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故事：评论历代各体文章（5）

不过，对于那些强烈直露地表现男女爱恋的通俗民歌，那些为流俗所热烈爱好的新声变曲，刘勰是严厉斥责的。《乐府》云:若夫艳歌婉妾，宛诗诀绝，淫辞在曲，正响焉生!然俗听飞驰，职竞新异。雅咏温恭，必欠伸鱼睨;奇辞切至，则扮牌雀跃。诗声俱郑，自此阶矣。“艳歌”二句，未举出具体作品，较难指实。按徐陵(玉台新咏序》:“撰录艳歌，凡为十卷。”描绘女性、歌咏男女情爱者，可称“艳歌”。婉妾，形容情感之缠绵。“宛诗”意义不太明白，但肯定是指“谣俗之曲”。南朝的吴声西曲绝大多数歌咏男女情事，不但流行于民间，上层人士亦好之甚笃。今略举刘勰时代的几个例子:上文提到的宋末王僧虔上表，说“自顷家竞新哇，人尚谣俗，……流宕无涯，未知所极，排斥典正，崇长烦淫”，对吴声之类，痛心疾首。又如齐明帝时，王仲雄在御前唱《懊侬曲》:“常叹负情依，郎今果行许!”又唱:“君行不净心，那得恶人题?”明帝一听，就明白王仲雄的讽刺之意，既羞又恨。《懊侬曲》即属吴声，王仲雄很可能是借当时流行的歌辞断章取义。正像春秋列国间大夫赋诗断章必须赋者、听者都熟悉诗篇一样，王仲雄和齐明帝必然都对吴声非常熟悉。再如《南齐书·东昏纪》载东昏侯被轼之夜，尚“吹笙歌作《女儿子》”。《女儿子》即属西曲。史书上所载此类事例不止于此，这里仅举几件事示例而已。刘}`将此类歌唱男女情事的民歌看作“淫辞”，对于此类歌曲被于朝野表示不满，因此在《乐府》篇中加以斥责，流露出颇为浓厚的正统气息。他在这方面的态度，与王僧虔斥新声为“喧丑之制”是一致的。

论及音乐，连带论及乐中的歌辞时，便沿袭传统理论，显得保守，此种情况，可说是相当普遍的情形。阮籍生当魏晋易代之际，内心的矛盾痛苦，甚为强烈，其《咏怀》诗、《大人先生传》等作品，发泄满腔郁愤，决不是中正平和之作。而其《乐论》强调乐的政教作用，大谈乐之“通天地之气，静万物之神”、“固上下之位，定性命之真”，要求乐“使人无欲，心平气定”，使人“心澄气清”，并且严厉指责情怀激荡，使人“流涕感动，嘘烯伤气”的流连哀思之音。又如沈约，其文学创作颇为新变，甚至写作艳诗，而其《宋书·乐志》所体现的音乐理论.却充满保守气息。《乐志》认为乐应使人“平心正体”，感叹“淫声炽而雅音废”，批评汉武帝《郊祀歌》”多咏祭祀见事及其祥瑞”，缺商周《雅》《颂》之体，于南朝新曲，亦斥其歌辞“多淫哇不典正”。再如齐梁时的萧子显，颇有宫体格调的作品，还主张文人创作应“杂以风谣”，融会民间歌谣的语言风格特色，但论及音乐时的一些话语，如所谓“和平八风”，如“自宋大明以来，声伎所尚，多郑卫淫俗，雅乐正声，鲜有好者”，还是透露出保守气息。联系比照起来看，便觉得《文心·乐府》显得保守，并且与《明诗》等篇之论诗歌有些矛盾，实亦不足为奇。

大体说来，明、清的一些论者注意到建安文人乐府诗作反映时事的特点，并加以称道。今人对于汉代乐府民歌、和建安作者乐府诗反映现实、反映下层人民生活的优点尤为重视。但刘勰绝少言及这一类内容，更未加以称道(对汉代乐府民歌，刘勰根本未曾齿及)。《乐府》提到曹操《苦寒行》“北上”篇，那原是“伤羁戍”即反映了战争中士卒艰苦、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的作品，但如上文所引，刘勰反而说它“志不出于滔荡，辞不离于哀思”，情感不够平和，实带批评之意。《时序》篇将建安作品放在汉末动乱的社会背景上加以论析，说那时的作品“志深而笔长，故梗概而多气”。我们可以理解为刘勰这儿所说包含了建安文人反映社会动乱的一些乐府诗作，而且语含褒赞，但那主要是从情感富于力度、表现明朗的角度说的，即从艺术表现方面说的，并非称赞其内容方面的反映现实的精神。所谓“魏之三祖，气爽才丽”，所谓曹工“乐府清越”、曹植有“佳篇”，都是从艺术方面加以称赞而已。总之，刘勰对乐府诗歌(对一般诗歌也一样)的内容反映社会现实、反映人民的生活、情绪这一方面，是不予重视的。汉儒论诗，由于视诗为政教工具，故倒是注意到民间谣讴反映现实的作用。如何休《公羊解话》(宣公十五年)释古代制度，说“男女有所怨恨，相从而歌。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男年六十、女年五十无子者，官衣食之，使之民间求诗”，于是天子能了解下情，“尽知天下所苦”。《汉书·艺文志》论西汉采录乐府诗，也说:“皆感于哀乐，缘事而发，亦可以观风俗，知薄厚云。”这可说是儒家诗论中的一项重要内容，而六朝论者于此多置而不讲，刘勰亦然。

乐府民歌在艺术上有其特色。明清论者颇称赞汉代乐府民歌的浑朴真挚，现代学者更重视其叙事和塑造人物形象的长处。刘勰在这方面无甚认识。在他看来，民歌之述间里小事和语言之质朴无文都是缺点而不是优点。轻视民歌，这也是当时的风气，钟嵘《诗品》、萧统《文选》都对民间歌谣持排斥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