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江丽：我的红学缘

记不清何时与《红楼梦》结缘。只记得，在大学期间的文学史课堂上，在报考硕士、博士研究生的准备过程中，在1993年硕士毕业留校至今的教学工作中，《红楼梦》均是重中之重。

印象深刻的是，大学期间的“元明清文学史”课程结业考试有“崔张、杜柳、宝黛爱情比较”这样一道考题，当时的任课老师黄仁生先生给了我这道题以及这门课满分的成绩，这也是我日后硕士、博士阶段均选择以元明清文学为研究方向的重要机缘之一。

撰写有关《红楼梦》的论文，始于1998年博士生二年级中期考核之时。按相关规定，博士生学习期间需通过“综合考试”方能继续下一阶段的学习，俗称“中期考核”。

我提交的中期考核论文题目为《试论宝黛爱情的哲学心理学内涵》，考核专家组成员除导师周先慎先生之外，还有北大中文系周强、陈熙中、马振方、张鸣、刘勇强等诸位先生。

论文整体上得到肯定并顺利通过了考核，但是，老师们从选题意义、观点表达以及遣词造句等各个方面都提出了恰切的批评和指导意见。我的硕士导师黄钧先生早年毕业于北大中文系，指导学生向以严格著称。博士期间老师们的严格要求和悉心指导，让我更深刻地体会到了北大校训中“严谨”一词的内涵。

这篇中期考核论文的主体部分后来分成三部分在学术期刊公开发表。其中，第一部分《贾宝玉性格的心理学阐释》经陈熙中先生推荐，刊于《红楼梦学刊》1999年第2期“研究生论坛”，这是我公开发表的第一篇红学论文；另外两部分分别以“《红楼梦》对‘爱的起源’的探索”“从‘爱的本性’论宝黛爱情”为题先后刊于《理论与创作》与《红楼梦学刊》。对陈先生及编辑部老师们的感激之情一直深藏心底。

1998-2018，21年弹指一挥间。此时此刻，我在故纸堆里找出了拙稿《试论宝黛爱情的哲学心理学内涵》的三种打印本，其中两种均有导师周先慎先生密密麻麻的批语。老师已于今年4月20日驾鹤仙去，老师留下的手泽，成了师恩的见证和珍贵的纪念。

回首自己多年来教学、科研的心得，从导师及其他诸多老师那里获得的，有“鱼”更有“渔”。

比如，我在《试论宝黛爱情的哲学心理学内涵》“前言”中有这样一句话：“《红楼梦》以其博大精深的思想文化内蕴为读者提供了多维解读之可能”，导师在“多维解读之可能”之下划线，并写下旁批：“‘多维解读’这个观念非常好，但要真正贯彻到自己的文章中，不要轻易排斥其他路径的解读。‘多维’就不应该是‘非此即彼’。”——不轻易排斥他人的解读途径及观点、不应该存非此即彼的偏见，这些都成了我此后学术研究中所遵守的箴规。

说到红学缘，有一点值得特别感念。非常幸运的是，我在读博期间有机会聆听了张庆善先生在北大座无虚席的红学讲座，并在报告结束后得以当面请益；又因查找博士论文《〈醒世姻缘传〉研究》的资料而拜识了孙玉明先生。

此后，两位先生作为中国红学会及《红楼梦学刊》的主要“当家人”，为我的学习和学术研究活动提供了诸多的帮助和指导，包括邀请我参加许多重要的红学研讨会。

自2001年8月参加在北戴河举行的“新世纪海峡两岸中青年学者《红楼梦》学术研讨会”始，我几乎受邀参加了此后在浙江金华（2002）、江苏扬州（2004）、河南郑州（2005）、山西大同（2006）、湖北黄冈（2008）、山东蓬莱（2009）、北京凤凰岭（2010）、河北廊坊（2013）、广州深圳（2017）等全国各地举办的所有重要的红学研讨会，并于2005年扬州会议被增选为中国红学会理事、2010年凤凰岭会议被增选为中国红学会常务理事。

因为参加各类红学会议及活动，而得以近距离聆听包括冯其庸、李希凡、梅节、蔡义江、胡文彬、吕启祥、赵冈等海内外诸多当代红学大家、名家的精彩报告，有机会亲炙教诲；还结识了诸多红学界的同道、朋友，得以如切如磋、砥砺进步，闵虹、俞晓红、曹立波、张云等多位学术“闺密”都是因了红学的美好缘分而越走越亲近。

从某种意义上说，没有中国红学会这样高度专业化的学术组织，没有《红楼梦学刊》这样高水平的学术平台，很可能不会有我20多年来在红学领域的持续耕耘。

同样值得感念的还有北京曹雪芹纪念馆及北京曹学会、《曹雪芹研究》。曾任北京曹雪芹纪念馆馆长的李明新女史在其任内（2003-2014）几乎每年都会举办各种类型的红学、曹学活动，在邀请诸多大家、名家的同时，也常常会带上我们一众小字辈参与其中，印象中正是在曹雪芹纪念馆主办的活动中有幸瞻仰过周汝昌先生的风采。

2010年，在胡德平先生的推动、主持之下成立了北京曹学会，并于2011年开始以集刊的形式出版会刊《曹雪芹研究》。该刊在出版6集之后获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批准、于2014年春季正式创刊。

在北京曹学会与《曹雪芹研究》创建过程中，我很荣幸参与了一些具体的工作。

在胡会长及“四老”——主编张书才先生以及常务编委张俊先生、胡文彬先生、段启明先生高瞻远瞩的指导之下，与两位秘书长李明新女史、位灵芝女史一起商讨杂志及学术研讨会等相关工作细节的许多美好情景至今记忆犹新。

尤其是2014-2017年期间，我受邀忝任《曹雪芹研究》副主编之职，几乎每一期编委会上，都能聆听到“四老”关于曹学红学、关于学术人生的谆谆教导。张俊先生和段启明先生还曾是我博士论文的开题和答辩时的专家委员会委员，于我有“座师”之恩。

春风化雨、润物无声。“四老”渊博的学识和一丝不苟的治学态度，让我和詹颂、张平仁、樊志斌、雍薇等几位志同道合的编辑部同仁在审稿及编校过程中既能随时请益解惑，又不敢有丝毫的马虎和懈怠。

这样，刊物的质量得到了最大程度的保障，因而迅速受到学界的高度关注和广泛肯定，已成功入编北京大学图书馆主编的《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2017版）。另一方面，就我个人来说，编辑工作也提供了及时了解前沿研究动态的良机，“编学相济”，信焉！

2017年底，《曹雪芹研究》编委会“四老”因年高请辞，我本人亦因本职事冗、无暇兼劳而请辞常务编委及副主编之职，只担任编委及轮值主编工作。自2018年第1期开始，《曹雪芹研究》以编委会改组之后的全新面貌面世，相信它一定会蓬勃发展、越办越好！

正因为有中国红学会、北京曹学会这样的学术组织以及《红楼梦学刊》、《曹雪芹研究》这样的学术刊物持续提供良好的学习、交流平台，有诸多师长的教诲、同好的勖勉、读者的支持，多年来我一直将“曹雪芹与《红楼梦》”作为重要研究对象之一，至今已在《红楼梦学刊》《曹雪芹研究》《中国文化研究》《文艺研究》等刊物上发表红学方面的论文数十篇。

不仅如此，我对“曹雪芹与《红楼梦》”的兴趣还影响到了部分学生尤其是来华留学生的论文选题。

说来也巧，我指导的第一位硕士研究生是来自越南的陈氏琼香同学，她提交给我的“明清小说研究”课程论文《论〈红楼梦〉中的妻妾矛盾及其根源》经修改之后刊于《红楼梦学刊》2004年第3辑，该文后来也是她硕士学位论文的主干内容之一。

我指导的第一位博士研究生是来自蒙古国的伊琴·浩尔乐同学，她的学位论文为《哈斯宝〈新译红楼梦〉研究》（2014），是最早一部关于哈斯宝《新译红楼梦》的“著作”；另一位来自保加利亚的诺拉·琪列娃同学的博士学位论文为《保加利亚语译本〈红楼梦〉研究》（2017），也是最早一部研究保译本《红楼梦》的“著作”。这三位来华留学生的红学论文都具有较高的质量，也从一个侧面证明了《红楼梦》的国际影响。

随着全民阅读、经典普及、复兴传统文化等活动的兴起，“曹雪芹与《红楼梦》”也越来越受到社会各阶层的关注和喜爱。

本人曾应邀在北京电视台名师讲坛、北京图书馆“文津讲坛”、中山市图书馆“《红楼梦》讲坛”、北京大学慕课“伟大的《红楼梦》”、北京曹雪芹学会“品红课”、河北正定荣国府“红学讲堂”、山西师范大学“《红楼梦》与中国文化”讲坛、北京恭王府“走近红楼人物”讲坛等平台主讲《红楼梦》有关选题。

这些活动让我有机会与来自不同年龄、不同阶层、不同职业背景和文化程度的朋友分享读红心得，每每收获别有会心之喜悦。

最近几年，我集中关注的红学话题之一是“红楼人物家庭角色论”。在为该书稿寻找出版平台的过程中，经朋友引荐，于2017年底有幸拜识了辽宁出版集团和辽宁人民出版社的有关同仁，他们同意出版拙稿。

经过进一步的交流，辽宁人民出版社决定策划出版“中青年红学论丛”，基本宗旨是邀请一批年富力强的中年学者组成编委会，与出版社共同约稿、把关，出版一批在一定程度上能够代表当代中青年学者研究水平的红学著作。在商业氛围浓厚、学术著作出版困难的当下，辽宁人民出版社的人文情怀和学术责任感令人肃然起敬！

拙稿“红学三书”之《红楼梦文本与传播影响》《红学研究论辩》《红楼人物家庭角色论》有幸忝列“中青年红学论丛”第一批图书之中。其中，前两部是对多年来散见于杂志或书稿中的红学论文的分类整理，后一部则是集中论述《红楼梦》中主要人物的家庭角色问题。

这三部小书稿，是我从事红学研究二十余年的阶段性小结，它们见证了我从青年到中年的成长过程中许多充实而美好的岁月！愿以此积累多年的浅见薄识，向先师周先慎先生、向硕士导师黄钧先生以及诸多教导、帮助过我的学界前辈、老师、朋友们致敬致谢！

本书稿《〈红楼梦〉文本与传播影响》分为两部分：上篇“《红楼梦》文本阐释”所收录的9篇文章主要是从心理学、哲学、社会学、性别理论、叙事理论等不同角度对《红楼梦》文本内容的解读与剖析；下篇“《红楼梦》传播影响研究”所收录的9篇文章主要是对脂评、王希廉评点、《红楼梦》影视改编与传播、日本红学研究、法译本《红楼梦》等相关论题的讨论。

时间上最早的是前述1998年博士生“中期考核”论文基础上修改而成的《贾宝玉性格的心理学阐释》等三篇文章，最晚的是2017年深圳红学会议论文《复调性与人物形象——以钗黛之争为中心》。这些论文，曾先后刊于《红楼梦学刊》《中国文化研究》《曹雪芹研究》《理论与创作》等学术期刊，在此，谨向相关杂志编辑部老师们致以诚挚谢忱！

需要说明的是，此次整理过程中重新核对了全部引文，并修改了个别语句、补充了个别重要信息。其中一篇是笔者与朋友合作而成，此次结集出版获得了合作者的许可，文章末尾均注明了包括合作署名情况在内的原发刊物信息。

因为文章写于不同时期、刊于不同杂志，为了保证原始信息的准确性，虽然注释格式上做了统一处理，但是引证文献并未做统一处理，因而会出现同一引证文献在不同文章中使用不同版本的问题。

此外，部分内容曾见于拙著《礼法与人情——明清家庭小说的家庭主题研究》（中华书局，2006年）一书中，一则因为此书发行量有限，市面上早已难觅踪影；再则为了保持内容的相对完整，故不避重复再次收入。凡此种种，还请读者诸君鉴谅。

李辰冬先生曾经有言：“我们读《红楼梦》的人，都知道我们的年岁愈增加，则读《红楼梦》的乐趣也愈多；我们的学识愈丰富，则了解《红楼梦》的程度也愈深人类的知识愈进步，治学问的方法愈精密，则在《红楼梦》里的发现也愈广博。并且因为自己所研究的不同，于是见到的方面也不同。总之，《红楼梦》如海洋一般，我们无法知其深浅广阔。”（李辰冬《红楼梦的世界》，见吕启祥、林东海编《红楼梦研究稀见资料汇编》，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519页）

唐德刚先生亦云：“《红楼梦》和其他许多名著一样，是一部名副其实的‘百读不厌’之书。他能叫人一读再读的道理，便是它能使读者在不同的年龄、不同的知识水平、不同的社会阶层，甚至不同的地区——不论国内还是海外——读起来都会发生不同的领悟和不同的梦境。”（唐德刚《曹雪芹的文化冲突》，见《胡适杂忆（增订本）》，华东师大出版社1999年版，第242页）

我坚信，随着年岁的增长、阅历的丰富、知识结构的变化，我在《红楼梦》里的发现、我对《红楼梦》的领悟还会不断出新。天地之间有《红楼梦》这样一部大书，实在是吾等读书人之大幸！

最后，郑重地感谢段启明先生赐序鼓励，为拙稿增色！感谢辽宁人民出版社领导的关心和帮助！感谢责任编辑为拙稿付出的辛劳和智慧！感谢北京语言大学提供的宽松自由的学术研究环境！感谢孟庆跃、黄园园两位硕士研究生在书稿校读工作中提供的帮助！感谢亲爱的家人们无条件的爱与支持！

2018年9月6日，于北京海淀墨砚楼

本文为作者《红楼梦文本与传播影响》一书自序，经授权刊发，转载请注明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