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故事：评论历代各体文章（6）
下面从《诊赋》等篇看刘勰对历代赋作的评论，从中窥探其文学思想。刘勰认为赋这种文学体裁，始于《诗》中赋(即直言铺陈)的手法，吸取了《楚辞》的一些特点，至荀况、宋玉而正式成为一种独立的文体。他历数各代名家美制，以荀况、宋玉、枚乘、贾谊、司马相如、王褒、扬雄、班固、张衡、王延寿十家为“辞赋之英杰”，而以王粲、徐干、左思、潘岳、陆机、成公绥、郭璞、袁宏八家为“魏晋之赋首”，对于他们大体上都表示肯定。这些名家名篇，绝大多数都见于《昭明文选》，其中不少人还是《文选》选录的重点。刘勰的看法反映了当时人们共同的观点。
关于赋汉人认为应该发挥讽谏的作用。不论对赋持肯定还是否定的态度(前者如司马迁、班固，后者如晚期的扬雄)，其实都着眼于此，只不过肯定者认为赋起到了这样的作用，否定者则以为赋劝百讽一，达不到讽喻目的而已。这是重功利、重政教的儒家文学观点的体现。刘娜的态度如何呢?
《诊赋》篇末论作赋应注意之点，有“繁华损枝，膏腆害骨，无贵风轨，莫益劝戒”的话。此外如《比兴》篇曾说到汉代文人缺少直谏的精神，讽刺道丧，于是赋颂大盛，意谓汉赋往往缺少讽谏。又《杂文》批评诸家“七”篇，“虽始之以淫侈，而终之以居正，然讽一劝百，势不自反”。“七”虽被另列人《杂文》，其实可视为赋的一类。从这几处言论看，刘勰比较倾向于扬雄的观点，即认为汉赋大多并未能起到讽谏作用。但是，刘勰又尊重赋的发展历史，并不如扬雄晚年那样，对赋加以否定。相反，他对于赋的艺术特色充分理解并予肯定，那就是赋“体物”即描绘物象的功能。陆机《文赋》说“赋体物而浏亮”，已对此种功能加以概括。沈约《宋书·谢灵运传论》说，司马相如“巧为形似之言”，亦指其赋作之“体物”而言。《诊赋》篇“释名以章义”云:“赋者，铺也，铺采摘文，体物写志也。”也拈出“体物”二字。赋中描绘物象，也有言志成分，而且有的赋以言志为主，《诊赋》所举“贾谊《鹏鸟》，致辨于情理”，可说即以言志为主的一类。汉末以来，言志抒情的小赋更形发达。刘勰在指出赋“体物”的同时，也提“写志”，当与此种情况有关。不过刘勰的注意力主要还在“体物”一边。这是符合实际的，“体物”毕竟是汉魏六朝赋的主流和特征所在。
试看刘勰评历代赋所说:“灵均唱《骚》，始广声貌”;荀况、宋玉，“极声貌以穷文”;“(枚)皋、(东方)朔以下.品物毕图”;“子渊《洞箫》，穷变于声貌”;“延寿《灵光》，含飞动之势”，都直接说到描绘物象。又《诠赋》论及咏物小赋，云:“拟诸形容，则言务纤密;象其物宜，则理贵侧附。”侧附，犹《才略》之“附声测貌”，亦如《明诗》所说“宛转附物”，是指描写物象逼真。又《比兴》举比喻之例，“或喻于声，或方于貌，或拟于心，或譬于事”，从宋玉《高唐赋》至张衡《南都赋》凡六条，其中五条都是赋中“体物”的例子。《夸饰》也称赞赋家以夸张手法用于体物，“气貌山海，体势宫殿，峻峨揭业，熠耀馄煌之状，光采炜炜而欲然，声貌岌岌其将动矣”。凡此都表明刘勰对赋这种文学样式“体物”特点深有体会，并颇为欣赏。《诊赋》赞云:“赋自《诗》出，分歧异派。写物图貌，蔚似雕画。"将赋的特点归结为体物之工。其论赋之关键，实在于此。这是刘勰总结历代赋作的艺术特色而得出的看法。
《诊赋》“敷理以举统”部分说:“丽词雅义，符采相胜。如组织之品朱紫，画绘之著玄黄，文虽杂而有质，色虽揉而有本。此立赋之大体也。然逐末之侍，蔑弃其本，虽读千赋，愈惑体要，遂使繁华损枝，膏映害骨，无贵风轨，莫益劝戒。此扬子所以追悔于雕虫，贻消于雾毅者也。”既有“风轨”“劝戒”之语，又引扬雄否定汉赋的话，看上去似与上文所述肯定历代赋家、称赞赋的体物功能矛盾，似乎是和扬雄一样，因赋起不到讽谏作用而加以否定。其实不然。这段话的意思，是说赋重在铺陈，如铺锦列绣，似浓笔重彩，但是仍需注意“文不灭质，博不溺心”，不能让华辞丽采太过分了，涂饰堆垛得掩没了内容，使得主旨不明，臃肿杂乱，暗昧而无力。作赋者最易犯的弊病正在于此，故刘勰加以强调。陆机《文赋》说:“赋体物而浏亮。”浏亮有表现明朗之意。刘勰这儿所说，实与“浏亮”相近似。他要求赋作“义必明雅”，“词必巧丽”，词虽“丽”而不妨害义之“明”。这其实就是《情采》篇所说的内容与辞采的关系问题。任何内容的文章，不论是意在讽谏还是表现其他的内容，都得处理好二者关系。“文虽新而有质，色虽揉而有本”，“质”与“本”，只是指赋的主旨而言;至于这主旨是否在于讽谏，刘勰却并不强调的。虽借用了扬雄的话，其实意思实有所不同。扬雄既否定司马相如等人的赋，也否定他自己的赋。(诊赋》却将包括二人在内的楚汉赋家都称为“辞赋之英杰”，称赞扬雄《甘泉赋》“构深玮之风”。《时序》有一节甚可注意，即称赞汉宣帝(刘询)“集雕篆之轶材，发绮毅之高喻，于是王褒之伦，底禄待诏。”雕篆，即扬雄所追悔的“雕虫篆刻”。这儿句话称颂汉宣帝优遇王褒等文人，让他们充当文学随从，制作赋颂。“发绮毅之高喻”，反映了宣帝的文学思想。当时有人批评汉宣帝使王褒等作赋乃“淫靡不急”之务，宣帝引孔子“不有博奕者乎?为之犹贤于已”之语作答，并说:“辞赋大者与古诗同义，小者辩丽可喜。辟如女工有绮毅，音乐有郑卫，今世俗犹皆以此虞说耳目;辞赋比之，尚有仁义、风谕、鸟兽草木多闻之观，贤于倡优博奕远矣。”宣帝之时，儒家美刺讽谕的功利主义文艺观占统治地位，而他则公然肯定文艺作品娱悦耳目的作用，包括辞赋“辩丽可喜”的审美功能。虽然还以“仁义风谕”为言，实际上其用意很明白是在于其娱乐作用一边。刘勰对汉宣帝的话显然甚为欣赏，故称为“高喻”。他对于赋的肯定，其实也是意在此而不在彼的。
《文心雕龙》上篇论各种文体，其中诗、赋最富于文学性，其论述情况已见上述。其他诸种文体，有不少偏于实用。但即使是实用性的体裁，也须讲究写作艺术，往往具有审美因素。作者既须注意这一方面，读者亦可视为“人耳之娱”、“悦目之玩”，加以欣赏。下面着重从这一方面观察刘勰对历代作家作品的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