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乡变迁：金华与多彩贵州百姓大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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岩下古村落
我的家乡，坐落在黄家渡水电站库区上游的六冲河畔。由于历史原因，家乡几度变迁。时光如水，水如时光，家乡的山，故乡的水，渐行渐远。特别是那远去的古村落，只能听90多岁长者茶余饭后的闲谈中慢慢数落——
据老人说，以前，故乡青山绿水，飞鸟走兽成群，荒芜一片，本无人烟。为了躲避土匪盗贼，从四面八方逃荒而来十余人，萍水相逢，同病相怜，相依为命。他们为了生存，亲如一家，结为一体，抱团取暖，同入河岸，寻避风港，来到一个背风的岩脚下，依山劈林，临水建屋。岩脚近处，恰好有一股四季流淌的清泉，于是借此凿井，备为人饮。就这样，傍水而居，靠岩而住。
那时，岸上森林茂盛，植被迷人，可以随意开垦，杂木杂草用火烧，燃尽后的土皮灰胜过肥料。种下庄稼，长势喜人，粮食丰收，单是胡萝卜，就重达一两斤。每年吃不完的余粮，除用于养猪外，还可以拿去兑换大米。且一年能杀两头肥猪，想品原汁原味的河鱼也很容易。
尽管那个年代可以靠山吃山，依水吃水。但过的依然是刀耕火种、人背马驮，近乎原始状态的生活。天有多高，地有多厚，外面世界不知精彩。直到文革前夕，有人不慎失火，岩下的村落，一刹那间化为灰烬，消失殆尽。村民们才搬移到岩头上——狼芨坡生产队。但如今，岩下的残墙断壁，依稀可见。
狼芨坡生产队
狼芨坡生产队，即新庄村七组，小地名叫岩头上，因河岸长有一大片蕨类植物狼基而得名。
1966年，为了烧柴和饮水方便，祖父从下坝迁入岩头上。这里文化落后，时逢公社大集体年月，读过高小的父亲能写会说，如鱼得水，被公推为队长，又记工分又记账。加上德高望重的长者杨明安，被村民们尊称为一对扣和好的唢呐匠。大凡村里的大务小事和婚嫁事宜，都要由他俩出面，才能处理妥善，解决圆满。
这时期，交通不便，烧煤困难，对森林的乱砍滥伐和无度的开荒开垦，使生态平衡遭到破坏，水土流失严重，山穷水败，连年灾害。加上出工不出力的懒散习气，村里既往和谐的气氛逐渐不复存在。一旦遇上水涝干旱，全村就会一年难有半年粮。
记得1980年春，村里遇上水灾，河岸600—700坡地的庄稼全被冲走，连续补种数次，也无济于事，回天乏力。当时，县委书记不得不亲自出马，身临其境，了解灾情。而后因地制宜，拟定果断措施，退耕还林还草、发展畜牧养殖业。县里划拨4000多元专款，为全村购买10余头牛，还给予一定救济粮，分发到灾民手中，才让村民度过了那不寻常的难关。
知识改变命运，教育成就未来；今天的知识，就是明天的经济。相对而言，父亲是全村稍有文化素养的人，接触面宽，阅历丰富，交游较广，略有眼光，一向对知识无比眷恋。在父亲的倡导下，村民们哪怕只居住着土墙茅屋，也乐意挤出血汗钱，共同修建了一栋砖瓦学校。然后，四处游说，从远方请来老师上课。从这所小学走出了20多个中学生和5个大学生，对一个只有10多户人的山村和一所民办耕读小学来说，那地那时，实属不易！
路旁移民街
随着改革的春风吹拂，勤劳致富，虽成现实。但家乡地处六冲河畔，由于岸上坡陡，沃土流失严重，贫瘠坡地长出的草，对日益增多的牛群早就供不应求。平坦一点的土地除了栽种玉米以外，其它农作物又不出，要想奢望吃点豆子和辣椒之类的，还得在高处向别人“讨”土种。年成好时，“五五”收成，否则费力不讨好，收益仅够交租，经济来源尤其面窄。因此，在我读书期间，学费全靠养猪，同学问我：“你家今年杀年猪没有？”我说：“早被我一人吃掉了！”
2002年，黄家渡电站修筑竣工在即，作为水库淹没区的家乡，也积极影响党的号召。凡是居住在1140m水位线下的，要求全部搬迁。家乡的房屋虽然处在1140m水位线以上，但赖以生存的黄土地全部位于此分界线以下。开始的88个包产人口，只有40余人能够享受到随迁待遇。但作为情况特殊之地，经村民们多方合情合理合法反映，上级部门极为重视，酌情特殊处理。后来，全村人全部享受直迁待遇，搬到牛场乡政府附近的乐公村，每人领取3万多元的搬迁补助费，安家落户公路两旁。一栋栋的钢筋水泥平房，好似“别墅”拔地而起，又如商贾街道，形成了“移民街”。春种夏长，秋收冬藏，乐业安居。
家和人顺还得风调和雨顺，天好地好更要党的政策好。要不是党的英明领导和利民政策，家乡不会有如此几番变迁，乃至后来的升级变迁。要不是改革拂面的春风、西电东送的宏图构想和新时代的乡村振兴，家乡的历史也许将永远定格在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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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金华
文字编辑/舒畅
视觉实习编辑/杨简
编审/李缨