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渊明饮酒诗对宋代诗歌创作的影晌

宋代是陶渊明影响较大的时期。可以说，陶渊明在宋代诗人中找到了知己。真正理解陶渊明，对陶渊明其人其诗的存在价值与意义作出深刻阐释的是宋人。唐人多赞美渊明诗意的生存方式，而宋人接受和阐释陶诗，又出文学审美价值，诗意生活方式的评价转为对其人格和道德的认同与赞叹。这既与中唐开始儒学复兴运动及宋代理学思潮对士人精神风貌的濡染有很大关系，也与宋代外患频仍，呼唤臣节的社会状况暗合。理学思潮重道德体认，轻绚烂文采的倾向，内在地规定了宋人追求的是平淡之美。这种追求，陶诗中有之，宋人充盈着理性精神，陶诗中可以发现到。宋人激赏于诗人的人伦操守，也可以从陶诗中附会出来。宋代是中国文学批评崇尚评陶的第一个高潮。

宋人写诗，打破了所谓“言’志”“咏物”的界限，其咏物诗往往自出新意，不以刻画外物之形似为意，而重在借物言志，宋人认为日常生活无非是“道”，因此，对自然景物、日常生活的描写，实际上体现的是诗人的人格精神和价值观念，重点在于诗中之“意”而不在表面的“形”。这与陶渊明的诗歌风貌是一致的。宋人喜爱陶诗，是为陶诗的整体境界以及对人生的深刻感悟所打动，绝非为个别佳句所吸引。宋人的评陶材料多得眩人眼日，宋诗僧道琛《潜上人求菊诗》的诗“天地一东篱，古一重九。绝爱陶渊明，揽之不盈手”，是概括宋代的学陶、和陶之盛况的最好例证。

初宋的诗坛还相对寂寞，具有独特成熟风格的代表诗人不多。诗人王禹俑因仕途蹭蹬，故对陶潜贫贱不移的精神境界十分仰慕，屡屡以陶潜白许，引为精神的同道：“坎坷位不进，陶潜还折腰。”（《酬杨遂》）。林迪等为代表的隐逸诗人和释道琛为代表的诗僧向往的则是陶渊明隐居东篱下的诗酒人生。林通一向多病，也不善饮，却喜欢饮酒的意境。林迪在其《夏日即事》中这样写到“北窗人在恙阜上，时为渊明一起予”。他在诗中常以陶渊明白比，与陶渊明一样，他也喜欢读书弹琴，“缘琴有余兴，聊复寂吟筋”。《深居乐兴》云“薄夫何事苦奸奸，一室琴书自解颜”气只要有诗书相伴，生活中的琐事、烦恼都不算什么。林甫在平淡中发现生活美好的观点与陶渊明有相通之处，但是他的诗歌是纯粹的隐士之作，缺乏陶渊明诗歌中的深邃思想与高远境界。

梅尧臣在饮酒精神的继承上，颇得陶渊明之精髓。他对陶渊明饮酒诗的平淡的美学价值有清醒的理论认识，把平淡的风格特征看作诗歌创作的极致，这与整个宋代的诗歌美学追求是一致的。梅尧臣的《和刘原甫省中新菊》云：“还思陶渊明，弃官归柴桑，东篱独此物，盈把恨无筋。赖有白衣来，好事遗琼浆。”《依韵和永叔劝饮酒莫吟诗杂言》云：“我生无所嗜，唯嗜酒与诗。”坦诚地表白白己对酒与诗的喜爱，对陶渊明的弃官归隐的仰慕。其《九月得姑苏谢学士寄木兰党管酝》诗云：公田五十亩，种称秋未成。杯中无浊酒，案上唯丹经。忽有洞庭客，美传乌与程。言盛木兰露，酿作瓮问清。木兰香未歇，玉盎贮华英。正值菊初桥，便来花下倾。一饮为君醉，谁能解吾醒。吾程已不解，百日毛骨轻。

诗中“一饮为君醉，谁能解吾醒。吾醒已不解，百日毛骨轻”，将诗人酒后情思飞扬，一身俱轻的微醺状态，以及面对苍茫岁月的孤独感刻画得非常深刻。这种孤独意识也是陶渊明诗中常见的情感。这首诗直接化用陶渊明的典故，陶渊明在担任彭泽令一职时，曾经想将五十亩的公用都种林以作酿酒原料，遭到妻子反对，后来，他才一半种袜，一半种泰，但是没等到袜成熟，他已经辞官归隐，没有喝上林酿的酒。

整个宋代，大诗人苏轼是对陶渊明最为推崇的诗人。苏轼垠称宋代评陶的第一人，他本人曾在《书渊明东方有一士后》中说过，我即渊明，渊明即我也。钦慕之情溢于言表。苏东坡仅和陶诗就写过109篇，更对陶渊明饮酒诗二十首进行了精心和作，在历代学陶、和陶诗人中是很突出的。

苏轼年轻时一度仕途得意，中年的“乌台诗案”之后，却一再遭到贬滴，在颠沛流离之中度过了后半生。陶渊明曾经给了身处困境的苏轼很大的精神安慰与支持。苏东坡曾有过亲自躬耕的经历，因此对陶渊明的隐逸与用园生活比别人有更深的理解。苏轼将陶渊明的性情与作文结合起来分析，他在《书李简夫诗集》他曾这样评价陶渊明：“欲仕则仕，不以求之为嫌：欲隐则隐，不以去之为高。饥则扣门而乞食，饱则鸡泰以延客。古今贤之，贵其真也。”对陶渊明人格之真表示山衷的尊重，而在饮酒诗中表现出人生的洒脱、豁达与乐观则受到陶渊明的影响。同时，陶渊明以酒养真的生活方式也影响了苏轼。苏轼曾经做《真酒》、《竹叶青》、《蜜酒’歌》、 《洞庭春色》等吟咏美酒的诗，真诚地表达他对诗酒人生的喜爱与向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