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的“义利观”

孔子不反对“利”，认为“义”是人之本性，他说“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论语??里仁》）”，但要取之有道，所以接着说“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论语??里仁》）”，还说“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论语述而》）”，由此见，孔子又重义轻利。

孟子呢，则是典型的重义轻利观。在孟子看来，“义”是行“礼”关键。他指出：“夫义，路也；礼，门也。惟君子能由是路，出入是门也。（《孟子．万章下》）”意思是说，“义”好比是大路，“礼”好比是大门。只有君子才会从这条大路，出入这个大门。于是严义利之辨，强调：：“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孟子·告子上·鱼我所欲也》）”这就是著名的“舍生取义”。这是将“义”与“生”放在一起作选择。那么“义”与“利”呢？他在《梁惠王上》中道出了重“利”的后果：“苟为后义而先利，不夺不餍。”还在《滕文公下》中指出“仁义”被遏止的恶果：“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可以说，孟子力图破除个人利益至上的观念，将“义”确立为社会人生的最高价值。

孟子对梁惠王说：“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这里的“仁义”，在孟子眼中是人间大义，是君王最大的“利”。所以他强调“未有义而后其君者也”。

孟子在《告子下》）中，反对宋钘拿“利”去游说秦楚之王，认为这样会带来全国上下都趋利去义的局面，“为人臣者怀利以事其君，为人子者怀利以事其父，为人弟者怀利以事其兄，是君臣、父子、兄弟终去仁义，怀利以相接，然而不亡者，未之有也”。如此国家陷入“上下交征利”的境地，就十分地危险了。也就是说，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沦落为“以市道交”，人丧失对仁义的价值的关怀，最终必然导致国家的覆亡。

那么如何游说秦楚之王阻止战争呢，孟子提出的办法就是“仁义”。“以仁义说秦、楚之王，秦、楚之王悦于仁义，而罢三军之师，是三军之士乐罢而悦于仁义也。为人臣者怀仁义以事其君，为人子者怀仁义以事其父，为人弟者怀仁义以事其兄，是君臣、父子、兄弟去利，怀仁义以相接也，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孟子的义利观，是从社会国家利益来考虑的，与他的仁政理想是联系在一起的。

孟子的“义利观”，高扬起仁义的大旗，把仁义张扬为私利之上更高的价值。其背后虽然摆脱不了君臣父子的传统观念，但可以启发我们省察惟利是图这种价值观念以及人生追求的社会弊害，有很深的现实意义。惟利是图这种价值观会使人丧失对道义的关怀，不体恤、关爱他人，损人利己，危害社会。而去“利”趋“义”，则可使人心由此而纯，有功于社会。

这应该就是孟子“义利观”的现实意义和价值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