然后政治家甩锅外国对手又导致地缘政治矛盾升级。而发展中国家医疗体系落后在疫情下的混乱还会导致严重的人道危机。

（三）疫情对股市的冲击

疫情冲击下，许多国家的人与人需要接触的服务业基本上停掉了。美国的失业率暴涨主要集中在中低阶层。全球股市也出现了暴跌，中国股市还稍微好一点，亚洲比欧美要好一点。我们看美国、欧洲和日本的股指，跌幅都非常大，欧洲最大。但是，美国股市大跌后与十年前比，还有很多收益，主要原因是历史上美国股票市场能够帮助创新企业分散风险，能在很短的时间内创造像脸谱、谷歌这类企业。

美国股市在疫情初期受到的冲击非常大，因为美国许多机构投资者要卖掉流动性强的海内外资产来为加杠杆的投资补仓。中国市场跌得不多，主要的原因是过去几年没什么泡沫。目前亚洲企业的现金流还是比较多的。美国股市现在基本上稳定住了，因为美联储和美国财政部在2008年危机中积累了大量的处理金融危机的经验，通过美元大水漫灌的方法基本上可以把金融系统稳住。美国金融市场泡沫在危机前就很大，政府的杠杆率、企业的杠杆率都在上升，但家庭部门的杠杆是在下降的。所以美国未来会有很大的麻烦处理高杠杆率及债务，但是短期内是没有太多问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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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全球博弈

对于美国精英来说，最大的问题是中美博弈的问题。中美关系的紧张主要反映在以下几个方面：

贸易方面，中美贸易本是互惠互利，两国贸易不平衡其实只是表面问题，但被特朗普用来做其竞选工具。

规模方面，根据IMF估算，中国的经济规模按购买力平价（PPP）在2014年已经超过美国，而且中国增长速度还会在相当一段时间内超过美国。中国规模已经开始影响全球价格与市场规则，“中国买什么，什么涨；中国卖什么，什么跌”。这导致美国鹰派开始警惕中国崛起对美国国家安全的威胁。

效率方面，按人均收入及劳动生产率，美国是中国的6倍，而且这个差距还会长期存在。美国在技术创新、军事实力、货币与金融、及软实力诸多方面依然独霸全球。美国鹰派利用美国当前的强势，试图对中国展开全面的围堵攻势。

技术方面，技术革命极大降低了交易成本，推进了全球化，特别是形成了以美国、德国及中国为主要节点的错综复杂的全球价值链生态体系，加速了技术创新及技术转移，美国鹰派不希望中国融入全球价值链生态体系中的高技术高增加值环节。

社会方面，技术革命导致了各国国内收入与财富不平等恶化，导致美国平民之怒。但在世界范围，各国间收入及财富差距在缩小，中国、印度等发展中国家市场份额上升，美国等发达国家市场份额下降，导致美国社会及精英对中国态度发生变化。

所以我们在考虑经济与金融开放时很重要的是要平衡的三个方面的挑战：国家安全，人民幸福、国际秩序。国家安全是零和游戏，人民幸福是双赢，国际秩序则很难预料，有可能是双赢也可能是双输，要看是合作还是对立。中美双方都想在三个方面有收获，但是这三个方面其实互相有矛盾，特别在短期。

中国面领更多的挑战，包括四个陷阱：

中等收入陷阱。中国人均年收入已达10,000美元左右，还低于世界银行所设定的高收入国家门槛12,000—13,000美元，更远低于美国60,000美元水平。

修昔底德陷阱。当一个老牌强国（修昔底德时代的斯巴达，现在的美国）担心崛起的力量（当时的雅典，现在的中国）时，很难避免战争。

金德尔伯格陷阱。马歇尔计划的设计师查尔斯·金德尔伯格认为20世纪30年代国际秩序的崩溃是因为美国没有提供与其世界强国的地缘政治地位相符的全球公共品。目前，如美国退出，而中国又不能提供必要的全球公共品，就可能导致世界秩序混乱。

气候变化陷阱。高收入强国，消耗的资源比例也特别高。如果超高的资源消耗发生在像中国这样的经济和影响力不断上升的人口大国，问题就会很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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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需要建立完善三大类货币、金融、经济生态体系

因为货币体系是“开放复杂大国系统”的最根本的基础设施，现在真正需要担心的是美元体系出现问题。美国十年国债收益率从1945年开始收益率越来越高，后来越来越低，现在是0。美国放水可能导致未来的资产通胀，美元的发行量非常大，美国主导美元货币的分配，以及相应的对全球资源的占有，甚至包括通过美元体系实施美国的长臂管辖，这就导致一个地缘政治问题。全球未来要走向哪一种货币体系？

中国实际上是需要建立完善三个不同类的货币、金融、及经济生态体系：

（1）民币生态体系：完善以民币为核的开放复杂在岸经济金融超大体系。上海作为人民币在岸国际金融中心，应该建立类似纽约的大国在岸金融制度生态圈。

（2）准美元（港币）生态体系：完善现有的以港币与美元挂钩为基础的完全开放的离岸国际经济融体系。香港作为离岸国际融中，应该建立类似伦敦的国际离岸金融制度态圈。

（3）与主要主权货币兼容的e-SDR数字货币生态体系：创立以e-SDR为核的未来超主权国际货币及其相关的离岸国际融生态体系。以湾区、海南自由港、各省自贸区作为离岸与在岸双轨并存的国际融生态圈，应该建立类似欧盟的欧元金融制度态圈。这个体系不是为了代替美元，而是为了确保在脱钩时，或美元被滥用时，中国与世界仍然有一套备用体系可以正常运行，确保全球供应链等国际贸易与投资的安全。

以人民币为核心的上海在岸国际金融中心建设，重点应在提高流动性，为全球质量机构投资者，提供优质的人民币股票及债券等金融产品的供给，并显著地降低跨境交易成本，关键突破是迅速推出中国的标普500蓝筹股指数，并全球开放。这主要有三个方面好处：第一，将国内股票市场生态从“短期政策投机”改变成“长期价值投资”；第二，将中国标普500指数的市场规模与流动性提升到世界级水平（与美国标普500看齐）；第三，将中国资本账户在高质量资产及高质量投资者范围内实质性开放，从而在人民币国际化方面迈出实质性的关键一步。

我们需要继续维持香港的国际金融中心优势，因为香港本身跟美元体系是联系在一起的，这个离岸金融生态体系是中国内地所需要的。保留香港准美元体系没有坏处。

最重要的是，粤港澳大湾区，加海南自由港，再加遍布全国的十八个自贸区，可以形成一个相对独立完整的离岸金融生态体系，以利于这个体系有能力去学习、去演化、去整合成具有国际影响力，并对中国长期发展有利的可控开放空间。我们应该现在开始准备，在未来40年，建成一个中国与全球融合的超级离岸与在岸双轨并行的世界级经济特区，也就是超级经济特区。这是对美元体系出问题时的一个备胎，也是未来“一带一路”建设需要的制度性基础设施。这个超级经济特区体系既可以与海外美元、欧元、日元、英镑等体系匹配，但同时又可以与人民币体系匹配。正是因为需要匹配多个体系，超级经济特区体系必须要有风险防控能力，也一定需要技术创新。这里有三个突破口：第一，e-SDR数字货币体系，可以全兼容的国际货币金融基础设施；第二，利用金融科技设立电子围栏，全方位跨时空监控跨境金融活动；第三，在海南自由港、深圳、珠海等地区建立更多的特别行政区，通过中国特色多元化与国际化发展模式创造一个高度包容兼容的经济与社会制度生态环境，既和中国内地的制度相融，又跟香港澳门甚至未来台湾还有欧美的高质量生活方式与经营环境相融。

考虑到地缘政治冲突升级后，中美员流动、供应链及融体系部分脱钩的可能性，特别需要考虑启动e-SDR超主权国际储备货币体系的基础设施建设，其目标不是代替美元，而是创造一个可以同时兼容美元体系与民币体系的数字货币备胎，防范美元体系被意外滥用的风险。e-SDR为一揽子数字货币,其权重由IMF确定.目前美元约占40%，欧元30%，民币、英镑、日元各10%，将来的变化是按照各个国家的经济分量确定的。为了方便启动，e-SDR中的美元成分可以暂时以港币替代。

e-SDR基础设施可以考虑由中国央行与全球化的中国平台企业合作共建，包括阿里、腾讯、平安、华为还有几大国有银行共建。e-SDR就是一个基于一揽子主权货币的数字货币，并且可以对使用的对象和范围作出限制，实际上是利用它来建立一个完整的国际化的货币、金融、与经济生态体系。

e-SDR超主权数字货币基础设施平台的建立主要为粤港澳湾区、海南自由港、及全国18个自贸区的离岸经济金融活动提供一个完整的制度生态圈，与上海以民币为主的在岸国际金融中是互为补充。其目的是将离岸外汇市场放在上海之外，上海通过精准资本账项开放集中精发展国际化的民币金融产品市场。

最后,粤港澳大湾区的历史使命是非常特殊的，因为需要考虑国家安全，民幸福生活和国际秩序三方面的平衡。新时代的超级经济特区会是制度改革的突破口，因为未来的挑战是怎么样在人才、资本、企业和技术方面有全球竞争力。当前全球非常不稳定，我们要把一块最有竞争力与潜力的区域放到全球经济的深水里面去，然后吸引及留住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人才、资本、企业、技术。这样才可以在未来的全球竞争中真正有实力。

观点整理 文锡炜

编辑 李昂

责编 金天、蒋旭

监制 朱霜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