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都是依法治国 是否能说明韩非法家思想比道家儒家更先进？

并不是，反而要糟糕得多。

法律的神圣是源于道德文明的崩溃。法律治标，文化治本。法律对于滋生法律的文化土壤无能为力，对于越过法律潜入文化土壤地带从事更大损害、更大掠夺的行为无能为力。

法律是维持社会秩序的最后一道防线，是最软弱、最无奈的强大。

法律是社会道德的底线，是解决最基本、最表面的问题，不解决文化的根本问题，文化的问题只能由文化的觉悟解决。

一个民族的文化属性就是这个民族的主，主宰着这个民族的文明、荣辱、兴衰。一个民族最强调道德的时候，正是这个民族道德最沦丧的时候。

现在的状况就是法律条文越完善，铤而走险、违法犯罪的人反而会越多。所以说儒家的“德治”远远比法家的“法治”要重要得多，而最高的境界是道家的“无为而治”。

五千年前，三皇五帝的时候是“圣贤治世”“无为而治”，那个时候人民的思想道德境界都很高，有心中的道德准则作为约束，规章法则只需稍加辅助就可天下太平。

孔子特别推崇上古“三王之治”的原因就在于此，可是随着圣贤的陨落，世袭制的出现，整个世道人心就开始堕落，人民的私欲也逐渐膨胀，时空流转就到了春秋战国时期。

在春秋时期，孔子虽然非常向往上古时期的“无为而治，天下大治”，但是整个世道人心，已经堕落到一定程度了。孔子心里也明白“此一时，彼一时”了。

可是，在他“五十而知天命”之后，孔子明白他的使命就是要挽救那个时代的世道人心，不管成与不成，这都是他的责任，所以他才会说，他的所作所为是“知不可为而为之”。

但是，历史的发展是有规律的，个人的意愿终究无法与时代的潮流相对抗。所以他十四年周游列国，“惶惶如丧家之犬”，不得重用，而法家思想则大行其道。

但是不管最终结果怎样，他的行为是伟大的，是有价值的。

然而“天不遂人愿”，孔子树立的纲常伦理，道德规范，被后世统治集团所利用，曲解了孔夫子的原意。孔子推行的自觉遵守的“真道德”，变成了强制执行的“假道德”。

以至于近代以来，我们有不少人将民族沉沦的责任全部扣到了孔子的头上，虽说孔子也难逃其责，但是我们也最好不要诋毁我们民族圣贤的伟大，因为这是我们民族的“北斗星”。

而如今我们国家的治国方略是“以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相信有五千年文明史的中国自有其背负的历史使命与时代价值，为世界文明的发展方向做出典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