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者人格：刘禹锡文人雅集与中隐心态的萌发

隐者人格:文人雅集与中隐心态的萌发

儒家的入世激情和出仕理想给刘禹锡人生的早年指明了奋斗的方向，豪迈、刚直、倔强、乐观的天性使其能傲视忧患，激发其奋进不屈的力量和在困境中坚守理想的信心。早年成名和初仕的顺利也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其大半生仕途不顺和晚年退隐心犹不甘的遗憾情绪，从而使其退隐有了可能，但刘禹锡的归隐并不彻底，或者说他内心深处从来就根本、也确实没有归隐的心思，他晚年的归隐生活充其量只能算是“中隐”或者说是“吏隐”即身虽退而心未收的致仕状态。

对中国古代很多文人来说，“读书--做官--退隐”可以说是非常理想的人生模式，刘禹锡走的也是这条道路。基于其家族、天性和儒家思想的影响，刘禹锡身上有着非常浓厚的政治家的情怀与功名意识，而其主体性又很强，所以，他一生的功名意识和功业理想至老未衰，即使是长期地出处贬所或被闲置虚废都不能消磨其雄心壮志与济世热情，反而越挫越勇，以逆为砺。从这个角度来说，与其说刘禹锡晚年归隐，还不如说他是以另一种方式接续和存养着他一生从未间断的政治理想与人格精神。

刘禹锡晚年仍然担任一些虚职，过着闲散自由的“中隐”生活，也许是为了缓解仕途生涯的身心疲惫，也许是为了寻求对大半生仕途不顺，闲置虚废，壮志未酬的心灵安慰与精神补偿，刘禹锡经常和同僚老友适意游赏，诗酒唱和，身份比拟，角色对话，进行理想、忧患与才名的互相审视与赏酬，在对彼此荣辱的互相审视和对过去、现在自身角色和身份的转换中，沉滤烦恼，获得心灵的彼此认同、接受、安顿和解脱。但即使如此，即使已经退隐，刘禹锡笔墨之间对官场仍然表现出了不甘平淡的留恋之意，其功名之心与功业理想依然表现得非常浓厚与强烈。

从本质和思想本源上说，也许刘禹锡没有明确的隐者人格，甚至而且确实他晚年的生活状态也没有达到或者说完成隐者真正的人格境界，但我们却不能因为他晚年该退隐时仍然心恋魏阙，心系朝廷而说他没有退隐的心思和归隐山水田园的意识，而只能说、最好说他具有隐者的心态，准确点说应该是“中隐”的心态。也不能因为他晚年时期“中隐”的心态不明朗而怀疑他中年仕途失意时期没有归隐的意向或归隐的意向不真诚。

我们之所以说刘禹锡具有隐者心态，是因为他在人生的不同阶段和不同境遇状况下（贬谪时期，外任时期，闲置洛阳和京城时期）曾直接或间接潜在地表现出了对故乡田园山水的回归或期待意识。这主要表现在：或者是直接表明回归退隐的心迹；或者是在仕途失意之时，表现出了因为长期贬谪迁转所生发出来的流转意识和归乡心态；或者是为了超越困顿失意所带来的孤愤情绪，为了摆落基于圣贤孤寂先觉的困顿状态和心理意识，在狷者并老者的心境中，实现并完成其由士人的贤臣理想向隐者谐谑意识和放浪之姿的转向。

所以，我们可以说刘禹锡尽管功名意识和功业理想很浓厚，但仍然难免在人生失意的时候和困顿的精神状态中偶尔流露出“中隐”的心迹，只不过他的这种“中隐”情绪一直是以淑世情怀作基础和前提，以致具有很浓厚的诗意性意味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