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佛教文化的传入 它的艺术品保留着日本的风格

日本佛教文化的传入。当时的日本人觉得诸神不仅是人类的保护者和赐福者，而且在对人类的祈祷和礼拜感到不满时有邪恶和怨仇的力量，会摧残和损毁人类。而外来的神，佛，则和日本的迥然不同，给人的后生带来仁慈和得救的福音。日本的知识分子以敬畏而喜悦的复杂感情欢迎这一外来的教义。但是一般平民并没有看到佛教的宗教行为和他们原来信奉的魔法与崇拜自然之间有什么不同，因此他们到神庙中去求他们的神息怒时，其心情和他们拜佛诵经求保祐时一样。

当时有一位人物真正了解佛教的真谛，把佛教视为使人类从尘世的“幻像”中解脱出来的宗教，而不是一种解除灾难的咒术的信仰。这位人物就是圣德太子。现在有一种未能具体证实的传统看法，认为当时贵族之间对佛教应该采纳还是拒绝，颇有争执。在佛教传入日本的这一时期中，大和皇国正在从一个由许多势力强大的部族构成的权力结构进化成一个中央政府。

官廷决定利用佛教作政治工具，加上圣德太子热心采纳和支持这一新宗教，这使它能在新的环境中获得很大的成功。日本所接触的中国和朝鲜文化包涵着从印度以及更西方的国家的文化影响，因此飞鸟文化可以说是从整个东方的文化遗产中得来的。

现在佛教已经不再象从前那样发挥全部社会机能了，佛寺往往只限于进行祭亡或纪念仪节。可是在大和皇朝，佛寺是统治阶级的权力与财富的象征，因此也成了一种新文化的中心。朱红漆的柱子，有华丽的屋檐（称为“斗拱”）的大陆形式的辉煌建筑，用“干漆”，或者装金箔的青铜雕制成的佛像，色彩触目的宗教绘画-一诸如此类的大陆艺术深深打动了日本人的美的感受；

这种感受充分表现在根本上起源于固有而特别的日本精神的艺术成就之中。佛寺的建筑形成日本建筑中心的文化的开端。它和平民住的简陋的茅舍形成鲜明的对比。现在可以确定早年而作为飞鸟时代遗留的建筑物已不复存在。我们对当时寺院的概念是从被保存下来的建筑图中获得的。这种图样说明当时流行的有两种类型，四天王寺型及法隆寺型。法隆寺的建筑或许最足以显示飞鸟文化的性质。

法隆寺原来的建筑虽然在七世纪初建成而在公元六七O年被火灾毁坏：但我们今天仍可看到重建的寺院，也是同一世纪末期建成的，这些寺院反映了飞鸟建筑的建造方法的鲜明特点。法隆寺中还保存着很多从飞鸟时代传下来的佛教雕刻像。主要的有释迎三尊（释迎牟尼和两位侍从），是公元六二三年鞍作部之首止利制作的，放在金堂（主堂）中，还有放在梦殿中的观音像。释速三尊是为了纪念圣德太子而建立的，释去的容貌据说在散发一种“古典的微笑”，而其外袍被风吹起一角，使全身具有三角形的结构。

释迦三尊的艺术象征主义，清楚地反映了飞鸟雕刻的特点，而飞鸟雕刻反映了北魏时代后期中国雕刻那种严格而组织严密的技术。法隆寺中的观音雕像是飞鸟文化的另一例子。这观音和释迪三尊相对照，给人以更为温和文雅的印象。它应用的技术和释迪三尊的创作者止利所用的不同，说明当时有不属于止利一派的艺术家存在。

他们的技术似乎起源于六世纪后期中国北周及北齐的大师们。飞鸟时代的很多艺术家是中国或者朝鲜出生后定居日本的，或者是这类人的后代。他们在心理上和社会态度上完全同化于日本是毫无疑问的，因为尽管他们曾学习过中国或者朝鲜的典范，但他们的作品明显是有日本风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