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孝通：陈寅恪有点可惜 郭沫若的东西我不喜欢！

文/姚峥华

在《费孝通晚年谈话录（1981-2000）》中，书僮张冠生记录了费孝通对王国维钱穆陈寅恪老舍巴金等文化大家的点评。

就像费孝通对张冠生说的，“一个人怎么样，可以和其他人放在一起比较，一比较就容易看出特点。”我们可以从费老的这些比较中，看出每个人的特点。

比如陈寅恪。

费孝通看陈寅恪的《柳如是别传》，说，“为写这本书，他读了很多书。他很聪明，很有才气。但把这么多时间用来写这样的书，有点可惜。但是在他，好像也只有这样做，也只能这样做。”

后来，看着看着，费孝通又说，“花了那么大工夫写柳如是，哪是写柳如是，是写他自己。我只读了一册，受很大启发，值得读下去。”

费孝通对陈寅恪充满了理解之同情，说陈寅恪在柳如是身上找到了归宿感。“归宿与认同不同，认同可以不发生情感联系，归宿里边一定有情感。这是文化上的归宿。他是借柳如是的心思说自己的心情。要找文化上的归宿感。”“柳如是的归宿是前朝，王国维也是。”

他说钱穆的文化归属也是在传统文化里边。钱穆像陈寅恪，是前朝人物。

说起老舍，费孝通说他喜欢老舍，有骨气。但对曹禺，他觉得可惜了，那么好的底子，《雷雨》也相当好，后来就不行了，投降了，再也出不来东西了。

他说，“我说投降，不是向哪个人投降，是向庸俗投降。庸俗了，就没有意思了。为了个什么官儿，丢了本色，太不值得了。巴金没有投降，但写了《家》之后，再也没有拿出像样的东西。这些人让政治害苦了。郭沫若的东西我不喜欢，文化人，本来有志气、有才华，出卖灵魂了，东西就不行了。”

对韦君宜的《思痛录》，费孝通也认为写得不好，没有深一层的东西。

说到许倬云，费孝通说，“他东拣一点，西拣一点，都是拣来的，没有自己的，不是土生土长的，就不够深刻。我喜欢看梁漱溟的东西，他说出来的是他自己的学问，不是别人的。”

费孝通对文化归属特别在意。

有一次，他们考察费孝通的外婆家甪：直古镇，镇上有个老人家穿着蓝印花布的水乡服饰，躲在门洞后不肯出来。

费孝通对此忧心忡忡，他对张冠生等随行人员说，老人不敢出来，是她觉得她那一套不行了，不能出来见人。这是文化自卑感，文化要走了。不是人家要淘汰你，而是你自己对自己没信心，对文化没信心了。

从一个躲闪的老人，他看到了一个文化的变化，既而联想到文化是如何失去自信的，这种失去的自信可能带来的风险是什么，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如何重建，推进的动力从何而来……他意识到文化自觉的必要性。

后来他在文章《进入21世纪的问题和前瞻》中写道，文化自觉、文化适应的主体和动力都在自己，自觉是为了自主，取得一个文化自主权，能确定自己的文化方向。

后来费老再次谈到文化自觉，说文化自觉要从自己身上开始，认识自己是个什么样的人。进一步，认识形成这样一个人的社会力量，从而分析这个形成过程，并解释这个过程的原因和意义。这一点非常重要。

他特地叮嘱张冠生，你写我的传记，哪里是我的归宿，很重要。也很难。他又说，我和胡适有点像，可以认为是同一个类型的知识分子。

通过《费孝通晚年谈话录》，我们可以看到，费孝通晚年，从王国维钱穆陈寅恪老舍巴金等人的作品特点中，寻找一种属于自己的精神归宿，最后落笔于文化自觉这个题目上。这应当是他自己满意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