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凤凰：田耳和他的文学故乡

田耳在凤凰家中，背后是他数千册书的一部分。图/记者李林冬

“要不还是等下次我出了新书再采访吧，别浪费了一次宣传机会。”9月24日，接通电话后，正忙着新学期开课前准备的田耳说。 这个现在广西大学教书的小说家曾经做过空调销售，看似憨态或者说笨拙的他，其实很会算计——因为上海文艺出版社8月推出的“田耳作品系列”是旧作结集出版，他就不认为是出新书。 他的会算计，其实也体现在他小说结构的设计和语言的铺排上，明明小说关涉生命和生活的痛感，他却偏偏有办法让你笑出声——这便是田耳作品的魅力所在。 在故乡凤凰出走与回归，谁又能出走半生仍是少年？ 早期作品《衣钵》接续了沈从文式的乡愁 2000年起，田耳每年正月有个不同于别人的“传统节目”，去沱江边的听涛山沈从文墓前烧一沓纸钱。很巧合的是，2000年正月初三，去听涛山给沈从文烧完纸钱的第二天，他收到了贵州寄来的《花溪》杂志，杂志上有他半年前投稿的小说《胡子》。 《胡子》是他自己认为写得奇臭无比的小说。小说写的是一个到了青春期却还没长胡子的男生，他的整个青春期几乎都用在如何长出胡子上——他喜欢同桌女生，表白被拒绝便是因为他没有胡子，不够成熟。 就像那个一门心思想长出胡子的男生那样，已经写作数年、进入千禧年的田耳，希望自己的作品能够发表。 虽然《胡子》稚嫩而单薄，但毕竟是写作已有数年的田耳从无到有的一个突破。《胡子》发表的第二个月，为扩大战果，田耳把他大专时就开始酝酿的小说《衣钵》写了出来。 《衣钵》也是短篇，篇幅比《胡子》长一些。小说主人公的原型是他大专时的一个同学，这个同学的父亲是个道士。他的这个同学后来成为了一名建筑师。但在《衣钵》中，作为小说创作，田耳让同学在大学毕业后继承了父亲的衣钵，成为道士。 成为道士后，主人公做的第一场法事，竟是给意外去世的父亲做。既做道士，又做孝子，这是打破常规的事，但田耳就让主人公这么做了。守灵到半夜，孝子穿起道袍唱《探亡者》：“一探亡者往西行，阎魔一到不容情……”唱腔明亮清丽，却又婉转哀伤。 评论家李敬泽认为《衣钵》中有着沈从文式的乡土中国之乡愁。接续了这乡愁的《衣钵》创作出来时，田耳和沈从文共同生活过的凤凰，旅游生意还没有“做起势”，凤凰老城区还被本地人叫作老街。老街上的房子，至少是被田耳认为最不适宜居住的。 这是凤凰成为旅游明珠的前夜，田耳一家住在离老城区有一些距离的城边山坡。彼时的凤凰，入夜后没那么多灯火，因为没有灯光的“污染”，他家的屋子平顶上，很适合观星或者观月。 夏天时，田耳曾经常睡在他家屋子平顶上看星和月。《衣钵》中，他把自己观月时有过的一些感受给了小说主人公——“李可进一步地看清了月亮，它的光在地上像是结了一层白茧，给了他一种从未有过的宁静，就像在他体内某个最为柔和的地方抚摸他。” 人流和资本涌入凤凰后，田耳生活圈中的人都发生了变化 虽然《胡子》写作和发表在先，但《衣钵》才是田耳自己认为正儿八经写作的第一篇小说。 《衣钵》写好后，他给同学看，同学看了，说小说和他没一点关系。从《衣钵》的写作开始，田耳娴熟地掌握了把生活中的素材加工成小说的技巧。只是，《衣钵》等彼时创作的小说运气并没有《胡子》那么好，辗转多种刊物，都未被看上。不甘《衣钵》如此受冷遇的田耳，甚至倒贴版面费，让它在湘西自治州文联内部刊物上发表了。 《衣钵》受冷遇的那些年，正是凤凰的旅游日益看好的时候。人流和资本开始涌入凤凰和相邻的湘西自治州的首府吉首。田耳一边在吉首文艺路的家电商场卖着空调，一边写着小说。空调旺季，光着膀子指挥工人安装，干完一天的活，便和安装工在大排档喝酒吹牛；淡季则硬着头皮去买他空调的酒店一家家上门催收尾款。 虽然做空调生意，他能够像同行一样吐沫横飞地哄得顾客掏钱，能够和安装工、搬运工打成一片，但他最喜欢的，还是宅在家里看书写作，他甚至还想学版画。他很喜欢版画，他在凤凰的家里有数千册书，他曾经想找会版画的朋友给他制作藏书票。 “如果学雕刻版画，我喜欢一点一点地做精细，刀工不行就用耐性补上。”田耳说。他并没有真的去学版画，他的一点一点地做精细的态度，用在了写小说上。 《衣钵》2005年终于被《收获》的编辑看上之前，田耳先后养过斗鸡、卖过空调，短暂地在一家小报当过编辑，还去一家派出所写过宣传材料。他在这些身份之间转换时，他工作和生活的吉首与凤凰在资本的冲击下迅速发生着变化。曾经他认为的不适宜居住的凤凰老街，变成了游客们趋之若鹜的凤凰老城；他在老城里守着祖屋卖腌菜而不愿将祖屋出租的大姨被家人孤立；曾经给他搬运过空调的板车工连偷带拐地赚下一笔钱后，换上了四个轮子跑的货的；曾经和他同在小报的一个前同事，一会开洗脚城，一会开广告公司，一会又和香港人做上了生意……他生活圈中的有些人像是魔术师一样，手里的黑布一晃，便换了个身份。 田耳自己也换了个身份，《衣钵》在名刊《收获》上发表后，颇有“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效果，此前他积压着发表不出的小说在接下来的两年悉数发表。而2007年发表的中篇小说《一个人张灯结彩》，在获得鲁迅文学奖后，凤凰给田耳安排了正式的工作。 包容了田耳一切的佴城，成了文学界的知名地标 一个叫佴城的地方，随着田耳小说的接二连三发表，慢慢在文学界成了一个知名地标。这个地方，根据田耳小说的需要，时大时小，“有时候它是一个市，有时候是一个县城，有时又像只有一个镇的规模”。 小说《身边的江湖》中，“佴城是旅游城市，一到黄金周，所有的酒店就好几倍飙涨房价，沿江的水景房甚至涨到一千多一个标间”；《蝉翼》中，“佴城多阴，多雨，很少有接连几天的晴朗日子”；《环线车》中，佴城的街道脏乱不堪，环线上有一路公交车是按顺时针走的，有一路公交车是按逆时针走的，佴城还有一条佴吉公路；《天体悬浮》中，佴城有座叫“左道封闭”的桥，有个大学，有条洛溪江，城市在往南城扩…… 虽然地理位置很明显地指向了湘西，但田耳的佴城明显不同于沈从文的边城。佴城里没有拉拉渡等标志着年代略显久远的事物，但它有度假村、娱乐城、俱乐部、赌场、性保健品店、闪婚、网恋、裸体摄影、高利贷等“与时俱进”的东西。 “它是我内心的一个城，可以包容我的一切经历，包容已知未知、过去和未来。它是我的地盘，在这里，我说了算。”田耳说。 在这个一切由田耳说了算的地方，出现的人和发生的故事，比《衣钵》中那个不知名的两山间的垭口要多，人性也不仅仅是美的，而且，往往人性的美也纠缠着恶和其他。 “没有一个人在心理上是完全健康的，起码不可能一生都健康，田耳的笔恰恰就伸入这不健康中。在田耳笔下，没有绝对的善恶，没有绝对的好坏……一切都是那么自然而然，似源于定数。”余华曾这么评价田耳的小说。 这个评价尤其适合给小说《天体悬浮》。2013年首发于《收获》的这部小说，是田耳的长篇代表作。这部让他获得十二届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年度小说家奖的小说讲述的是两个不甘尴尬处境的辅警的故事。两人曾是搭档和兄弟，先后离开派出所后，一个成了律师，一个成了酒店发卡团伙的头头。田耳把自己喜欢观星的爱好给了小说中的主人公。繁星满布的夜空让前辅警符启明得以从失恋的消沉中拯救出来，并在日后逃避内心的挣扎。 “看着星星，慢慢地你会觉得所有的星星在看着你。顺着这感觉走，你会发现自己只是宇宙里的尘埃，漂浮着……”田耳借小说人物符启明说出他观星的体会——此时的田耳，已由当初在自家屋顶的肉眼观星望月，变成了用望远镜观望了。因为观星，因为宇宙之大，田耳觉得人生、觉得他的屡屡拿奖都微不足道。 对话 田耳：人物善恶黑白的标签不能随意乱贴 潇湘晨报：你曾有机会去上海，但你没去，广西大学给你发出邀请后，你离开了凤凰。让你做出这样选择的，是怎样的缘由？南宁这个城市，气质上和佴城有没有相似之处？ 田耳：调过来是个意外。我是2011年过来跟东西老师一块搭下手干活，断续了两三年，有一次喝酒的时候他问我想不想过来。我说有机会过来也好。酒桌上的话，应酬一下，并不当真，但大约一年以后，东西老师忽然打来电话，说调动的事，那边（广西大学）已经办妥了，要我办手续。我就这么有点懵懂地过来，我相信一切自有安排。当然，我当时快四十岁了，也想往外奔，要不然就一辈子待在家乡。 从最初过来南宁干活，到现在差不多十年，我当然非常适应，我父母冬天也过来避寒，很喜欢广西大学，巨大而空旷，和凤凰县城的拥挤有很大反差。我的同事开玩笑，说我父亲才像退休的大学教授，而我是搭帮住在这里的傻儿子。 潇湘晨报：你小说中的主人公多是辅警、无业游民、混混、失足女等被认为是社会底层或边缘的人士，你怎样看待他们身上的“边缘”或“底层”这两个标签？ 田耳：其实我写了一些对底层甘之如饴的人，他们大都颇有一些能耐，看懂了生活依然热爱生活，每天闹腾，把底层生活操持得饱满生动。 潇湘晨报：你小说中的人物，大多以悲剧收场，读者在阅读这些悲剧故事时，却常常被行文中的幽默有趣逗得笑出声。现实中，你和朋友们喝酒，好像也喜欢讲讲笑话。复旦大学文学博士谢有顺在评论你的作品时，也提到你有好玩之心，你的这种幽默感或者说好玩之心是怎样形成的？是否与你的人生经历有关？ 田耳：我确实喜欢喝酒时讲笑话，有时候状态好，身边朋友又配合，可以做到句句彩，开口就让人喷。南宁有好几个妙语连珠的朋友，比如东西、胡红一、凡一平，和他们在一起总是有开不完的玩笑。可能是我们作家职业能力，我相信每一句话都可以讲得精彩，虽然小说里面用不着，但人得有这能耐。我现在教戏影专业的学生，也特别强调这一点，什么是精彩的对白，要怎么练就。 潇湘晨报：你小说中的人物常常没有善恶的明显界限，这样的拿捏塑造让人物非常立体而真实可信。在你的创作经历中，有没有哪个人物的塑造是你事后觉得有失控的？ 田耳：人其实挺复杂，有稳定的性格，也不乏基因突变似的选择，所以我想，沈从文说要贴着人写，也是认为人物善恶黑白的标签，不能随意乱贴。我创作中，最大的意外应该就是《天体悬浮》的主人公符启明，他的亦正亦邪，是在失控中形成并稳固。 潇湘晨报：我们经常看到老一辈的作家和编剧，在介绍他们的某部作品时，往往会提到他们曾体验生活。你有为某部作品而特意去体验生活吗？你的灵感和你的素材一般是怎样获得的？ 田耳：我认为我就在生活中，但也感觉有必要主动地去体验，这很难。当年我写《天体悬浮》，如无在基层派出所工作的经历，写不出这样的成色。而当时我也不是去体验，就是找个职业谋生，身边的人也不知道我写作，跟我讲任何事情都不忌讳，一切都水到渠成。 有亲身体验，或者有所耳闻，写出来的质地绝对强过凭空臆想。我现在再想去体验某种生活或者职业，不可能像当年无业浪迹街巷时来得这么自然。我现在主要是从生活里榨取体验，以后，去把体验变成生活，是我努力要解决的技术难点。 潇湘晨报：你曾说过，《衣钵》是你的一个障碍，提醒着你并不比开头走得更远。现在你还这么认为吗？《衣钵》中人物的朴素与美好很难在此后的小说中看到，导致这种变化的原因是？ 田耳：是的，谁又能出走半生仍是少年？谁又能在成长甚至变老时仍有鹰隼试翼的心境和状态？我从不觉自己走远，从不觉他乡与故乡有多远。 撰文/潇湘晨报记者刘建勇

【来源：潇湘晨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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